“十三五”时期中国环境监管体制改革的形势、目标与若干建议

本文构建了包括监管的立法、组织体系、监管权力配置、监管工具与程序、问责机制、监管能力等要素在内的环境监管体制分析框架,从污染物排放趋势、国家制度建设等角度分析了"十三五"时期中国环境监管体制改革面临的挑战、目标和思路。"十三五"时期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时期,完善环境监管制度是推进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面对严重环境污染所带来的挑战,在此期间加快环境监管体制改革、提高环境监管有效性是切实实现治污减排的根本保证。完善环境监管体系、改进监管方式、创新监管手段是建立治污减排长效机制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完善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依法行政的要求,中国环境监管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按照合法性、独立性、透明性、可问责性、专业性和执法能力、可信性等原则建立和完善现代环境监管体制,为此必须从专门立法、组织结构、权力分配、问责机制、监管程序与工具、监管能力建设等各方面推进改革。本文提出了"十三五"时期环境监管体制改革的思路及若干建议,主要包括:加快修订环保法律法规,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推进环境司法常态化、规范化和专门化,进一步提升环境监管法治化水平;从纵向、横向上优化环境监管组织结构,强化区域层级的监管与督查功能,强化中央层级环境监管机构对环境信息的获取能力;优化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机构设置以及相关职能,建立并完善内部机构的协调机制;完善环境监管的内外部问责机制,把做实对监管者的监管机制作为优化环境监管体制的抓手;强化对监管工具的顶层设计,做实监管程序中关键环节,建立环境监管影响评估制度;加强环境监管能力建设,推进环境监管制度队伍职业化发展,保障各级环境监管机构具有充分履职的能力。环境监管体制的改革和完善,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论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改革的事权配置逻辑

我国生态环境监管正处在新旧体制交替的改革时期,选择适宜有效的事权配置模式是改革成功的前提和基础。我国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改革的事权划分存在权力配置互相冲突、重叠,职能机构过度依赖地方政府,“中央—地方”职责划分不清,“运动式治理”不长效等实证问题,究其症结,是“科层制”逻辑下事权配置模式的固有弊端,其忽视了省级政府在科层结构中的特殊性、悬置了跨行政区域的环境监管问题、产生了“环保一刀切”等执法不理性问题。为此,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改革做出了“适度科层化”的逻辑调整,借此打破了央地之间事权同质化趋势并发挥了省级政府“监管”与“监督”的双重职能。为满足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改革的未来需求,必须进一步优化生态环境监管的事权配置逻辑,在纵向事权配置上实现“科层化”与“去科层化”逻辑的灵活切换,横向事权配置上实现“职能分工”与“职能衔接”逻辑的协同进行,还要顾全作为特殊监管领域的主体功能区监管的事权配置,即实现制度供给与协调联动的共同助力。

环境监管体制的审视：从重金属污染的角度

严峻的环境形势下,重金属污染仿佛压垮环境监管的"最后一根稻草"。基于对A县的微观分析,可以发现职责虚化与协调障碍是环境健康监管体制的首要问题,单一薄弱的监管手段是环境健康监管体制的重要问题。为此,提出"整合性监管"的研究范式,强调:环境监管工具的协同与整合,环境监管各阶段的协同与整合,各环境监管机构的协同与整合,监管式执法与公众参与执法的协同与整合,宏观治理措施与微观治理措施的协同与整合。

论环境监管体制桎梏的破除及其改良路径——《环境保护法》修改中的环境监管体制命题探讨

法是一种社会产品,法律的活动及发展在于社会本身。因此,"法之理与力在法外",法的形成及其功能进化与社会生活的变迁密不可分。《环境保护法》实施了20余年,修改《环境保护法》是科学发展观提出与生态文明演进的必然需求。而环境监管体制是当前《环境保护法》修改中首当其冲的重要议题。其中,培育多元化环境利益平衡机制、完善环境监管体制构成、拓展市场化机制、深化公共参与路径,将是多元改良路径的重要抓手。这也是生态文明演进的内在要求。

新时代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法治创新论纲

我国新时代生态环境监管体制面临着三大矛盾,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生态环境监管体制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美好生态环境监管体制的需求和法治创新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美好法治创新的需求和法制与治理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从法治创新的视角切入,三大矛盾应分别向宪法上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实现、行政法上环境事权的分配与再分配、环境法上领域法的系统作为进行转折。生态环境法制的完备化、执法的严格化、司法的专门化、守法的普遍化构成了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法治创新路径的总体谱系,而“生态环境监管委员会组织法”则为我国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法治创新路径提供了具体承载,成为我国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法治创新路径的最优选择。

从法治视角探究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改革

当前我国的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在监管主体上以政府为主;在监管对象上以生产者为主;监管手段上以行政监管为主。"政府刚性监管,生产者被动执行监管要求"的监管体制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随着社会治理环境的变化,这种传统的监管模式开始出现各种问题:政府环境监管职能与经济管理职能存在冲突;环境监管对象的庞杂造成监管力所不逮;行政监管"运动式"监管短期有效,长期存在弊端。从法治视角来探究生态环境机关体制改革,应做到:从政府监管到多元监管,实现全民共治、共享;从监管生产者到监管环境要素,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从"运动式"到制度化、常态化、规范化,实现对环境监管的全面监督。

建立系统、超脱和灵活的环境监管体制——以《环境保护法》的修改为契机

现行环境监管体制存在"着眼相对片面、发力较为拘束、运转过于呆板"等问题。因此,应当以《环境保护法》的修改为契机,建立"着眼系统、强调综合决策,力求超脱、落实环境职责,讲究灵活、追求监管效果"的环境监管体制。

国家生态环境监管执法体制改革方案研究

为了推进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独立进行环境监管和行政执法的改革要求,本文论述了建立独立的生态环境监管执法体制的必要性,评述了目前我国生态环境监管执法体制存在的问题。本研究从法律基础、国家、地方、农村生态环境监察执法体制、联合执法机制等五方面设计了体制改革的具体内容,并从各层次执法体制改革、建立统一监管执法体系这两个阶段规划了体制改革的路线图。

环境监管制度研究

政府"环境监管失灵"是生态文明建设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究其成因,主要有来自政治、经济、财政的外部制约和我国环境监管体制内部的缺陷。因此,我国亟须转变环境监管模式,并同时完善环境监管的内部体制和外部监管体系,以期建立长效有序的环境监管制度。

垂改背景下县级生态环境部门的法制困境与法典回应

环保垂直管理改革更新了生态环境监管体制的事权配置,县级生态环境部门作为上级主管机关的派出机构,不再具有独立的执法权限。现行环境立法尚未及时回应体制改革的进展,导致县级生态环境部门立法定位之抵牾、监管主体上下级之间事权配置同质化、县级生态环境部门法律地位不明等法制困境。在环境法典编纂尚未完成之前,可以采取委托执法的过渡方案为县级生态环境部门的执法提供法律依据,但这仅为权宜之计,编纂环境法典是回应县级生态环境部门法制困境的法治路径:应当在《生态环境法典》“总则编”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一章之“公权力主体与监管体制”一节中专门规定“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条款,明确规定国家级、省级、地市级三级“法定的监管主体”,明晰各层级生态环境部门的法律地位与事权配置,并规定地方性法规等下位法可以授予县级生态环境部门在一定范围内独立的执法权限。

基于雾霾天气探索我国环境监测的社会化及能力建设

最近几年,雾霾现象一直困扰着我国对大多数的城市地区,这种恶劣天气的出现给人们的生存处境以及正常生产生活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与此同时,也能够从种种雾霾天气的产生得出我国的环境监测管理体制存在有很大的漏洞。所以说,要想从根源上杜绝此类状况的再次出现,就需要将目光聚焦在国家的社会化及生态能力构建的层面上来,探究出适合我国发展形势的生态治理途径。

美丽中国和生态文明建设:新时代 新任务 新征程

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重点方向与方略,是接下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发展的主基调。文章分析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成就与问题,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已提升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千年大计的新高度,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战略任务中,要推进绿色发展、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

环保：中国就“绿色增长”提出五主张

就如何实现中国“绿色增长”提出五点主张：一是突破资源、环境“瓶颈”制约，大力发展“最有效利用资源、保护环境”的循环经济。二是探索打破行政区划．根据不同区域与流域的人口、资源、经济、环境容量，重新制定不同区域的发展目标和方式，设定不同的考核标准。三是积极制定一系列环境经济政策，用经济杠杆调节环境保护的相关利益分配。四是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加强环境监管．进行环境监管体制改革。五是加强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和监督。

论我国生态环境监管权的优化配置

生态环境监管权完善是我国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改革中的重要内容;生态环境监管权的整体配置过于分散、部分权力虚化等,是现行生态环境监管权配置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对生态环境监管权的优化配置可以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实效的取得,以及规范生态环境保护领域中行政权力的行使;优化配置生态环境监管权可以从合理整合、强化监督与制约两方面予以突破。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中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进行了顶层设计,为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提供了基本遵循。回顾“十三五”时期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不足,对指导“十四五”时期的生态文明建设大有裨益。针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的新目标,结合当前党和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经验,提出新时代构建生态文明的建议:一是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纲,构建绿色发展模式;二是筑牢系统治理思维,构建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体系;三是改革管理制度,构建适宜跨部门、大流域的行政监管治理体系;四是完善保护环境法治体系,构建完备的依法治理环境保护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