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艾组织何以生存:基于“制度环境—社会需求”的双重视角

已有关于防艾组织的研究多强调这类组织在转型过程中的式微,忽视了部分组织在新的制度环境和社会需求下的行动调整。通过对一家名为“逍遥”的防艾组织的研究发现,随着制度环境和社会需求的变化,防艾组织及时转变自身的组织定位及主要工作内容,进而得以在大量同类组织关停的时代依然生存并不断发展。在第一阶段,防艾组织面临的主要制度环境是国际资金项目及其较为宽松的资金管理制度,反对歧视污名与完善相关制度是主要的社会需求,防艾组织的主要工作是开展政策倡导并向社群提供可靠的艾滋病知识。在第二阶段,国家加强对防艾组织的资助与监管,政府成为防艾组织主要的资源来源,扩大检测、尽早发现感染者以及获得准确且隐私得到保障的检测咨询和感染后关怀服务成为主要的社会需求,此时防艾组织的主要工作内容开始偏向提供服务。

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社会组织原告主体的确立

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社会组织原告主体地位在法律适用上遭遇理论与实践双重困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89条第2款为未来社会组织的发展预留了可适用的法条空间,可从法教义学分析视角出发,在多种法律解释路径下挖掘社会组织可适用的实体法依据。社会组织启动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制度建构可从以下几个层面展开:社会组织主体范围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规定的主体外延保持一致,在起诉门槛上不应设置过高准入条件而需关注其资质性事项;社会组织启动涉海公益诉讼的地域范围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划定的法效范围相当;可采用“概括+列举”立法技术规定社会组织提起涉海民事公益诉讼的案件类型;政社检三元主体在起诉顺位设置上具有二层位阶。

论社会组织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监督机制的构建

目前我国由社会组织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现象:一些全国性的大型环保组织提起了一批在全国范围内有较大影响力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有力推动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同时,我国也有部分小型环保组织在利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牟利。我国的社会组织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存在缺少针对社会组织诉讼行为的监督机制、社会组织是否利用公益诉讼牟利的判断标准不明确、社会组织利用公益诉讼牟利的法律后果不明确等问题。对此,应当通过构建以检察监督为核心的监督体系、确立检察机关的强制支持起诉制度、明确社会组织是否利用公益诉讼牟利的判断标准、完善对非法牟利社会组织的处罚规则等途径予以应对。

数字技术赋能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环境治理——以“村转居”社区为例

【目的】以社区社会组织为组织平台,数字技术创新社区环境治理。【方法】以北京市W社区的环境治理志愿服务组织为案例分析,发现数字技术赋能社区社会组织回应“村转居”社区环境治理需求。【结果】社区社会组织微信群构筑的“虚拟公共空间”成为居民高频互动和环境监督的重要隐形场域,增强了居民的情感连接和组织黏连性。【结论】数字技术赋能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环境治理,畅通了社区社会组织与社区居委会、志愿者、物业公司、社会工作者等多元主体的沟通渠道,微信群线上交流协商与线下组织行动的协同提升了居民的集体效能感,进一步推动“村转居”社区不同群体之间的整合,使居民关系走向自由、开放和连接。

接力式建构:环境问题的社会建构过程与逻辑——基于环境社会组织生态位视角分析

即使面对相同的环境污染风险,为什么仅有部分环境议题被公众认知并进入公共政策议程?复合型环境治理试图弥合多元主体碎片化治理的困境,但对于不同类型环境社会组织多层次建构环境问题缺乏系统讨论。基于三个典型案例的过程性比较分析,本文从组织"生态位"以及"社会建构"的过程视角提出"多元生态位—接力式建构—环境议题政策化"的问题建构解释逻辑。研究发现:(1)以环境治理事件流阶段、专业性水平与功能定位标准,可将环境社会组织划分为前端、中端和后端/末端三大生态位。(2)多元生态位环境社会组织成功建构环境问题的行动策略凸显多阶段协同合作的特征,即多层次资源动员、立体式全媒体为我所用、多元化媒体符号的形象表达、环境正义多层次实践以及制度内外策略性呼应等。(3)通过自上而下环保意识觉醒以及自下而上公众环保行动倡导过程,形成环境主张从专业话语到公众行动实践的接力式建构模式。

中国会计不道德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组织和社会环境的视角

从组织和社会环境角度出发,采用实证研究,运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建立了基于组织和社会环境视角的会计不道德行为模型。通过该模型发现,影响会计不道德行为的主要因素是上级的压力、法律的惩戒力度和领导层的道德状况,并且还发现各个因子对会计不道德行为的贡献程度是不一样的。

对农传播与自组织化:复杂网络环境下的社会结构研究

村村通网络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导致农村的信息质量、意见领袖、媒介形式等发生了变化,网络自组织让更多的农民参与信息的生产与传播。作为对农传播的接受者,想要获得更多的知情权、表达权,就必须参与农村网络的建设与维护。囿于农民的年龄结构、文化水平与传统习惯,农村面临着更多、更严重的网络失范现象。要实现城乡信息传播体系的生态位平衡,就必须协调各种力量,在技术支持、媒介平台、教育培训、表达能力、风险管控上予以创新,才能实现对农传播与自组织化的共同发展与协同进化。

从双重管理到规范发展——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制度环境分析

近年来,伴随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中国社会组织发展迅速,并在提供公共服务、弥补市场和政府的不足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在当前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制度环境中,以双重管理为核心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阻碍了社会组织健康、规范发展。随着地方改革创新试点的深入推进,双重管理体制实现了重大突破。当下,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变革,亟待实现从严格控制取向的双重管理模式向培育扶持与规范发展并重的方向转变。

制度环境与社会组织发展:国外经验及其政策借鉴意义

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制度环境是社会组织发展的基础性和决定性因素。要促进社会组织发展,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就必须优化社会组织成长的制度环境。在这方面,国外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比如多样化的登记注册制度、激励性的税收制度、市场化的资金筹集机制、齐备的法律体系、专门化的监督制度等。学习和借鉴美、英、日三国的有益经验,对于我国践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思想,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具有极为重要的政策借鉴意义。一是要改革社会组织的登记注册制度;二是要完善社会组织的税收优惠政策;三是要构建全方位的社会组织监督机制;四是要拓宽社会组织的资金筹集渠道;五是要健全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法律体系。

组织合法性理论视角下的社会和环境披露研究评述

以SSCI、EBSCO和Emerald数据库中检索到的75篇英文文献为样本,基于组织合法性理论视角,从社会和环境披露动机、策略、影响因素和绩效等方面进行梳理分析,概括现有社会和环境披露研究的特征。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若干建议与展望,以期为国内未来研究提供借鉴。

论优化制度环境与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要创新社会治理,就必须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而制度建设是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根本。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是国家用以规范社会组织行为和活动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统称。这些制度的集合体是决定社会组织生存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可以把影响社会组织活力的制度环境分为宏观制度环境、微观制度环境和制度执行环境三类。社会组织活力是指社会组织的生命力,实质上就是社会组织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可以用社会组织的社会认同度、参与公共服务的积极性、资源动员能力和社会组织之间的竞争性四个指标来测量社会组织活力。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就必须优化宏观制度环境、微观制度环境和制度执行环境。

环境治理中社会组织参与的现状与对策

本文在梳理我国环保社会组织发展基本现状的基础上,提出我国环保社会组织参与环境治理存在政府和社会对其认识仍不到位、环保社会组织参与环境治理缺乏制度保障、环保社会组织普遍资金和专业能力不足的问题;提出了三个应对之策,即充分认识环保社会组织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对环保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并降低门槛、建立政府与环保社会组织的沟通合作机制。

青年社会组织发展的政策环境与政策建议

近年来青年社会组织逐渐从社会结构的边缘位置走向中心,成为共青团主导的青年工作格局中的重要一员。在实践中,共青团在扶持和培育青年社会组织方面仍存在合法身份、角色定位、不确定性、工作能力等问题。共青团必须遵循社会组织的逻辑,加强与社会组织登记管理部门的沟通协调,为青年社会组织的发展赢得更为有利的政策环境。

制度环境、公共服务供需对社会组织发展的影响——基于中国省级经验的实证研究

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政策支持等领域充当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然而社会组织发展也表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文章从制度环境、公共服务"供给-需求"的角度解释了社会组织发展的地区差异,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设,并采用2005-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地区层面制度环境和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需求状况对于社会组织发展存在显著影响,但影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三种不同类型社会组织发展的具体因素各不相同;社会组织的发展嵌入于其所处的地方社会情境之中,它不仅反映了地区的公共服务的供需状况,还受到地区公民政治参与程度和市场化水平的影响。

治理取向与制度环境：近期社会组织研究的国家中心转向

研究社会组织的宏观理论框架,倾向于将国家的角色简化为一个在规范上具有好或坏意义、权力格局上表现强势或弱势、立场上采取压制或支持态度的主体。但是,经验本身的发展已经远超上述理论范畴所能提供的洞察力。本文认为,近期社会组织研究出现了"国家中心"转向,呈现出一种理解与构造结社生活中国家角色的新思路。它们仍然强调国家在权力格局中的主导地位,以国家为重要的分析中心,但是却将国家落实更为具体的治理取向与制度环境。在此视角之下,近期我国对于社会组织的治理取向从"分类控制"转向了"可控发展",而国家也在整体架构与治理机制的意义上提供给社会组织更为精细与复杂的制度环境。质言之,在宏观框架和微观策略的研究取向之外,这种"国家中心"视角的分析优势在于:去规范性、多维度化、以国家为自变量和对治理实践有启发。

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制度环境析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组织迅速发育成长。我国社会组织的兴起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所催生,更是政府自上而下主动扶持的结果,体现出很强的制度推动性。因此,制度环境直接影响着社会组织的生存、发展和壮大。对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制度环境进行分析,并寻求摆脱障碍性因素的可行路径,是当前促进我国社会组织健康发展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制度环境与社会组织党建的动力机制研究——以Z市雪菜饼协会为个案

中共中央要求全面加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若要实质性地推动这项工作,一定要真正寻找到社会组织从事党建的动力。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可采用新制度主义分析的方法。整体分析框架拟采用斯科特制度环境中规制性要素和规范性要素的二维合法性机制。规制性要素主要化约为项目制,规范性要素主要化约为精英选拔制。传统意义上,新制度主义分析方法强调合法性机制,不绝对排斥效率机制,但弱化效率机制。合法性机制可以部分、但无法充分解释社会组织从事党建的动力。其动力应当是合法性机制和效率机制的耦合。合法性机制在面上提供了可供言说的动机,使其更符合外部社会期待,效率机制在幕后对合法性机制提供了支撑,使其更符合组织内部的期待。要从外部为社会组织输入合法性机制和效率机制。

从国外浒苔治理经验看海洋环境应急管理中社会组织的重要性

2008年的青岛浒苔治理过程暴露出我国应对海洋环境突发事件的严重准备不足,浒苔等海洋环境突发事件的特点决定了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的必要性。浒苔问题并非我国独有,近年来国外在各地NPO的组织下,开展了各项浒苔治理工程,凸现了社会组织的主导作用。我国目前正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对涉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海洋环境问题如果处理不当,极易在沿海地区引发新的社会危机,文章在借鉴国外浒苔治理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凸现社会组织的重要性来加强海洋环境应急管理是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

契约环境、社会资本与农合组织形式

本文把农合组织的行为抽象为农户和企业的二元博弈,分析了在契约环境和社会资本的影响下农合组织的产生、多样性及其内部治理结构的演化。研究结果表明:契约环境和社会资本之间是互补的,它们共同制约了农户和企业的策略选择;农合组织的存在性和差异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资本的大小,尤其是在契约环境较差时;契约环境的变动,会影响发起人和参与人的分成比例,即影响农合组织治理结构的演化。

基于企业社会责任导向的环境变革型领导对环境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

以企业社会责任为导向,依据计划行为理论,探究环境变革型领导对环境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机制。根据收集的319份有效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环境变革型领导对员工环境组织公民行为具有正向显著影响;环境利他关注在环境变革型领导与环境组织公民行为间起中介作用;组织支持感在环境变革型领导与环境利他关注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且表现为有调节的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