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环境纠纷非诉解决机制的专门化与法典回应

环境纠纷的特殊性与环境责任的专门性要求环境纠纷非诉解决机制应在传统方式的基础上进行专门化构建。国外的环境纠纷非诉解决机制的专门化主要体现为专门的环境纠纷行政处理机制、专门法院附设ADR机制、专门的民间性环境ADR机制三种样态。我国的环境纠纷非诉解决机制专门化应朝着引入中立评估、重塑环境纠纷行政处理、激活环境仲裁、健全生态磋商、探索设立新型环境ADR机构等方向努力。同时,在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背景下,环境纠纷非诉解决机制专门化也应在法典中得到回应,明确专门化的基本内容和形式。

贵州生态环境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研究

构建解纷功能优势互补,各解纷方式之间衔接有序的生态环境纠纷多元解决体系,是贵州省作为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区的必然探索。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理论遵循,注重对生态环境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保护,通过回应贵州生态环境纠纷解决的特殊需求,将纠纷类型化分别适用于不同层次的解决机制,畅通诉与非诉各机制间的适用衔接,最终形成以司法救济为中心、各机制之间全链条配合的形式,更好地促进贵州生态文明的建设发展。

人民法院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实证研究——以通辽市各级人民法院“和合无讼”诉源治理模式为切入点

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是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的“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有力实践。通辽市各级人民法院是内蒙古自治区“人案矛盾”突出的法院之一,总结了做好基层调解的先进经验,形成了符合当地乡规民约的调解方法和解决纠纷的方式。推进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建设,是提升辖区案件审理质效、展现地区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成效的必然选择。推进通辽市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建设,加强矛盾纠纷源头治理,将社会纠纷化解于萌芽状态,对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具有重要的意义,既是努力实现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决策部署的现实需要,又是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通辽市各级人民法院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经验,以通辽市各级人民法院“和合无讼”诉源治理模式为切入点,对通辽市各级人民法院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情况、经验、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和深度剖析,以期为内蒙古其他地区进一步优化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提供一定的参考。

多元纠纷解决机制视域中行政道歉的实体法律规范研究

作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道歉能够帮助实现“满足当事人多元需求、促进纠纷实质性化解”的目标。为了更好地实现行政道歉的功能,需要从致歉主体、对象、条件、内容以及后续法律责任等方面予以实体规范。致歉主体分为致歉组织和直接责任人等具体致歉人,致歉对象不限于社会公众和特定行政相对人,致歉条件涵盖“失政”“失德”行为,致歉内容包括分析错误、自责、补救等,后续责任追究成为行政道歉完成的最终标志。

RCEP背景下广西涉外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完善研究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生效,对广西涉外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前,广西在构建涉外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中仍存在纠纷预警工作落后、调解机制尚未完善、诉讼解决与非诉解决机制衔接不畅等缺憾。面对问题,广西需要立足于现有涉外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对标美国等国家,以及海南、浙江等地区的典型经验,通过深入优化纠纷预防工作,强化调解作用,完善多元化改革等方式积极施策,推动完善与RCEP背景下实现高质量对外开放目标相适应的涉外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

论纠纷解决机制视野下的环境信访制度

环境信访是我国环境纠纷解决机制中一项不容忽略的制度。本文以一次环境信访试验和调查切入,阐述了我国环境信访制度存在的现实基础,并提出对其进行制度改进的具体路径。

环境友好型社会中的环境纠纷解决机制论纲

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是我国的一项战略任务,是党和国家针对整个社会系统提出的要求,其目标蕴含的是一种整体性思想。环境友好型社会是各种利益冲突和纠纷都能得以合理解决的社会。为此,必须建立符合整体性思维的利益调整机制,将各种不同的利益诉求统一纳入社会平稳运行的范围以内,通过和谐的手段衡平利益,定纷止争。法律作为社会利益的调整器,对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立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作用,但传统法律并没有建立在环境友好的观念之上,其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制度体系不足以成为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整体意志、行为规范和裁判标准,故而,如欲使法律在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方面发挥功效,必须首先进行法律的变革,明确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法律内涵,发现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法律需求,探求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纠纷解决途径,进而完善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

整体性协作：区域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新视野

根据利益主体及其相互间关系,将区域环境纠纷区分为政府间的纠纷、生产经营者与公众之间的纠纷、生产经营者之间的纠纷、政府与生产经营者和公众之间的纠纷等四类。“私力救济”“商调机制”、诉讼解决等代表性的相关解纷途径以及环境信访、调解、仲裁、约谈等措施,与四类纠纷有复杂的对应性。然而,私力救济存在无序性;政府间“商调机制”存在弱程序性以及效力不确定性;司法解决则存在制度性不完善;多元解纷措施缺乏衔接和协调。应该以“生态环境整体性协作治理”作为逻辑出发点和基本理念,以全局视野、系统思维、体系化方法,从整体性上把握、以协作性为标准优化纠纷解决措施,形成“联防联治非诉讼解决司法权威裁判”的区域环境纠纷防控与解决体系,实现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生态化和系统化。

英国的环境纠纷解决机制

随着环境问题的出现,环境纠纷也越来越多。传统的解决纠纷方式已无法及时、有效地解决问题,于是各国都在积极寻求其他有效的解决途径。通过对英国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研究,我们应该更多地思考它带给我们的经验。虽然我国目前以调解、仲裁、行政裁决和诉讼为主要表现形态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已初步形成,但是这种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之间远未形成一个功能互补和程序衔接的有机体系。因此,我们必须在制度上重视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与诉讼机制之间的有机衔接,强化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在实践中的有效性,进而达到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与诉讼机制之间的良性互动、互通有无、彼此支持的理想境界。

论环境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

目前我国的环境纠纷解决机制有诉讼机制和非诉讼机制(简称ADR模式)之分。环境纠纷的ADR模式在经济上具有快速简洁、廉价高效、符合当事人利益的特点,对于缓解司法资源的不足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它也存在不足之处,比如因程序随意而带来的非公正性、解决结果效力不明确、和解失败将付出更大成本等等。随着环境纠纷非诉讼解决成为一种世界趋势,重新审视我国现有环境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的特点及不足,并根据其特点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环境纠纷ADR模式的建议,使环境纠纷ADR模式在实体和程序上都更加规范化,有利于完善环境纠纷解决体系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中自然资源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因自然资源的取得、使用和流转引发的纠纷随着经济发展不断增多,一个理性的社会应当有多种纠纷解决途径,为纠纷主体选择适宜的解决方式提供保障。本文通过探究自然资源纠纷的内涵,从自行解决方式、行政解决方式、司法解决方式等三个方面,对中国资源纠纷解决机制的立法现状、存在问题、完善建议进行了阐述,以期寻找有中国特色的资源纠纷解决制度设计,提高资源纠纷的解决效率。

流域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建构

流域环境纠纷解决机制构建必须以流域生态系统的自然特性为逻辑起点,以生态整体主义、生态系统管理、公共利益理论为理论依据。针对我国现行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割裂流域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审判权缺位、公益诉讼机制缺失等弊端,我国应在充分尊重流域生态系统的自然特性,遵循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国际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构建统一、权威的流域纠纷行政处理机构和专门化的流域司法机构,在流域层面上建构一个以流域环境公益保护为目标、执行权和监督权相制约、行政权与司法权相协调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论我国环境资源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以“两型社会”的构建为背景

我国目前面临着严峻的环境资源问题,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两型社会")是我国解决环境资源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健全和完善现行的环境资源纠纷解决机制是当前建设"两型社会"的基本要求。在分析我国环境资源纠纷的行政解决机制、司法解决机制、私力或社会解决机制的现状和缺陷的基础上,探讨如何完善现行的环境资源纠纷解决机制,对于构建"两型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环境纠纷替代性解决机制引论——基于制度发展历程的考察

以"调解、仲裁、微型审理、中间人制度"为主要形式的环境纠纷替代性解决机制在美国环境纠纷解决中运行效果显著,其成长历程是一个"社会需求——个案推动——司法回应——立法支持——普及发展——影响社会"的良性循环过程。民间组织在环境纠纷替代性解决机制的发生、发展、壮大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而深厚的历史沉淀、成熟的民众基础、广泛的适用范围、成功的示范案例、公信力高的中间组织是环境纠纷替代性解决机制成功的主要原因。

农村环境健康纠纷解决机制的困境与出路

解决农村环境健康纠纷的途径主要包括民事解决机制、行政解决机制、刑事解决机制和自力救济机制。我国农村环境健康纠纷解决机制为纠纷提供重要的法律依据,同时也面临诸多困境,主要包括民事解决机制的法律依据不足、行政调解不力、自力救济与刑事责任在司法实践中被错误判断、赔偿制度不完善等方面。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应从立法、行政、司法等方面,确立环境损害赔偿的无过错责任原则,科学地规定确定赔偿限额的原则,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明确环境行政行为的法律效力,解决司法机关误判问题,同时提高污染受害者合法维权的意识。

仲裁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应用

仲裁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应用,有利于促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推动生态文明法治建设,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仲裁应用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解决机制具有自身独特价值和可行性。美国、日本等国家已经确立了包括仲裁在内的多元化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解决机制。我国应当积极推动《仲裁法》的修订,确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仲裁的法律地位,设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仲裁机构,明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仲裁的原则和规则,以求提高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解决的质量和效率。

关于我国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反思与重构

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多元化的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然而各种环境纠纷解决方法之间缺乏沟通和协调,同时,各种环境纠纷解决方法本身存在诸多问题。论文意在反思我国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在立法和司法中存在的问题,重构一个科学、系统、高效环境纠纷解决机制。

超越与限制:环境侵权纠纷解决的谈判机制

谈判机制在国外是一种最基本的纠纷解决方式,但我国现实中并没有从规范到实践上予以足够重视。谈判机制在解决环境侵权纠纷中具有其他类型的纠纷解决机制无法替代的优越性,它能直接针对当下环境权利法定化程度不高的弊端,应对环境侵权纠纷的非经济性特征;它开放而包容的机制促使环境侵权纠纷当事人"向前看",能促使环境侵权纠纷从实质上得到解决。同时,它也是一种在机制设计上缺乏外部法律监督的纠纷解决程序,并不能应对所有的环境侵权纠纷,必须通过细致的类型化研究,清晰界定其可适用的范围。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绿色壁垒”纠纷解决机制研究——基于环境合作视角

中国—东盟框架内的纠纷解决机制虽然已经初步建立,但是难以有效解决现有的"绿色壁垒"问题,主要原因在于"绿色壁垒"本身具有一定合理性,且解决纠纷机制具有受经济发展不平衡影响、政治诉求等内生性的困境。要解决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绿色壁垒"问题,必须结合"绿色壁垒"的两面性,寻求环境保护的对话与合作,构建环境质量体系、环境标志互认机制和环境壁垒预警机制。

环境侵权纠纷解决机制探究

环境侵权纠纷解决机制是环境侵权纠纷各种解决方式、制度的总和或体系。我国目前环境侵权纠纷的解决机制存在着许多缺陷,不适应环境侵权纠纷解决的需要。完善我国环境侵权纠纷解决机制应当在立法指导思想上坚持环境诉讼和环境ADR并重的原则;增强环境侵权纠纷各种解决方式之间的协调性,使之成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以扩大原告资格范围;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环境ADR,充分发挥行政机关在纠纷解决中的作用,同时,扩大多种纠纷解决方式的适用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