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法典中生态环境纠纷解决的逻辑框架与困境纾解

从法制发展和社会需要来看,编纂环境法典对进一步完善生态环境法律体系发挥着关键作用。而生态环境纠纷解决作为环境法典生态环境责任章的重要内容,是对不同类型生态环境责任的承担及其制度设计作出的程序性回应。生态环境纠纷解决的法典化,首先就是要明晰生态环境纠纷解决与传统纠纷解决的关系,确立生态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逻辑框架;其次是分析环境法典中生态环境纠纷解决机制面临的实践性难题;最后是围绕法典化对生态环境纠纷解决机制遇困境提出规范化的设计方案。

论环境习惯法在环境纠纷解决中的功能

环境习惯法作为多元制度支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环境纠纷多元解决方式的重要制度基础。在环境纠纷的司法解决机制中,环境习惯法难以作为"准据法"被适用,而更多地作为司法适用的小前提"出场"。而在环境纠纷解决的诉讼替代方案中,环境习惯法除了作为有效的选择性裁判依据而适用,还作为纠纷解决的具体事实依据被广泛适用。

关于我国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反思与重构

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多元化的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然而各种环境纠纷解决方法之间缺乏沟通和协调,同时,各种环境纠纷解决方法本身存在诸多问题。论文意在反思我国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在立法和司法中存在的问题,重构一个科学、系统、高效环境纠纷解决机制。

美国环境纠纷解决替代机制制度诱因研究

美国的环境纠纷解决替代机制是纠纷解决替代机制在环境领域上的延伸,最突出的特征在于自愿性程序。以新制度论的视角来考察环境纠纷解决替代机制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它是在"正式制度"不足以应对解决环境纠纷任务时,由民间团体推动产生的。多元化的民间团体不但催生了EADR制度的需求,在制度的创新、推展、执行与监督上皆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美国的经验提示我们要建立高效的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必须要首先考虑其制度诱因。

环境纠纷解决机制之探析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大规模迅速发展，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也不断加剧，由此产生的环境纠纷也大量涌现。面对这一现实，各国都积极构建了行之有效的多元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我国在现有法律体制下也创设了多种解决环境纠纷的方式，但没有形成一个协调、高效的多元化机制。故在本文中，笔者将从环境纠纷的概念特征入手，探析我国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我国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议。

环境纠纷解决中的偏好与规避现象探析——以楠溪江流域为例

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多元化的环境污染纠纷解决机制,然而这套机制并非适用所有的地方,还要综合考虑当地的诸多要素,比如环境污染类型、经济发展情况、风土人情、地域文化等。根据对楠溪江流域内的环境污染纠纷的实地调研,分析当地的一些纠纷解决方式,结合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提出因地制宜的合理建议。

论环境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

目前我国的环境纠纷解决机制有诉讼机制和非诉讼机制(简称ADR模式)之分。环境纠纷的ADR模式在经济上具有快速简洁、廉价高效、符合当事人利益的特点,对于缓解司法资源的不足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它也存在不足之处,比如因程序随意而带来的非公正性、解决结果效力不明确、和解失败将付出更大成本等等。随着环境纠纷非诉讼解决成为一种世界趋势,重新审视我国现有环境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的特点及不足,并根据其特点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环境纠纷ADR模式的建议,使环境纠纷ADR模式在实体和程序上都更加规范化,有利于完善环境纠纷解决体系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论我国环境纠纷行政解决机制

环境纠纷行政解决机制在境外已趋成熟,如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均已进行了专门立法,设置了专门的纠纷解决机构,使环境纠纷得到了妥善处理。而在我国境内,环境纠纷行政解决尚没有专门的法律规定,也没有专门的处理机构和专业人员,处理方式只有行政调解一种可选,且处理结果无法律约束力。为此,我们有必要借鉴上述国家和地区成熟的纠纷解决经验,制定专门的《环境纠纷处理法》、设置专门的纠纷解决机构、配备专业的纠纷解决人员、将行政调解和行政裁决作为解决纠纷的主要方式,并明确上述方式的法律效力、建立环境纠纷行政解决机制的辅助系统等,以此来完善我国的环境纠纷行政解决机制。

论环境纠纷的行政处理——兼评《环境保护法》第41条及其完善

传统纠纷解决机制在解决涉及环境权益之争的环境纠纷中效果不佳,环保部门作为环境管理行政机关在处理环境纠纷方面拥有丰富的资源优势,但在现有法律体制下,特别是《环境保护法》第41条与其执法解释的矛盾,使环境行政机关难以充分发挥其在纠纷解决方面的作用。本文认为,参考国外立法例,修改《环境保护法》第41条,明确规定环境行政机关拥有环境纠纷行政裁决权,确保纠纷及时解决。

环境习惯法及其现代价值展开

依次通过"习惯法—习惯"、"习惯法—民间法"、"习惯法—制定法"等三组不同框架的分析,环境习惯法的基本内涵和外延得以清晰呈现;环境习惯法独有的现代价值和应有机能是对环境制定法"主治"之弊极为重要的补给和拓展;在现代环境法治实践中,环境习惯法的价值体现为环境立法的间接法源、环境管理的适应性规则和多元环境纠纷解决的新机制。

环境仲裁机制探微:规则检讨与范式分析

环境仲裁是环境纠纷ADR的救济途径之一。国际环境仲裁模式可以分为四种,即仲裁与司法互动模式、环境行政仲裁模式、民间仲裁模式和独立仲裁法院模式。环境仲裁的本质在于“正确、妥当、圆满”地解决环境纠纷,确定当事人环境权益的界限。建立象限坐标轴后,环境仲裁可在内涵逻辑上进一步划分为家长式、评断式、交涉式和治愈式。有必要以包容的心态、差异的视角,探求缓解多元化社会症候下,内嵌于现代社会结构之中的利益分歧与冲突的法门。

外国环境司法专门化的经验及挑战

20世纪70年代后期,各国环境司法出现一个新趋势,即环境司法专门化,环境案件被集中于专门的环境审判机构审理。这种纠纷处理模式的建立伴随着环境案件管辖权、环境纠纷审理规则、审判人员组成和知识结构、纠纷处理方式以及案件管理方式等的调整和创新。环境司法专门化有力促进了环境法的司法化,也促进了环境法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但是环境司法专门化也面临许多困难及挑战,环境法庭并不是环境纠纷解决的唯一场所,也未必是最好的场所,各国应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建立环境法庭及其运作规则。

论环境侵害救济的立法困境及其突破

近年来,随着我国环境保护与粗放式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加剧,环境安全和公共环境资源危机频发,以"湖南浏阳镉污染事件"为代表的群体性环境事件已成为一大社会问题。笔者以下试图分析传统侵权责任理论在环境侵害领域的困境,并提出环境侵害救济的立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