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环境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

目前我国的环境纠纷解决机制有诉讼机制和非诉讼机制(简称ADR模式)之分。环境纠纷的ADR模式在经济上具有快速简洁、廉价高效、符合当事人利益的特点,对于缓解司法资源的不足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它也存在不足之处,比如因程序随意而带来的非公正性、解决结果效力不明确、和解失败将付出更大成本等等。随着环境纠纷非诉讼解决成为一种世界趋势,重新审视我国现有环境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的特点及不足,并根据其特点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环境纠纷ADR模式的建议,使环境纠纷ADR模式在实体和程序上都更加规范化,有利于完善环境纠纷解决体系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论环境纠纷非诉解决机制的专门化与法典回应

环境纠纷的特殊性与环境责任的专门性要求环境纠纷非诉解决机制应在传统方式的基础上进行专门化构建。国外的环境纠纷非诉解决机制的专门化主要体现为专门的环境纠纷行政处理机制、专门法院附设ADR机制、专门的民间性环境ADR机制三种样态。我国的环境纠纷非诉解决机制专门化应朝着引入中立评估、重塑环境纠纷行政处理、激活环境仲裁、健全生态磋商、探索设立新型环境ADR机构等方向努力。同时,在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背景下,环境纠纷非诉解决机制专门化也应在法典中得到回应,明确专门化的基本内容和形式。

论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司法属性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是集治理属性、服务属性、司法属性于一身的国家治理体系。司法的基本属性应包括“为纠纷而存在”“以程序为轨道”“须有第三方介入”“法律专业性至上”“具备解纷能力”“最强法律效力”以及“独立中立公正地位”等理论要求。非诉机制建设的成功在于能正确理解和运用司法属性理论,而出现偏差也源于此。通过用司法属性理论对非诉机制的主体资格、解纷能力、程序运行、效力认可、诉非衔接等问题逐一对照,探索以理论指导和支持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改革路径,继续完善理论与实践匹配成功的制度,矫正和创新尚不符合司法规律的体制机制,形成具有理论灵魂的“非正式司法”版图,以司法属性理论指导司法体制改革全面深化。

论环境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生态化

多元利益冲突引发的环境纠纷复杂多样,这要求重视环境纠纷的非诉讼解决,也就意味着传统的环境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面临"生态化"问题,即应该将生态规律和生态利益的复杂性充分纳入纠纷解决的考量之中。环境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内在地要求体现"法的治理"、"利益主体商谈"、"相关主体参与"等法治精神。环境纠纷本身的复杂性、环境纠纷司法解决困难重重、环境纠纷行政性措施"失灵"、现有环境纠纷非诉讼解决方式自身不成熟等是当前环境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生态化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应该着重引导公众生态法治观念革新、建立健全相关立法体系、加强对环境纠纷非诉讼解决机构的引导和监督、建立环境污染损害的监测与鉴定或评价系统、完善多种类型非诉讼解决方式等。

基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消费类金融纠纷的多元化解--以银行业为例

在银行业消费类金融纠纷解决方面,非诉讼解决机制比诉讼的灵活性更高、纠纷处理速度更快。非诉讼解决机制是化解商业银行与消费者之间矛盾冲突、保障消费者权益的有益路径。为发挥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作用,实现消费类金融纠纷的多元化解,文章逐一分析投诉处理、调解、仲裁3种非诉讼解决机制在消费类金融纠纷解决方面面临的问题,并分别给出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优化与完善的建议,旨在通过非诉讼解决机制的有效实施,合理、高效化解消费者与银行业金融机构之间的纠纷和矛盾,在保障消费者合理权益的基础上,促进金融市场稳定发展。

论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消费类金融纠纷多元化解

在金融服务对人们日常生活加速渗入中,金融纠纷日益成为现今的主要社会问题之一。在对金融服务消费者维权诉求日益高涨的进程中,消费类的金融纠纷逐渐出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在此背景下,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逐渐呈现在人们眼前。如何通过构建有效、多元的消费者金融纠纷解决体系以维护消费者利益、提高金融市场质量已成为目前亟待处理的问题。因此,文章将从非诉讼的纠纷解决机制出发,对消费类金融纠纷的多元化解做出探讨,对其运作现状进行深入分析,并针对现存的问题提供改善意见。

论农村社会矛盾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

我国农村社会矛盾纠纷呈现类型多样化、复杂化、新型化诸多特征,为推进乡村振兴,迫切需要构建适合运行在我国农村社会土壤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结合非诉讼解决机制存在的现实基础,总结我国农村社会矛盾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的意义,不仅要完善当前农村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还要确保诉讼与非诉讼以及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内部衔接顺畅,更要为农村社会矛盾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的构建提供创新。

论诉讼和解作为意定纠纷解决机制——以在线纠纷解决机制为背景

《民事诉讼法》对于诉讼和解仅有原则性规定,制度性的规定大都被遮蔽在调解制度之中,有必要从调解制度中分离出诉讼和解制度。诉讼和解与实体法和解相对,而诉讼和解又可以分为法庭上和解与法庭外和解。在形式上,诉讼和解不需要法院依据和解内容做成调解书,如果是当事人在法庭上达成的和解协议,法院记录在案即可。执行和解合同制度包含了终止程序的内容与实体法和解协议内容,应采分离说,分别处理二者的效力。在实体法上,和解协议改变了实体法的法律状况;在程序法上,诉讼和解具有终结诉讼的效力,相应地也排除了诉讼系属,诉讼和解可以作为强制执行的依据,但没有既判力。在诉讼和解无效、被撤销乃至被解除的情况下,原则上应恢复到原有程序,由原审法院继续进行诉讼和解无效等确认程序。

非诉讼环境纠纷解决机制之重构

在环境纠纷的非诉讼解决方面,我国虽然已有运用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来处理环境纠纷的实践,但在立法方面以及运作方式上仍然不完善,通过对该机制的各种程序进行分析和阐述,提出我国在环境纠纷解决中运用非诉讼解决机制进行重构。

公私合作视域下PPP协议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PPP协议自诞生之日起就存在着民事抑或行政合同之争,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有关行政协议的司法解释明确把符合一定条件的PPP协议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发布的PPP新机制指导意见明确PPP协议纠纷可申请仲裁或提起行政、民事诉讼。PPP协议具有公法与私法的混合属性,单纯依靠传统的行政或者民事纠纷解决方式,均难妥适。PPP协议的纠纷解决方式应体现公法与私法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其中,以行政诉讼方式解决PPP协议纠纷应根据其私法特性对传统行政审判规则进行私法化改造;另一方面,以仲裁、民事诉讼等方式解决PPP协议纠纷有理论与现实依据,应允许当事人自由选择,不过,应针对PPP协议的公法属性,对传统私法纠纷解决制度机制进行适度调整。

加强县域商业纠纷解决机制建设

县域强不强、发展后劲足不足,与当地的营商环境密切相关。健康的营商环境包含着一套符合实际、运行良好的商业纠纷解决机制。因此,必须在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方向的前提下,针对县域商业纠纷的特点,以问题为导向,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商业纠纷解决机制。

医患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的主要模式

从现代法的层面看,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可以分为：以诉讼为代表的纠纷解决机制和以协商、调解、仲裁为代表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ADR）。ADR因其在纠纷解决方面表现出来的特殊价值与优点逐步受到人们的重视和青睐,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解决民事纠纷的一大趋势。本文结合ADR的内涵及国内外发展现状,简要探析我国医患纠纷ADR的5种常见模式。

法治化营商环境视角下RCEP多元化纠纷机制研究——以广西为例

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大背景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持续释放政策红利,贸易额持续增长,但是潜在的摩擦和纠纷也在不断增加。本文以广西实践为切入点梳理RCEP多元化纠纷解决在制度建设、实质化运行、实施效果等方面取得的成效,指出RCEP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域外承认与执行、仲裁的公信力、民间调解和诉仲调联动纠纷化解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拓宽判决承认和执行的途径、提高仲裁的公信力、发挥民间调解的优势、完善RCEP联动纠纷解决机制等完善的措施,助推广西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

完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 构建医患和谐

第十七届世界医学法学大会于2008年10月18日在北京召开．其主题是“卫生法制建设与和谐社会”．这无疑为我国医事法学的研究与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医患和谐是我国实现和谐社会的最基本内容之一．然而．我国医疗领域正处在一个医患矛盾尖锐、冲突激烈的特殊时期．其集中体现为医疗纠纷频发、多发．在医疗纠纷产生和解决过程中医患双方信任缺失、对抗强烈（如暴力事件频繁发生）等，由此导致了医患关系进一步恶化．其结果严重影响了我国实现医患和谐的进程。

构建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多元化行政纠纷解决机制

我国现有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在实践中存在着路径缺失、体系失调和机制分裂等缺陷,学界对引入"合意型"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也有着各种质疑。然而,现代行政纠纷的多样化,决定了只有多元化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才能满足社会主体对行政纠纷解决方式的多样性需求。为此,应当在完善现有行政纠纷解决途径的基础上,引入和解与调解等合意型纠纷解决方式,并充分重视行政纠纷在行政程序阶段中的预防和解决,由此构建一个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多元化行政纠纷解决机制。同时应该从微观上完善各个具体的制度设计,尤其是对行政诉讼和解与调解制度的立法设计。

国内外医疗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的比较研究

文章以德、美、日三个发达国家为参照,采用比较的方法,剖析我国医疗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的困境。建议在现阶段应完善医疗纠纷协商机制、引入第三方介入医疗纠纷的调解机制,制定一系列解决医疗纠纷的法律法规。

医疗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与和谐医患关系

医疗纠纷的急剧攀升与解决医疗纠纷的方式和途径较为单一、过分倚重诉讼有直接的关系。要改变医疗纠纷的现状,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必须克服法治等于诉讼的误区,建立以法律规范为指导,以预防机制为基础,以非诉讼解决机制为主要方式,以法律诉讼为最终途径的多元化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

当代中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与发展

20世纪 80至 90年代 ,随着法制发展和诉讼高潮的到来 ,中国的调解及其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开始走向衰落。然而 ,实践表明 ,仅依靠正式的司法程序难以满足社会纠纷解决的需求 ,而一种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更符合社会和法治的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2 0世纪 90年代后期开始 ,人民调解的改造和转型出现了一些新的迹象 ,其他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也正在进行重构。 2 0 0 2年 9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的司法解释和司法部的《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 ,表明人民调解已经进入了一种现代化的转型 ,开始融入到世界性的ADR潮流之中 ,并在中国当前纠纷解决机制的重构中扮演新的角色。本文对近年来人民调解及其他非诉讼机制的一些变化进行了分析 。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价值再分析与发展路径探讨——兼论社区调解制度的完善

以调解为代表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价值,应纳入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发展中国特色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一个重要路径,就是完善社区调解制度。社区调解制是社区调解员采取说理的方式,运用情、理、法化解居民之间纠纷的制度,是促进人际关系和谐与社会秩序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上海市社区调解在全国占领先地位,但是上海市社区调解制度尚有待完善。

建立并完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

医疗纠纷解决路径严重"堵塞"是我国目前医疗纠纷骤增、医患冲突加剧的主要原因之一,而造成"堵塞"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现行法律所限定的医疗纠纷解决方式的单一化。由于ADR(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具有当事人自主性、实体上的准法律化与程序上的简易性、灵活性、快捷性等诸多优点而被世界各国在解决民事纠纷中所普遍采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我国医疗纠纷频发、医患冲突日趋激烈的今天,立足我国实际,建立和完善ADR机制无疑是实现医患和谐的的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