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之源呼唤最严格的保护制度——改革水环境保护政策 告别环境红利时代

制度和管理失效是我国水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低水平处理排放、超标排放和偷排，污染者在破环环境的同时获得巨额经济利益。社会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是政策和管理失效的根源，但是这种建立在环境损害基础上的环境红利难以为继。改革水环境保护政策和管理，要从转变思想、修改法律、改革制度和加强监管4方面进行。

贸易大通道下GVC嵌入能带给“一带一路”环境红利吗——基于隐含碳视角

贸易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使环境问题加剧,绿色逐渐成为各区域贸易的底色。本文从“一带一路”倡议出发,创新性提出贸易大通道建设下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是否有利于污染贸易条件改善这一核心问题。采用OECD数据库中“一带一路”及非“一带一路”共64个国家(或地区)2005—2014年的贸易数据测度贸易畅通指数,利用WWYZ方法测算GVC嵌入位置,并使用MRIO计算污染贸易条件。同时采用SYS-GMM及门槛模型实证分析贸易大通道建设下GVC嵌入位置与环境红利的关系。结果表明:第一,GVC嵌入位置对于污染贸易条件的影响呈U型,且贸易大通道建设使其影响更为显著,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初期各经济体有望同时实现价值链位置攀升和减排;第二,规模效应以及环境规制对出口隐含碳排放存在门槛效应,且越过门槛前规模效应的扩大、环境规制的加强会导致碳排放增加。

在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中充分释放生态环境红利——专访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杨开忠

今年3月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三五'规划)进一步明确了未来的三大区域发展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并把资源环境可承载作为区域协同发展新格局的四个重要指征之一。9月,《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印发。至此,三大区域战略的发展规划全部落地,共同构成推动区域发展重大国家战略的纲领性文件。9月7日。

重大基础设施工程的环境红利及作用机理分析

重大基础设施工程(简称重大工程)的建设和运营,对社会、经济、政治、环境等有正向作用,即存在“工程红利”。环境红利是工程红利的组成部分,是“环境效益”扣减“环境负债”后的溢出效应。重大工程的战略目标和功能定位决定了环境红利的复杂性,具有异质性、空间相关性和网络性等特征,对地方产业、经济、创新等具有涌现作用。本文主要研究重大工程环境红利的内涵、功能与作用机理,为政府的重大工程投资决策提供新的视角和分析工具。

我国环境税改革应以“环境红利”为首要目标

本文基于国际比较视角,将欧洲国家环境税改革的经验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主要从现行税制结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劳动力市场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比较,认为环境税的"双重红利"尤其是"就业红利"在我国现阶段实现的可能性较小,实施环境税改革应以追求"环境红利"为首要目标。

我国碳交易政策实现环境红利了吗?

理论上,引入市场手段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是实现二氧化碳减排的有效方法,但现有文献关于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减排效应的实证研究相对缺乏。本文以中国2011年10月以来在六个省份实施的碳交易试点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对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环境红利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各种可能影响结果变量的因素和消除地区、时间固定效应后,中国在六个省份的碳交易试点对二氧化碳减排产生了显著的政策效应,实现了环境红利。此外,本文利用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发现降低能源消费总量和调整能源消费结构是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实现环境红利的有效途径。

环境红利与环境质量

为了对环境红利导致环境污染水平上升的内在机理进行探究,构建了一个环境红利导致环境污染集聚的理论框架。研究表明,首先,从环境红利的纯价格效应角度分析,污染替代效应与成本效应均会促使环境要素使用量增加而引致污染集聚;其次,财富竞争效应会使企业进一步增加环境要素使用数量,导致污染集聚程度更甚;再次,环境红利的纯价格效应和财富竞争效应联合引致了更富弹性的环境要素需求曲线,使得因环境要素价格下降所导致的污染集聚程度更高。得到的结论的政策含义是:为了避免环境红利被过度使用,应加大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抑制力度。

欧盟税收制度生态化改革对我国环境税制建设的启示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欧盟在经济不景气、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双重压力下,将环境税作为矫正负外部性的重要政策工具,进行了以环境税为核心的税收制度生态化改革,取得了良好的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目前,我国面临着同样的经济和环境问题,需要环境税发挥应有的作用。根据欧盟经验及中国国情,我国环境税应以"环境红利"为目标,以"收入中性"为原则,将税收负担在商品税和环境税之间进行重新分配。在融入型环境税建设基础上推动独立环境税建设。目前,应对现有税种进行生态化改良,在"十二五"中后期,分步将废水、二氧化硫、固定废弃物以及二氧化碳纳入环境税征收对象,征收独立环境税。

SO_2排污权交易在中国的理论红利核算

以1998—2012年中国30个省份工业数据为样本,假定市场有效运转,构建引入全面实行排污权交易的DEA模型,通过对比命令—控制机制,核算了全面统一的SO_2排污权交易机制能够为中国带来多大的潜在红利。结果表明:排污权交易机制在推进经济与环境双赢发展上潜力巨大,全面实行SO_2排污权交易政策,全国工业总产值有望提速一倍增长,污染排放将下降近五成。此外,排污权交易机制有利于促进区域间的协调发展,建立全国统一的SO_2排污权交易市场具有较强的可行性。

环境要素的环境收益、数量测算与受益归宿

为定量测算环境收益及其受益归宿,理解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复杂耦合关系,匹配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环境统计数据库,用2011~2013年微观面板数据估计了企业治污成本函数,分介质、分行业加总得到了工业环境收益,采用受约束模型估计了其在企业利润、工资与税收间的分配.结果发现中国年度工业环境收益约9000亿元,是当年GDP和工业增加值的约2%与5%;高耗能行业占了环境收益的近70%.环境收益的最大受益方是企业职工,摄取了总额的约80%,政府是第二大获益方,进入企业利润的份额不足3%;环境收益贡献了企业工资的近25%,高耗能行业该比例达50%.环境要素的使用是增长的重要推动力,而工业的深度污染治理可能带来利益格局的不对称调整,对企业工资和就业产生重要影响,在绿色发展中应建立局部与整体、短期与长期利益的平衡机制.

关于环境财政政策的文献研究

环境污染日益成为制约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对此,许多国家选择多种对策应对,其中的财政政策在环境治理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从影响环境污染与治理的多个方面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和评述,以期对我国制定有效的环境财政政策有所借鉴。

碳交易政策对我国大气污染的协同减排有效性研究

尚处于试点运行阶段的碳交易政策能否实现对于包括碳排放、雾霾、二氧化硫等大气污染的协同减排效应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将不同大气污染物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中,基于2007-2017年中国30个省级地区包括碳排放、雾霾、二氧化硫在内的大气污染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证明碳交易政策确实产生了环境红利,利用分位数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碳交易政策对处于后工业化阶段经济发达地区的大气污染减排的有效性。考虑到大气污染治理的区域联动特征,从时空动态角度对比分析影响我国大气污染的关键因素。将碳交易政策作为虚拟变量纳入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碳交易政策的实行会逐步弱化行政命令式规制手段潜在的作用效果,市场化手段的减排效应会得到强化。通过中介效应分析法验证“碳交易政策-技术进步-能源强度下降-环境改善”的正向传导机制,表明碳交易政策的实行通过倒逼技术进步和改善能源强度带来了大气污染的协同减排效应。

环境收益分配的不公平性及其转移机制

环境收益在经济主体以及地区间的分配状态不但关系社会公平、更关系发展的持续性。本文构建了环境红利在经济主体和地区间分配格局的测度模型,以便为环境补偿定价提供依据。结果表明:企业是环境红利的最大摄取者,比例高达41%。比较而言,农村居民比城镇居民享受了更多的环境红利,其比例分别为21%和19%。政府分配比例在分税制改革后由14%上升至19%。但是政府比例的上升并非来自企业,而是来自农村居民分配比例的下降。地区间污染成本的转嫁并非一般认为的自东向西跨越,而是由近及远渐进式的,东中部地区始终承受着比西部高得多的环境成本。所以,在中央地方的税收分成中,引入各地区环境成本的权重,有助于提高税收安排的合理性。而征收价外的环境税则是遏制企业环境滥用冲动的有效手段。

促进我国软件产业发展的相关制度研究——以印度软件产业发展的法律保护为鉴

印度软件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与语言、文化、人力资源等方面因素有着紧密的联系,更与该国有关软件产业的法律制度有着极大的关联。正是由于"法律环境红利"的原因,印度的软件产业才会健康有序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也可借鉴印度有关的法律制度建设经验,通过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和地方层面的"试点经验",不断建构和完善我国有关软件产业的法律制度体系,从而形成我国促进软件产业发展的"法律环境红利",不断推动我国软件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