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流域经济型环境规制如何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热点,目前鲜有研究关注经济型环境规制将如何影响黄河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2008—2017年黄河流域九省十示范市为样本,采用固定面板模型探究了投资型与费用型环境规制工具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间接及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投资型和费用型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U形关系;投资和费用型环境规制通过倒逼污染结构演化,能间接协同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通过倒逼污染结构演化,两类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间接影响均存在门槛效应,且相较费用型规制,投资型规制的U形关系拐点到达的更早。建议政府在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时要知悉各经济型环境规制手段的作用原理,充分发挥其激励作用,针对各地区的异质性污染产业结构,因地制宜地施以合适策略,从根本上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经济增长——环境规制从“权衡”转向“制衡”的制度机理

本文从生态环境保护的现实制度中,提出一个问题:"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是同一主体双目标下的"权衡"还是两个主体间的"制衡"?这一问题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在于:哪一种制度取向能够更有效地实现环境规制目标。论文还从"环境库茨涅兹曲线"、"理性经济人的目标函数与约束条件"等相关问题中引申出经济—环境"权衡"与"制衡"的差别所在。提出经济—环境"权衡关系"逐步转向"制衡关系"的制度构建或制度改革的主张,并提出实现"制衡关系"的主要路径是:树立起对经济增长制衡作用的力量,强化外部决定的环境规制约束条件。采取这一逻辑思路,分析了现实中的几个相关制度问题:"绿色GDP"核算制度的无效性、环保机构垂直管理的必要性以及"河长制"的合理性。

董事会特征、环境规制与制造业企业绿色发展——基于2012—2016年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内容分析法,通过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环境报告书和可持续发展报告的解读,对企业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度。以沪深A股制造业企业为样本,利用异方差稳健型估计研究董事会特征、环境规制与制造业企业绿色发展的关系。研究发现,环境行政监管能有效促进企业绿色发展,"软"手段反而不利于促进企业绿色发展。经济环境规制与绿色发展存在正相关关系,但不显著。董事会成员性别、年龄与教育专业异质性在环境行政监管与绿色发展间起调节作用。

环境规制扩大还是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基于经济效率和经济结构双重视角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注重环境保护是大势所趋,然而环境规制政策是否会影响到城乡收入差距?以2005—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借助泰尔指数测算城乡收入差距,分别采用Malmquist指数模型和超效率SBM模型测算经济效率和绿色经济效率,基于中介效应检验方法探索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效果和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费用型和投资型环境规制对城乡收入差距都呈现倒“U”型影响,即环境规制对收入差距起到先扩大后缩小的作用;环境规制通过“环境-经济”效应,即经济效率和经济结构两种渠道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并且不同工具和不同区域的影响机制存在异质性。根据研究结论提出完善环境规制相关政策、增加政策灵活性、协调城乡经济发展速度等建议。

评《中国环境规制的经济绿色发展效应》

关于"环境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几乎涉及到所有学术研究领域,其中"环境"作为一个"被影响对象",更多的研究是从经济角度出发的,而这也是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背景下必然面临的问题。在如何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方面,我国"十二五"规划中提出了一个新理念——"绿色经济",它的核心内涵是在保持经济平稳发展的基础上,积极展开节能减排、资源节约、产业转型等战略规划及实施,全力打造环境友好型生产消费模式,推动可持续性发展。

绿色发展导向下的区域环境规制决策模型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人民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不断提高。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充分,造成的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成为影响区域发展的主要矛盾,实施绿色发展战略是解决矛盾的最有效手段。本文首先从环境规制中各投资与区域生态、经济发展关系入手,并对环境规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进行研究,构建绿色发展导向下的区域环境规制决策模型,为区域制定环境决策最优方案,平衡区域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实现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同与均衡发展。以浙江省为例进行实证研究,在浙江省环境规制现状研究的基础上,为浙江省提供:绿色经济发展收益最优的环境规制决策方案;生态环境改善最优的环境规制决策方案;协调发展环境规制最优决策方案。通过结果分析,为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的区域,提供不同的环境规制决策建议,并为浙江省环境规制投资方案提供三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