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程序规则体系的构建

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于2017年6月27日修改通过,标志着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正式确立和全面推行,也标志着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环境公益诉讼双轨模式的正式形成。"后立法阶段"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应以建构适用明晰的程序规则体系为应然走向。在程序规则体系建构模式上,应当选择在既有的行政诉讼框架下作合目的性的适当调整。同时,应当检视"两高解释"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试点中的既有程序规则,做好实践反思和经验提取,并依照诉讼的时空顺序,分别从诉前程序、起诉与受理程序、审理程序和执行程序四个方面展开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规则体系的具体设计。

论湿地保护领域中的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

传统的湿地保护模式具有“行政执法人员的机会主义”“多元规制机构的协调难题”“持续性的运行成本支出”等相对劣势。为实现对于湿地生态的全过程保护,督促湿地行政主管部门积极履职,有必要将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纳入湿地保护体系。应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明确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提起范围、提出时机和诉讼程序。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请求权基础研究

环境公益诉讼的请求权基础,有环境法原则说、公益诉讼条款说和环境权说等,但这些请求权基础不够明确,尤其不符合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实践样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无法从作为原告的检察机关的权力角度来确定请求权基础,需要实现从原告权利(力)向被告义务的转向,以行政机关法定义务作为请求权基础。以行政机关法定义务作为请求权基础,符合行政公益诉讼的诉讼结构,体现行政法律关系内容的义务性,也有利于统一审查行政机关的义务与职责。行政机关环境义务主要来源于行政法律一般性规范和环境法律规范,作为请求权基础的法律规范类型多样,需要对之进行体系化构造,这样才能准确判断行政机关的义务,确定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请求权基础并对之进行审查。

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的完善路径

新时代的环境保护,秉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治理理念,更应从司法层面入手,从制度和政策的构建中做到控制人类活动对环境的污染。证明责任是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体系构建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合理分配证明责任对于主要查明案件事实和保护环境公共利益有重要影响。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作为行政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举证责任分配方式不便重构,而应在现有框架下进行解构与补充。应从收集证据的强制力、科学地分配举证责任以及设置生态保护案件中行政机关履职及举证标准3个方面入手,最终达到保护环境公益的目的。

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不依法履行职责”之认定标准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是中国对于解决环境资源侵害问题的一项创新性法律制度,对于保护环境资源意义重大。如何认定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在制度运行过程中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而我国法律对这一关键问题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在对理论界及司法实务过程中形成的行为标准、结果标准、复合标准、二阶层说的核心观点、理论依据以及弊端或缺陷等内容进行分析后,提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不依法履行职责”的认定标准应以结果标准为原则,以行为标准为补充。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确认违法判决的适用检视与优化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的确认违法判决可在履行判决与撤销判决无法适用时成为备位选择,帮助司法机关实现对行政机关的监督。然而,分析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涉及确认违法判决的12则判决书可以发现,这些判决在适用过程中存在评价对象不恰当、与履行判决并用、法律依据援引混乱和适用形式化等问题。为防止法律逻辑和司法公信力被破坏,检察机关应落实行政公益诉讼的诉前建议程序,根据个案情况提出恰当的诉讼请求。同时,审判机关则应在确认违法判决运作逻辑和特性等基础理论的支撑下,妥善处理复合型诉讼请求,着重审查“确认利益”,实现确认违法判决的理性运用。

风险社会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之完善

风险社会下,单一救济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难以应对新型环境风险,预防型法治的司法形态已成大势所趋。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虽被许多学者所提倡,但其构建的规范空间与程序空间狭窄,亦非应对环境风险的最佳策略。根据行政权保护优先理论与检察监督理论,诉前程序相较诉讼程序更能发挥预防性功能,宜将诉前程序构造为应对环境风险问题的主渠道,以诉讼程序为后备与补充。为充分激活诉前程序的预防性功能,应当拓展诉前程序的参与主体,降低检察建议的制发门槛,贯彻检察建议跟踪监督机制,以司法权与行政权的良性互动实现对生态环境公共利益的全方位保护。

流域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困境与纾解

流域生态环境问题所具有的跨区域性、系统性、复杂性等特征表明其治理之难,我国沿江经济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使得流域生态环境问题变得更加突出。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确立了流域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但是实践中依然出现流域跨行政区划检察机关管辖错位、流域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推进难度大以及流域生态环境损害救济不及时等问题。鉴于此,有必要设立流域跨行政区划专门检察机关、构建流域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跨区域协同机制、探索流域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新范式以完善我国流域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

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的作用

本文回顾了我国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现状及特点,指出检察机关作为唯一适格原告主体的法律地位。本文讨论了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包括公共信托理论、环境权理论和环境监督权理论,并分析了这些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和局限性。本文强调检察机关在诉前程序中通过检察建议进行监督的作用,在诉讼程序中承担举证责任的重要性,以及在诉讼监督中对法院审判过程的法律监督权。最后,总结了检察机关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的作用,并提出了完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建议。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中履职标准认定探析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现如今日益成为我国解决生态环境纠纷、推动生态环境保护的主要途径。我国将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分为两个阶段,即诉前程序和诉讼程序。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是两个程序的连接点,因此作为其依据的履职标准在整个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此,通过对履职标准认定进行检视与反思,提出相关完善建议,以更好促进诉前程序的完善与发展。

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制度的不足及建议

诉前程序处于先行阶段,具有法定性、建议性、救济性的特点。虽然我国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日趋完善,但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存在些许困境,如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判定标准不够统一、诉前程序中磋商机制欠缺、诉前程序和诉讼程序之间衔接不够顺畅等。本文结合当前阶段诉前程序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

气候变化视角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优化

司法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保障。在党二十大报告“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和“完善公益诉讼制度”的指导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在气候治理领域大放异彩。但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我国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尚处于探索阶段,面临着行政机关气候监管职责不明确、缺乏“重大气候风险”防范、司法裁判执行不到位等法律障碍。为此,应以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既有体系为基础,明晰行政机关气候监管职责,扩大行政公益诉讼范围,适当扩大行政强制执行主体,使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可以更好地发挥防范气候风险的作用。

青藏高原地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典型案例分析

在2023年新颁布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中对青藏高原地区的范围进行了界定,由于涉及的范围广泛,本文主要集中关注和研究青海省以及西藏自治区两地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以两地为代表来探索青藏高原地区有关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运行实况。对其所收集的典型案件,结合现实情况从相关的法律条文及两高出台的司法解释出发,立足于青藏高原地区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特殊性,对其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运行现状中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研究。

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构建的理论探析与制度设计

当前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在法律规则设计和具体司法实践方面均呈现出明显的事后救济性的特征,难以从源头上全面预防和化解生态环境损害。究其原因,当前侵权法以损害为中心的诉讼体系和行诉法整体架构设计是关键所在。因此,在生态侵害尚未产生之际,亟须发挥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预防性救济功能,与当前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事后救济功能相配合、相衔接,从而达到预防环境损害发生或制止损害蔓延的成效。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以风险预防原则为理论基础,具有减轻环境治理成本、保护公民环境权、推动生态系统良性发展的功能。应通过立法或适用司法解释的方式,对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范围、起诉时机、案件受理范围、检察机关的诉前程序、举证规则、裁判规则及执行规则等进行规制。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逻辑和归位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存在理论上被误读及实践中被误用的现实,集中表现为其混乱的概念及过分夸大的制度功能。通过梳理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发展脉络,可发现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和普通环境行政诉讼属并列关系,实践中司法机关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上开始从克制走向能动,但对该制度的功能依然应作理性认识。从监督行政的视角,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应定位于对环境行政作有限监督,其对环境行政行为的审查标准在合法性、合理性及目的性上则有所不同。而且,从成本收益上考量,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也并非绝对最佳。故在未来的制度构建中,应充分关注其核心可诉范围,同时从整体主义视角就环境行政公益维护体系作出统一规划。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判决形式的疏失及其完善——从试点期间典型案例切入

梳理与剖析两年试点期间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典型案件可知,虽然2014年修改的《行政诉讼法》规定了驳回诉讼请求、撤销、履行职责、履行给付义务、确认违法或者无效、变更等六种判决形式,但试点期间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判决形式整体上呈现类型狭窄的特征,最经常适用的两种判决形式中,确认违法判决过于形式主义,履行职责判决过于笼统。完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判决形式,需要矫正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定位的偏向以及行政诉讼构造上的扭曲与错裂,具体路径包括:系统规定与适用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判决形式、尊重诉前程序的独立价值而慎用确认违法判决形式、具体化履行职责判决形式、重视具体适用撤销判决与变更判决形式。

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功能定位与制度建构

与旨在"维护私益"的主观诉讼不同的是,当前,我国检察机关在全国全面推行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其主要目的在于"维护环境公益、监督行政"。为了构建反映公益诉讼规律、具有可操作性的诉讼制度,应当在准确定位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功能、合理划定检察监督权力界限的基础之上构建相配套的诉前程序,并进一步探索案件的审查深度、污染行为人的程序保障、判决类型、判决执行等诉讼规则。

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启动制度——基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定位

为回应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打造"天蓝水清"的美丽中国,需要诸多力量协同参与。检察机关基于其特殊的功能地位,依据《宪法》和诉讼法赋予的权力,在环境公益诉讼中常常能够发挥其他主体难以发挥的优势。当前实践中,检察机关事实上独享环境行政诉讼的起诉权。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其既可以作为原告提起诉讼,也可以通过支持起诉的方式参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启动制度上尚缺乏相应规范,应通过对原告顺位、启动条件、程序设计和配套制度等方面做细节性考量和设计,以期完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启动制度。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之实践考察与体系展开

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没有任何制定法依据,相关规则散见于我国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和内部规章中,仅概括规定其受案范围为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能的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使职权或不履行法定职责行为。就现实案例实证分析,现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较为集中体现为行政不作为。为推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健康发展,需要通过规则建构和体系解释来明晰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在受案范围界定的标准选择上,应当兼顾行为标准和利益标准;在受案范围界定的路径选择上,应当结合《行政诉讼法》和《环境保护法》厘清和解释肯定式的概括与列举规定,细化否定式列举以规范排除事项。

检察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的实证分析

检察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是一个理论和实践交叉的疑难课题,涉及被诉主体类型、被诉违法行为类型和诉讼拟救济利益类型三个核心要素。通过对已有检察公益诉讼案例的分析和理论比较可知,检察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被告类型应限于国务院或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中对环境、生态、资源保护领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职能部门,可以是单一被告,也可是共同被告,但一般多属于普通共同诉讼。被告的涉诉行为可能是环保领域的行政不作为,也可能是违法行使职权。检察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应以救济环境公共利益为主,环境公共利益应区别于基于国家自然资源所有而产生的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