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之完善

风险社会下,单一救济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难以应对新型环境风险,预防型法治的司法形态已成大势所趋。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虽被许多学者所提倡,但其构建的规范空间与程序空间狭窄,亦非应对环境风险的最佳策略。根据行政权保护优先理论与检察监督理论,诉前程序相较诉讼程序更能发挥预防性功能,宜将诉前程序构造为应对环境风险问题的主渠道,以诉讼程序为后备与补充。为充分激活诉前程序的预防性功能,应当拓展诉前程序的参与主体,降低检察建议的制发门槛,贯彻检察建议跟踪监督机制,以司法权与行政权的良性互动实现对生态环境公共利益的全方位保护。

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制度的不足及建议

诉前程序处于先行阶段,具有法定性、建议性、救济性的特点。虽然我国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日趋完善,但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存在些许困境,如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判定标准不够统一、诉前程序中磋商机制欠缺、诉前程序和诉讼程序之间衔接不够顺畅等。本文结合当前阶段诉前程序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中履职标准认定探析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现如今日益成为我国解决生态环境纠纷、推动生态环境保护的主要途径。我国将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分为两个阶段,即诉前程序和诉讼程序。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是两个程序的连接点,因此作为其依据的履职标准在整个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此,通过对履职标准认定进行检视与反思,提出相关完善建议,以更好促进诉前程序的完善与发展。

国家治理视野下检察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功能省思--以环境公共利益救济为例

当下检察机关对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进行了大量制度创新,凸显了诉前程序的独立价值,并逐渐演变为由检察机关深度参与的一种新型社会治理机制。实践的突破对既有诉前程序理论与规范的冲击也随之而来,反映出检察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与诉讼程序一体化的制度设计造成法律监督范围、管辖规则以及公共利益救济等方面的诸多矛盾,根源在于传统的诉讼思维遮蔽了诉前程序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独特价值。厘清诉前程序的功能价值,应将其从诉讼场域转向治理场域,实现从司法审查到协同治理、从程序警示到实质性救济、从事后救济到风险预防的三重转变,并从磋商程序的适用规则、检察机关一体化管辖以及协同功能的保障措施与限制措施等方面完善当下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相关制度。

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中“未依法履职”标准之认定

以权责一致、合理期待理论为依托,从行政机关作为义务的来源、行政机关依法履职的阻却事由以及行政机关是否全面履行法定职责三个维度对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中“未依法履职”标准进行检视与反思。当前,仍然存在行政机关作为义务的范围不明晰,行政机关缺乏对于履职阻却性事由的预先排查以及行政机关全面履行法定职责审查标准适用混乱等问题。因此,应完善诉前程序中“未依法履职”标准认定,明晰行政机关的作为义务来源范围;在履职过程中应加强行政机关的专业性判断以及与检察机关的协作互动;强调检察机关在诉前程序的不同阶段应当适用不同审查标准,以维护环境公共利益。

“检行共治”视角下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的理论检视与实践机制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是我国公益诉讼的特色制度,其运行的质效保障有赖于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形成共治机制。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历经萌芽、起步和发展的变迁过程,蕴含着追求公益与效益的统一、达致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平衡、形成外部监督与自主纠错的秩序等功能性要求。从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的实践来看,虽然诉前程序在行政公益诉讼中呈逐年上升趋势,检察建议的回复整改率也整体呈上升趋势,但仍然存在被建议行政机关对公益矛盾应对消极、对诉前检察建议回应怠惰,以及检察机关的诉前检察建议刚性不足等机制缺陷。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被建议行政机关调处公益侵害的驱动乏力、对诉前检察建议的判定和反馈机制单一、围绕诉前检察建议的运行机制不实等。鉴于此,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的机制完善应从优化调处公益侵害的驱动机制、补强公益侵害的共治机制、夯实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的质效保障机制等方面着手推进。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中行政不作为的认定

实践中,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中不依法履职的认定未达成统一标准,致使难以有效实现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和维护公共利益的诉讼目标。通过对行政机关作为义务的构成要件分析,探究行政不作为的认定现状,实践中对行为标准和结果标准的适用过于机械化,提出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款的规定,行政机关不作为认定适用结果标准,将危害结果分为已经造成实际损害和存在重大风险两类,分类判断不同种类的行政公益诉讼适用风险说和实害说的标准,同时完善诉前检察建议程序。

论湿地保护领域中的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

传统的湿地保护模式具有“行政执法人员的机会主义”“多元规制机构的协调难题”“持续性的运行成本支出”等相对劣势。为实现对于湿地生态的全过程保护,督促湿地行政主管部门积极履职,有必要将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纳入湿地保护体系。应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明确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提起范围、提出时机和诉讼程序。

行政执法视角下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时效设定——对美国环境公民诉讼时效的借鉴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属于公法诉讼,有别于民事私益诉讼,然而现有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时效制度在理论探讨与司法实践中仍沿用民事诉讼时效的框架或规定,无助于解决该制度面临的困境。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是为解决行政失灵应运而生,应回归到公法制度下考察。本文认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环境行政执法之间的制度架构共通,救济手段可相互替代,同美国环境公民诉讼与环保署执法行动间的关系类似。因此,可考察和借鉴美国环境公民诉讼适用行政执法时效的制度规范与实践,通过内部体系与外部体系的考量,证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适用行政处罚时效的优越性,并依据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特性和行政处罚时效的规定,完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时效制度的期间长度、起算点、终止以及延长规则。

检察公益诉讼“诉前督促行政履职”的价值定位与制度完善

为确保行政机关切实担负起维护公益之第一职责,立法理应将敦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规范为检察公益诉讼共有之诉前程序。反思现有研究结论,可知其因未能全面认识“诉前督促行政履职”之程序内容及规范效果而未能准确把握该程序之价值。回归至对“诉前督促行政履职”程序的规范解释,可知其实然价值在于防止“行政检察职能”失位和确保检察公益诉讼恪守“司法谦抑”之原则,应然定位为检察公益诉讼之诉前程序。据此,不仅可知将“诉前督促行政履职”拓展适用为检察公益诉讼共有之诉前程序是其制度发展的应有之义,也可进一步明确细化诉前“行政检察”规范和优化行政“优先履职期”的时限设置应为其制度完善的具体内容。

论“环境执法非诉执行类”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的反思与优化

负有环境资源监督管理职责的主管部门对其生效的行政决定怠于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检察机关在诉前程序无果的情形下向人民法院提起的检察行政公益诉讼虽“于法有据”,但司法实践案例中呈现出的“诉讼的耗时性与环境公益保护的紧迫性存在冲突”“检察机关的胜诉对生效行政决定的执行仅有间接影响”以及“挤占虚耗司法资源”等问题却一再表明,对“怠于申请非诉执行的行为”不加区分地提起检察行政公益诉讼欠缺合理性。“环境执法非诉执行类”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的泛化适用,既是对检察机关“全链条式”监督理念的误用,也是对检察行政公益诉讼“有限监督原则”的违背,还与行政诉讼之“诉的利益理论”存在冲突,建议将“环境执法非诉执行类”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区分为履行职责类诉讼与确认违法类诉讼,对于前者国家可通过立法直接赋予检察机关强制执行申请权的方式予以“赋权替代”,对于后者检察机关可通过提起确认违法类诉讼对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主管部门怠于履职行为的违法性予以“宣示”,实现“环境执法非诉执行类”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的区分构造。

论参考行政罚款制定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金数额计算规则

《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解释》第10、12条构成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金的数额计算规则条款,该组规则选择了“基数×倍数”的“倍数计算法”作为惩罚性赔偿金的数额计算方法。鉴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与行政罚款具有高度同质性,基于平等对待当事人的要求,确定两种金钱类惩罚性责任之数额的运算规则与计算结果应当基本一致。但现实是二者在考虑因素、裁量区间和设定方式上均存在矛盾,难以实现平等对待当事人的目标。通过比较法考察,倍数计算法尽管广泛存在于普通法系国家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中,但却一直未成为通行做法,只是无法采用最优规则之下的权宜之计,并受到较多质疑。在易造成不平等对待当事人之后果及没有特别且充分的正当性基础作为支撑的情况下,结合生态环境保护应由行政机关主导的原则,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金的数额计算规则不宜采用倍数计算法,而是应当与相应行政罚款的计算规则保持一致。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与诉讼程序衔接机制研究

我国环境诉讼的司法实践表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与诉讼程序的衔接机制并不顺畅,主要存在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力受限、行政机关履职认定标准不统一、诉讼请求与检察建议存在出入、检察机关举证责任偏重等问题。要建立诉前程序与诉讼程序的有效衔接机制,必须强化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确立“类型化”行政不作为认定标准;第二,提升检察机关调查取证能力;第三,明确检察建议与诉讼请求内容衔接转换的界限;第四,合理配置检察机关的举证责任。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请求权基础研究

环境公益诉讼的请求权基础,有环境法原则说、公益诉讼条款说和环境权说等,但这些请求权基础不够明确,尤其不符合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实践样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无法从作为原告的检察机关的权力角度来确定请求权基础,需要实现从原告权利(力)向被告义务的转向,以行政机关法定义务作为请求权基础。以行政机关法定义务作为请求权基础,符合行政公益诉讼的诉讼结构,体现行政法律关系内容的义务性,也有利于统一审查行政机关的义务与职责。行政机关环境义务主要来源于行政法律一般性规范和环境法律规范,作为请求权基础的法律规范类型多样,需要对之进行体系化构造,这样才能准确判断行政机关的义务,确定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请求权基础并对之进行审查。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之厘清

依据既有规范、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原理和环境公共利益的特殊性,可推导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需满足的四条标准:履职行为成熟、违法且损害环境公共利益、法院具备司法审查的能力、符合经济性。以上四条标准可将实务中出现的上级未督促下级、提供环境公共服务、尚在履职中的行为、单纯不回复或不采纳检察建议等四类行为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行政行为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中,不应该纳入受案范围的有应发许可而不发、给相对人施加的负担高于法定额度、施加财产给付类行为和申诫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中的履职行为;应该纳入受案范围的有违法颁发许可、施加资格罚、行为罚和责令改正。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前置程序的制度化路径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前置程序是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必经阶段。《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仅规定将制发检察建议作为该前置程序的环节,未形成完善的制度配套,导致检察机关在环境案件办理中出现环境潜在损害救济不及时、调查取证不充分、外部合作机制缺乏、检察建议监督不足等问题。为尽可能避免前述问题的发生,有必要对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前置程序予以专门的制度化。从实证分析方法出发,围绕检察建议的制发提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前置程序的制度化路径,通过建立环境重大风险预警机制,构建检察官环境调查权行使制度,增设行政机关听证程序,建立外部协作机制,构建环境检察建议监督体系等形成配套的制度保障。这既提高了前置程序的实务操作性,又更好地督促被监督行政机关主动纠错履职,及时制止和惩处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促进检察建议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发挥实效作用。

检察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困境与突破路径——以检察环境公益诉讼为例

作为一种实践先于立法的诉讼制度,检察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具有有效化解单一公益诉讼模式局限性,显著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充分保障司法权威、保障司法公平公正等重要功能。但囿于当前法律对于公益两诉一并审理尚未从制度上予以确立,司法实践中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这一制度在诉前程序、级别管辖和举证责任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矛盾与问题。因此,需要不断探索优化路径来突破两诉衔接上的困境,从而构建检察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使得公益“两诉”能够取长补短,最大限度保护公共利益。具体措施大致包括取消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改变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级别管辖,明确举证责任,强化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等。

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的完善路径

新时代的环境保护,秉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治理理念,更应从司法层面入手,从制度和政策的构建中做到控制人类活动对环境的污染。证明责任是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体系构建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合理分配证明责任对于主要查明案件事实和保护环境公共利益有重要影响。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作为行政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举证责任分配方式不便重构,而应在现有框架下进行解构与补充。应从收集证据的强制力、科学地分配举证责任以及设置生态保护案件中行政机关履职及举证标准3个方面入手,最终达到保护环境公益的目的。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行政机关“全面履职”标准的界定

行政机关“全面履职”标准的界定对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及维护国家与社会环境资源公共利益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法律与司法实践没有形成统一的“全面履职”概念与判断标准,应在结合当前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实践的特点与问题基础上,正确认定履职主体、合理划定职责范围、灵活确定履职期限、适度审查履职效果,从而为行政机关履行环境监管职责提供清晰的标准规范,更好地发挥检察监督作用,为法院的司法裁判活动提供判断依据,最终实现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目的。

论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作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重要制度设计,诉前程序对于节约司法资源、补强适格主体的诉讼能力,以及体现检察权的谦抑原则,有着重要的功能作用。目前,我国诉前程序的制度构建基本成形,制度运行初见成效,但仍存在督促建议效果局限、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机制不完善、诉前程序回复期限规定僵化、诉前程序与诉讼程序衔接失衡等问题。应着力从优化督促建议、保障检察机关调查取证、灵活设置回复期限、诉前程序与直接起诉有效衔接等方面予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