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展与限缩: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之确定

为防止滥诉,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为社会组织设定了“高门槛”,亦未赋予公民起诉资格,致使起诉主体与日渐细化的利益诉求不匹配。同时,部分学者主张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原告宜扩展至环保行政机构。鉴此,文章从实践与理论两个维度分析当下盛行理论对支撑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不足,并以此为基础借鉴域外国家现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经验,以期明定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主张公民应具有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适度放宽社会组织的起诉条件,但不宜扩展至环保行政机关。应当在扩展与限缩之间寻求认定机理,实现在当事人之间的法律正义分配。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研究

环境社会公共利益独立于国家利益和政府利益存在。公众委托政府管理环境资源并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但是现实中行政权力往往不能真正代表社会公益,有时甚至侵害我们所依存的环境。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屡屡发生,为了适应环境公共利益保护的要求,必须拓宽原告资格,以保证面对强大的行政权的侵害时,广大公众能通过最后一道屏障——司法力量保护与他们的生命健康、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的环境公共利益,实现与行政权的抗衡,并监督行政权在环境管理领域的行使。

检察机关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探讨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是诉讼主体能够以自己的名义为维护环境公共利益提起行政诉讼所需具备的法定条件。基于利益扩张理论和我国环境司法的内在要求,应赋予检察机关提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资格。然而,现有的相关立法并未对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给予明确支持,配套制度和保障措施亦不完善。立法应进一步着重明确检察机关的起诉资格,规定检察机关提起诉讼的案件类型,同时健全配套制度,对检察机关起诉权作出合理的限制。

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之缺失及完善

环境公益诉讼作为一种特殊的行政诉讼,对保障和实现公共环境利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尤其是该公益诉讼中的原告资格在立法、司法等层面均存在法律依据不足、主体范围不明等缺失。因此,应从扩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范围、强化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法律制度及保障等方面予以完善。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扩展研究

本文对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问题进行研究,行政公益诉讼试点工作暴露出来的问题,并没有在法律正式授权给检察院后得到根本性解决。通过相关实证分析发现检察院已经表现出来其作为唯一原告上的力不从心。具体表现为,其在诉讼对象上明显的避重就轻,诉讼目的上仅注重纠正政府行政不作为,不注重对政府作为引起的损害进行的实质性追责。在案件线索的来源上较为单一。因此,有必要扩展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范围,引进公民和环保组织形成多元化的诉讼主体格局。

论湿地保护领域中的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

传统的湿地保护模式具有“行政执法人员的机会主义”“多元规制机构的协调难题”“持续性的运行成本支出”等相对劣势。为实现对于湿地生态的全过程保护,督促湿地行政主管部门积极履职,有必要将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纳入湿地保护体系。应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明确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提起范围、提出时机和诉讼程序。

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认定研究

个人信息民事公益诉讼产生伊始,理论界与实务界便产生了对原告主体资格认定的争论。《民事诉讼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在立法表达上,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认定仍有诸多值得商榷之处,主要表现为原告资格认定范围存疑和原告起诉顺位模糊。前者系立法者在立法过程中有意留白,后者则产生于对基本法律与非基本法律二者位阶关系的不同理解。现行立法仅允许省级以上消费者组织提起公益诉讼,而此范围有待拓宽。仅国家网信部门有权授予特定组织公益诉讼诉权,应从组织类型和资格条件层面上适当放宽。基于《立法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同行使立法权,因此人民检察院提起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不受起诉顺位的限制。

村民委员会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的原告资格

虽然城市环境治理已取得一定成效,但农村环境治理仍不尽如人意,尤其是部分基层人民政府仍会以牺牲农村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面对因行政机关的乱作为或不作为而引发的环境公益损害,立法只明确承认了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而忽视了其他主体的起诉权。实践中,即使村民委员会以环境公益受损为由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法院也主要适用行政诉讼方式解决纠纷。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农村环境公益救济缺失、行政机关行为失范以及普通矛盾升级为环境群体性事件等问题。赋予村民委员会主体资格既符合司法实践的需求,又具理论合理性与现实可行性。同时,为防止滥诉,可在时间、空间、事实三个维度上限制村民委员会之诉权。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之厘清

依据既有规范、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原理和环境公共利益的特殊性,可推导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需满足的四条标准:履职行为成熟、违法且损害环境公共利益、法院具备司法审查的能力、符合经济性。以上四条标准可将实务中出现的上级未督促下级、提供环境公共服务、尚在履职中的行为、单纯不回复或不采纳检察建议等四类行为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行政行为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中,不应该纳入受案范围的有应发许可而不发、给相对人施加的负担高于法定额度、施加财产给付类行为和申诫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中的履职行为;应该纳入受案范围的有违法颁发许可、施加资格罚、行为罚和责令改正。

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环保组织原告主体资格探析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环保组织提起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各级各地人民法院基本持否定态度。究其原因,主要是法院对《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民事诉讼法》三部法律有关条款的解读适用所致。确定环保组织能否获得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需要对海洋环境利益属性、海洋环境公共利益判定标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原理、法律条文司法解释等,进行综合分析,以厘清环保组织与海洋环境监督管理部门在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诉讼角色、诉权依据与起诉顺位问题。

环保组织提起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实践检视与法理证成

环保组织是否具有提起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问题,实际上涉及的是《环境保护法》与《海洋环境保护法》之间的关系问题。运用规范竞合理论可以发现,虽然《环境保护法》与《海洋环境保护法》构成一般法律与特别法律之关系,《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与修订前的《海洋环境保护法》第八十九条第二款(修订后的《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确实构成一般规范和特殊规范的关系,但是两者的法律后果并非相互排斥关系,因而两者并不构成法律冲突。《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与修订前的《海洋环境保护法》第八十九条第二款(修订后的《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所规定的两套诉讼机制是并行不悖的,前者对后者起到补充作用。鉴于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特殊性,可以从适用范围、起诉顺位等方面对环保组织的公益诉权加以一定的限制。

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不依法履行职责”之认定标准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是中国对于解决环境资源侵害问题的一项创新性法律制度,对于保护环境资源意义重大。如何认定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在制度运行过程中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而我国法律对这一关键问题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在对理论界及司法实务过程中形成的行为标准、结果标准、复合标准、二阶层说的核心观点、理论依据以及弊端或缺陷等内容进行分析后,提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不依法履行职责”的认定标准应以结果标准为原则,以行为标准为补充。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请求权基础研究

环境公益诉讼的请求权基础,有环境法原则说、公益诉讼条款说和环境权说等,但这些请求权基础不够明确,尤其不符合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实践样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无法从作为原告的检察机关的权力角度来确定请求权基础,需要实现从原告权利(力)向被告义务的转向,以行政机关法定义务作为请求权基础。以行政机关法定义务作为请求权基础,符合行政公益诉讼的诉讼结构,体现行政法律关系内容的义务性,也有利于统一审查行政机关的义务与职责。行政机关环境义务主要来源于行政法律一般性规范和环境法律规范,作为请求权基础的法律规范类型多样,需要对之进行体系化构造,这样才能准确判断行政机关的义务,确定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请求权基础并对之进行审查。

海洋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生成与实践审视

海洋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意义在于更新治理方式,推求具有风险预防意义的客观法秩序,以及反向推动案件范围的拓展。就海洋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实施而言,在类型维度,包括了秩序行政与服务行政、行政行为与事实行为;在空间维度,监督范围超越自然地理空间和行政区域界限;在功能维度,则会导致司法介入的功能重组,激发整序行政的展开,以及开拓法治化治理空间。然而,案件覆盖范围被不当切割、监督对象被不当限缩以及缺乏跨行政区域的专门性检察机关,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构成了海洋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实施之隐忧,应当对此提出完善方案。

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的完善路径

新时代的环境保护,秉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治理理念,更应从司法层面入手,从制度和政策的构建中做到控制人类活动对环境的污染。证明责任是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体系构建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合理分配证明责任对于主要查明案件事实和保护环境公共利益有重要影响。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作为行政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举证责任分配方式不便重构,而应在现有框架下进行解构与补充。应从收集证据的强制力、科学地分配举证责任以及设置生态保护案件中行政机关履职及举证标准3个方面入手,最终达到保护环境公益的目的。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行政机关“全面履职”标准的界定

行政机关“全面履职”标准的界定对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及维护国家与社会环境资源公共利益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法律与司法实践没有形成统一的“全面履职”概念与判断标准,应在结合当前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实践的特点与问题基础上,正确认定履职主体、合理划定职责范围、灵活确定履职期限、适度审查履职效果,从而为行政机关履行环境监管职责提供清晰的标准规范,更好地发挥检察监督作用,为法院的司法裁判活动提供判断依据,最终实现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目的。

无障碍环境建设行政公益诉讼的理论逻辑与优化进路

无障碍环境建设行政公益诉讼所指涉的公共利益呈现出鲜明的社会性、公共性特质,此特质对监督行政机关提出了现实要求,与行政公益诉讼的监督功能共同塑造了此类公益诉讼的制度机理。因此,应强化无障碍环境建设公益诉讼监督行政机关履职的制度功能,以此破解无障碍环境建设因主体交错而存在的责任判别困境,亦需要通过类型化拓展受案范围的方式,分类别明确无障碍设施建设、信息交流、社会服务领域的重点工作,以保障日益多元的无障碍权益。此外,应考虑赋予残疾人联合会等主体以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并允许公民通过无障碍私益诉讼维护公共利益,以此回应“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的立法吁求。

论环境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模式适用的法律困境与出路

相比于单元诉讼模式,环境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模式力图在一个庭审中实现对两类公益诉讼的合并处理,更易于兼顾公正与效率。但对该诉讼模式而言,其广泛应用受制于正当性依据的缺失。为此,有必要通过建立以检察机关为主、环保组织为辅、多元主体参与的诉讼机制,拓展环境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受案范围,明确两类诉前程序履行顺序及诉前程序与诉讼程序的衔接规则,协调与完善两类环境公益诉讼的举证规则,细化附带民事诉讼环节适用调解程序的规则,实现对该诉讼模式的优化。

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制度的不足及建议

诉前程序处于先行阶段,具有法定性、建议性、救济性的特点。虽然我国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日趋完善,但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存在些许困境,如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判定标准不够统一、诉前程序中磋商机制欠缺、诉前程序和诉讼程序之间衔接不够顺畅等。本文结合当前阶段诉前程序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

气候变化视角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优化

司法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保障。在党二十大报告“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和“完善公益诉讼制度”的指导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在气候治理领域大放异彩。但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我国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尚处于探索阶段,面临着行政机关气候监管职责不明确、缺乏“重大气候风险”防范、司法裁判执行不到位等法律障碍。为此,应以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既有体系为基础,明晰行政机关气候监管职责,扩大行政公益诉讼范围,适当扩大行政强制执行主体,使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可以更好地发挥防范气候风险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