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责任承担与绿色创新共生对流通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

本文基于2012-2022年我国A股流通类上市企业数据,构建共生模型测度环境责任承担与绿色创新的协调发展程度,通过混合估计模型实证检验二者共生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流通企业的环境责任承担与绿色创新共生存在阶段性波动特征,物流与仓储类企业的波动明显,批发零售类和商贸服务类企业的走势平缓;环境责任承担、绿色创新及二者共生均有利于流通企业绩效提升,且在高共生水平样本中的影响系数和显著性优于低区置组;融资约束在全样本和高共生水平样本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为此,文章提出强化企业环境责任承担意识、加快企业绿色创新和提升环境责任承担与绿色创新共生水平等政策建议。

绿色信贷政策与企业财务绩效的关系分析——基于环境社会责任承担视角

文章基于环境社会责任承担视角,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选取2015—2022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绿色信贷政策与企业财务绩效的关系,探讨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期望能够为政策制定者和企业管理层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共同推动经济向绿色转型升级。

企业环境责任承担提高内部控制质量了吗?

本文以2009-2016年沪深A股采掘业、制造业以及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企业环境责任承担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企业环境责任承担有利于提升内部控制质量。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正向影响主要体现在代理成本髙和信息透明度低的企业以及重污染企业和国有企业。本文拓展了内控质量的研究视角,丰富了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经济后果研究,也为政府引导企业积极参与环境治理的相关政策实施提供了经验支持。

领导干部资源环境责任审计客体:理论框架和例证分析

领导干部资源环境责任审计客体是资源环境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代理人或资源环境责任承担者。审计结果能否与领导干部个人利益密切关联成为确定领导干部资源环境责任审计客体的选择依据。根据这个选择依据,领导干部资源环境责任审计客体包括三类:党政领导,资源环境相关部门领导,国有自然资源使用单位、国有自然资源管理单位、国有自然资源生产单位及对环境有影响的国有单位的主要领导。上述三类审计客体,需要分步纳入领导干部资源环境责任审计范围。以单位作为审计客体与以领导干部个人作为审计客体具有密切的关联,通常需要以单位为客体来开展资源环境审计,针对业绩和查出的问题,根据领导干部的分工和对具体问题的参与程度来界定和评价领导干部应该承担的资源环境责任。

国外企业环境责任研究综述

迄今,西方社会早已迈过严重污染阶段(如雾霾),环境责任承担(CER)几乎成为跨国企业的标准范式,全面回顾国外CER研究对深处环境危机中的中国来说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本文回顾了国外学术界从商业伦理、利益相关者管理、战略管理、环境行为及环境绩效视角的CER研究,归纳总结了CER概念主张及维度测量。研究发现,制度环境、市场状况、产业现状、利益相关者等是促成企业CER行动的外部因素,而企业规模、发展战略、治理结构以及技术条件等是制约CER行动的内部因素,内外多种因素的整合作用决定企业CER行为。此外,研究还发现,CER可以提升资源利用效率、降低成本费用与提升技术能力等,还能够帮助企业获得良好声誉和改善品牌形象,在一定条件下也可帮助企业建构可持续竞争优势,甚至对企业的财务绩效产生积极影响。最后,本文展望了CER研究的全球本土化、创新性、实务性以及中小企业化等发展方向,并分析探讨了国外CER研究对中国本土研究和CER实务的启示。

我国金融企业承担环境责任平衡性分析——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的联盟博弈

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将金融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分为支持型利益相关者、威胁型利益相关者、利弊兼有型利益相关者、无关紧要型利益相关者四类。通过构建联盟博弈模型,以这四类利益相关者作为参与者,对我国金融企业承担环境责任适度的平衡性进行分析,试图证明它的存在。根据博弈模型的结论,并结合我国金融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现状,从政府、市场、金融企业内部等方面对我国金融企业更好的承担环境责任提出建议。

论跨国污染转移情境下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

乘着经济全球化的东风,发达国家以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与形式,将污染型企业、淘汰落后的设备与技术、工业与生活废物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在全球气候治理的大环境下,转移其应承担的国际环境责任。在跨国污染转移的情形下,发达国家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消费者与受益者,理应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环境治理中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官员访问与企业ESG背离

目前ESG指标体系存在重视总体评价忽略维度关联等问题,导致在缺乏统一标准的情况下,企业会根据内外部环境改变利益相关者的优先顺序,从而产生对ESG的“厚此薄彼”现象,即企业ESG背离。目前鲜有研究关注企业ESG背离问题,对企业ESG背离行为形成机制的探索也较为匮乏。基于资源依赖理论和新制度理论,从政府非正式机制视角,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官员访问对企业ESG背离行为的影响机理。选取2013年至2018年中国重污染行业上市企业为样本,通过企业环境责任、社会责任和治理责任的评分数据来评价企业承担ESG各维度责任的情况,提出企业ESG背离行为的测量方式,检验官员访问对企业承担环境责任和ESG背离行为的影响;从监督和资源两个方面检验官员访问影响企业ESG背离的机制;根据异质性特征,检验产权性质和环境规制对官员访问与企业ESG背离关系的差异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官员访问对企业承担环境责任和ESG背离行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说明官员访问有利于企业积极承担环境责任,但也诱发了ESG背离行为的发生。基于监督视角和资源视角的中介检验表明,官员访问引发企业ESG背离是通过环保监督和环保补助两种机制产生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官员访问对企业ESG背离的影响,在国有企业和环境规制较强地区的企业更为明显。拓展性研究发现,随着官员等级的提高,官员访问对企业ESG背离的促进作用得到增强;官员访问促进了企业ESG整体表现的提升。从官员访问这一非正式机制视角解释企业ESG背离的形成机制,拓展了企业策略性承担环境责任的研究。国家应进一步完善环境治理体系,推动由政府、社会和企业共同承担环境责任,防范企业过度响应环保政策而出现的激励扭曲现象。企业履行ESG需要平衡自身的长期发展战略与短期经营目标,在完成环保目标的同时,兼顾其他利益相关者责任,实现企业ESG责任的包容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