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林长制的环境质量责任审视

现有针对河林长制的责任研究只关注于其对责任压力的强化与整合。事实上,河林长制实现了责任属性的变革性创新与责任主体的拓展性创新。进而,它以目标性责任将党政领导的政治责任与地方政府的法律责任予以结合,从而围绕环境质量责任进行了责任机制的建构。具体而言,河林长制从责任机制的三个方面对环境质量责任予以建设性践行:一是赋予地方政府具体的环境治理职能,二是将新赋予的环境治理职能融于宏观治理之中,三是以标准化的环境质量目标达标机制督促地方政府履行环境质量责任。

论政府环境质量责任的实现

根据法律规定,政府具有保证环境质量的责任。政府的环境质量责任是一种积极责任,需要政府实施一定的行为才能实现,也具有可诉性程度低的特点。政府环境质量责任要求政府保持符合标准的环境、及时修改环境标准、采取一定的行动并保证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实现政府环境质量的责任方式主要有政治责任、司法责任和行政责任等。

河长制与政府环境质量责任——以贵州省的“河长制”推行为视角

在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中,我国GDP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相伴而生的是对环境治理的前期忽视,导致环境污染严重,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态宜居的美好生活质量要求。为人民提供物质满足、精神文明、环境舒适的生活成为国家发展的重任。水环境污染治理已刻不容缓,既需要企业污染者从污染源头自我管理,社会公众从旁监督协助,更需要政府行政强制执行力的落实。立足于贵州省河长制已取得实践成功的基础上,从法理和实践层面指出其中尚存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加以完善,从而进一步保障环保事业的有序推进。

大气污染防治中的地方政府大气环境质量责任制度实证研究

在地方政府大气环境质量责任制度建立以来实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三次重大行动中,地方政府的大气环境质量责任主体的法定身份没有得到应有显示。样本省17份"十三五"规划没有把规定大气环境质量目标看作是执行《大气污染防治法》地方政府大气环境质量责任相关规定的行为,没有为地方政府履行大气环境质量责任树立依据、提供支持;《立法法(2015)》实施以来颁布的32部大气污染防治地方法规没有充分发挥其在加强大气环境质量责任制度建设上的功能。法律上宣布的地方政府大气环境质量责任制度建设任重道远。

论政府环境法律责任——以政府对环境质量负责为基点

政府是环境保护的主导力量,但是在许多情况下也是造成环境恶化的根源,完善政府的环境法律责任是中国环境立法的当务之急。本文从政府对环境质量负责为基点去探究政府环境法律责任的设计和配置,认为这一规定是环境立法中确立新的行政理念的基础,也是完善政府环境法律职责和法律责任的依据。

我国《环境保护法》中的政府环境质量责任及其强化

《环境保护法(2014)》第6条第2款规定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环境质量责任,为我国《环境保护法》确立了地方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环境质量负责原则。该法规定的环境保护规划制度、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提出的环境保护财政投入要求等都有利于地方政府履行环境质量责任。该法确立的一些制度反映了环境的整体性特点,为地方政府履行环境质量责任创造了条件。规定在该法中的政府环境质量责任制度和地方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环境质量负责原则还没有得到我国法律文化的高度认同,尚需要做精细加工。

论重金属污染损害赔偿中的政府环境质量担保责任

重金属环境污染损害赔偿不仅涉及区域和影响范围十分广泛,而且非常容易诱发,危害极大。为了避免"企业污染政府买单"的不合理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现象,有效解决重金属环境污染损害赔偿问题,确保民众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应通过建立污染者负担与政府环境质量担保责任的衔接制度来完善重金属环境污染损害赔偿争端解决机制。

行政首长环境质量法律责任探析

地方政府环境质量法律责任包括集体责任与个人责任,其个人责任基于行政首长负责制,由地方政府行政首长承担。行政首长承担的环境质量法律责任是一种无过错责任,包括行政责任与宪法责任。但是,现有立法规定的行政首长责任以违法违纪为前提,造成行政首长环境质量法律责任无法依现行立法予以追究。这就需要制定行政法规,综合考虑环境质量是否下降、是否完成限期达标规划年度目标、是否按期完成限期达标规划等情节,明确行政首长环境质量行政责任,并援引宪法性法律,在情节严重且未追究行政首长责任或责任畸轻的情况下,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启动罢免程序,追究其环境质量宪法责任。

政府环境法律责任的反思与重构

《环境保护法》与环境保护法学者往往将政府环境法律责任理解为"提升环境质量"的责任目标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责任。然而,《环境保护法》设置的监管责任与行为责任并不能确保责任目标的必然实现。这是因为监管责任要求政府为监管效果负责,行为责任要求政府为实施行为负责,只有要求政府为目标实现而负责的目标责任才可能与责任目标相契合。为了实现这一契合,《环境保护法》应当以环境质量标准的形式为政府设置基于环境保护需要考量的环境质量目标责任。在路径上,《环境保护法》应注重提升环境质量标准的法律地位,探寻与保证环境质量的科学性与系统性,并以环境质量目标的方式赋予政府目标责任,最终解决政府环境法律责任问题。

联防联控中大气环境治理的合作动源

联防联控的制度核心是大气环境治理合作,合作规范与合作激励是推动合作的两大维度。而对合作动源的探索,应是联防联控研究的基点。在联防联控的实践经验中,中央给予地方政府的纵向压力在双重维度下推动了大气环境治理合作。但在纵向压力的背后,真正的动力之源是环境质量责任。不同于传统的惩罚不法责任,环境质量责任驱使地方政府自主追求合作规范的推进,同时形成了治理合作与利益分享的良性循环,进而持续地产生合作激励。为了有效地开启这一合作动源,环境法律需要将环境质量达标机制作为联防联控制度的标配,并通过机制的科学化来保障合作动源的开启。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瓶颈制约与法制纾困方案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面临着“污染产品”合法化、污染行为“有量无质”、污染追责“有果无因”、生态产品“有市无价”等因素的制约。由农用化学品管理、农产品管理和县域政府管理构成的“三点支撑”方案可以打破这些制约因素。具体的法律措施包括加强农用化学品管理,将其生产者、销售者纳入农业面源污染防治责任者的范围,为其分配具体的生态环境保护义务;制定行政法规、切实调整农产品管理思路,以环境友好型农产品品级认定的正激励效应抵消污染防治义务的负激励效应;有关立法从落实地方政府环境质量责任出发优化县域政府管理,将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与农业生产整合为一项政务,使地方政府在充分掌握化肥、农药等潜在污染物信息的基础上对防治农业面源污染、培育高品级农产品采取管理行动。

生态法治建设中的政府职责

政府是堪当生态法治建设的最适格主体,根本原因在于生态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以及政府是公共利益代表和拥有环境管理权限的主体。生态法治建设中政府职责的规范依据,是2018年修订的《宪法》确立国务院生态文明建设职责和2014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确立地方人民政府的环境质量责任。服务型政府和责任型政府建设为政府履行生态法治建设职责提供行政生态背景。政府角色在生态法治建设和环境规制过程中应当发生嬗变,从政府环境管理转向环境治理,政府环境治理工具也应做出有效回应,才足以实现生态文明和生态法治。

强化环保管理 深化环境治理 确保“一控双达标”目标实现

“九五”期间，首钢以落实《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为契机，从首钢地处首都特殊要求出发，以改善首钢环境质量为目标，通过落实环境 质量责任制，完善环保管理体系，建立健全环保 激励机制，加大环保管理和环境治理力度，实现了环境保护的“自我保证、自我监督、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使首钢的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环保督政约谈的祛魅与重塑

环保督政约谈实现了从"督企"到"督政"的环境监管模式变革,对于督促地方政府落实环境质量责任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但囿于末端治理方式的局限、约谈人的权力不足、功能定位的偏颇、制度自身的缺失或缺陷等因素,还存在约谈体制混乱、长效性或实效性不足、约谈后的责任追究乱象、约谈程序的交涉性不充分等缺陷。应抓住当前国家机构改革的契机,以协作治理为指导思想,以合法性及协调性为基本原则,从法律属性、功能及具体制度层面予以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