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地方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落实的路径探究——以环境问责为视角

以“党政同责”为核心的环境问责制度确立以来,进一步压实了地方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推动了环境问题治理。但在环境问责实践中,仍面临环境问责启动阈值模糊、归责原则不清晰等实施受限问题,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问责与领导干部积极性之间的矛盾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环境责任的落实。文章以环境问责为视角,探索强化地方党委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落实的合理路径,以期进一步压实地方环境保护责任,保障生态文明建设。

农村环境治理的路径选择:合作治理与政府环境问责

农村环境治理需要相应的法律保障和制度供给。当前在行政管制层面上合作治理理念的逐步兴起以及政府环境责任不断强化的大背景下,农村环境治理应该在转变治理模式、完善政府的环境问责机制等方面寻找新的突破口。

环境问责与投诉对环境治理满意度的影响机制研究

近年来,自上而下的环境问责和自下而上的环境投诉之间的良性互动已成为中国当前环境治理创新的显著特征。这种良性互动不仅改善了环境治理的客观绩效,还影响了公众环境满意度,提升了环境治理的主观绩效。文章利用CGSS(2015)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社会公众对环境问责是否有力和环境投诉是否有效的认知或判断,对其环境治理满意度的影响,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公众对环境问责的认知是否强化了其对环境投诉的判断,从而进一步提升了环境治理满意度。研究发现:①公众认为环境问责越是有力,环境治理满意度越高,认为环境投诉越是有效,环境治理满意度也越高。②公众对环境投诉是否有效的判断,还在其对环境问责是否有力的认知与环境治理满意度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效应。③进一步的分析还发现,前述中介效应在城乡居民间存在差异性。相对于城市居民而言,农村居民的环境治理满意度更直接依赖于政府的环境问责机制,环境投诉有效性的判断未发挥中介作用,这或许与农村居民环境投诉经验不足有关。文章建议在提升环境治理客观绩效、加强环境问责力度的同时,还应引进柔性治理技术,推进公众环境参与。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进一步增强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的良性互动,提升公众环境满意度,改善环境治理主观绩效。文章还建议,中国在环境治理、反腐败斗争等领域探索出的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良性互动的经验,还可以推广至社会治理的其他领域,实现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局面。

论我国政府环境问责制的完善

政府环境问责制是提升我国政府环境意识,促进政府切实履行环境责任的重要保障。本文从政府环境问责制的内涵界定入手,指出建立政府环境问责制的必要性。针对我国政府环境问责制存在的问题,从法制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方面提出完善我国政府环境问责制的对策。

我国环境问责制度建设中的“党政同责”理念探析

"党政同责"理念的提出拓展了中国环境问责的主体对象,改变了中国环境监管体系的格局,是当代中国环境问责制度的重大创新;"党政"的具体指向是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两套系统及其领导成员,"同责"的内涵要义是"共同承担责任"而非"承担相同责任"以及责任承担的类型包含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指出中国党领导政府的政治体制现状、政府内部分工的体制问题和法律规定中党委环保职责缺失等因素,有必要将"党政同责"理念纳入环境问责制度建设之中;根据当代中国环境问责制度的建设情况,可以从建立职责清晰的党政环保责任分工体系、健全领导干部目标责任考核制度、强化环保督察的巡视力度和严肃重大环境决策终身追责制等方面探讨"党政同责"理念的实现途径。

浅析我国的环境问责制

环境问责制的确立以《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处分暂行规定》的出台为标志。在整顿重大环境事件的背景条件下,环境问责因社会转型、政府责任和企业环境责任强化而具有独特的特点,在环境问责的基本建构上,对环境问责的配套制度建设提出初步设想。

特质与结构:环境问责机制的理论探究

环境问责制是政府机构通过相关法律法规对参与环境活动的主体和客体的职责与权利做出明确,并对其落实程度进行考核的一整套具科学性和可行性的综合评判标准。权利客体借助特定形式对自身行为绩效进行表达,权利主体对其表对进行综合评估并辅之以相应奖惩举措。这一制度在实践中表现出效应两重性、向度全程性、形式多元化、内容普遍性、结果多样性等基本特质。制度框架包括问责的主体,对象,范围,程序,方法和结果等因素。

环境问责在全面推行河(湖)长制中的运用——基于规范层面的分析

环境问责作为环境治理的重要保障措施,在实践和理论上日益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重视,尤其在水环境治理方面。环境问责在河(湖)长制中体现的是一种考核问责机制,作为推行河(湖)长制的保障措施,有其必要性。国家和地方关于河(湖)长制问责的规范不尽相同,但均未明确问责的具体措施。分析各地方规范暴露出河(湖)长制问责仍存在问题:考核机制不合理、问责机制不健全、公众参与缺位。出现问题的关键在于河(湖)长制的“非法定性”,应当通过法治化和规范化完善考核问责,以推动河(湖)长制从全面建立到全面见效。

从政治人理性的视角完善环境问责

环境问责是指对政府主管部门和政府官员的环境责任追究机制,在环境问责中,问责主体与问责客体因其政治人的属性而具有政治人理性。政治人理性内涵包括满足精神需要的自利性、依托社会公共权力的社会公共性、及以工具理性为主要行为手段,从政治人理性的内涵出发从不同角度完善环境问责制度。

我国环境问责制创新研究——“环境问责制度创新研究”系列论文之三

环境问责制是监督规范政府行为,促使其积极履行生态责任的倒逼机制。文章以完善我国环境问责制为出发点,以我国法律法规数据库、中央生态环境部发布的环境问责信息、各地区生态环境厅及各大新闻网站为数据来源,对我国环境问责法律法规政策文本与收集到的136个环境问责案例进行统计分析,发现我国环境问责制存在着环境问责立法滞后、主体狭窄、效率低下和环境问责配套制度不完善等问题。为此,建议从完善环境问责法律体系、构建多元问责主体、建立有效运行机制和健全环境问责配套制度建设等方面入手,优化我国环境问责制。

环境问责机制的理论特质与结构体系研究

环境问责制是政府机构通过相关法律法规对参与环境活动的主、客体双方的职责和权利进行明确,并制定一套科学可行的综合评判标准用来考核双方责任和权利落实程度,权利客体借助描述、证明等形式对自身行为绩效进行表达,权利主体进行综合评估进而对客体的绩效给予评判,并辅之以相应奖惩举措。在实践中表现出效应两重性、向度全程性、形式多元化、内容普遍性、结果多样性等基本特质。该框架包括问责的主体,对象,范围,程序,方法和结果等因素。

环境问责机制的理论特质与结构体系研究

环境问责制是政府机构通过相关法律法规对参与环境活动的主、客体双方的职责和权利进行明确,并制定一套科学可行的综合评判标准用来考核双方责任和权利落实程度,权利客体借助描述、证明等形式对自身行为绩效进行表达,权利主体进行综合评估进而对客体的绩效给予评判,并辅之以相应奖惩举措。在实践中表现出效应两重性、向度全程性、形式多元化、内容普遍性、结果多样性等基本特质。该框架包括问责的主体,对象,范围,程序,方法和结果等因素。

西方国家环境问责制度研究

党的十九大以来,党和政府日益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政府环境责任的承担,本文通过比较分析美国、德国、日本、巴西等西方国家生态环境治理及环境问责制度,并根据中国国情和发展实际,探讨了西方国家环境问责制度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城市环境问责问题研究--以大连为例

近年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环境质量日益下降,环境冲突屡有发生,各种环境问题日益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以大连高新园区两个街道为例,对城市化进程中的环境问责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通过数据分析可以发现,大连市在环境问责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城市环境建设和环境面貌有所改善,但还存在若干不足,如不同特征社会人群环境意识存在明显差异,问责渠道缺失,问责制度供给不足,公众环境问责参与意愿不足,环境补偿不合理和环境公正弱化等。提出相关对策:进一步加强居民环境教育,保障公众的环境知情权和参与权,强化环境救济和生态补偿,建立环境责任终身追究制度。

环境问责政策提升了环境治理绩效吗?——一项Meta分析

环境问责政策是否提升了环境治理绩效是最近几年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但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使用Meta分析方法,对选取的62篇关于环境问责与环境治理绩效之间关系的文献进行系统分析。研究发现环境问责政策总体对于环境治理绩效改善显著为正,其中对大气、水体和固废治理的平均效应量分别为0.067、0.050和0.094,说明这种作用力度有限。在整个效应关系中,研究方法、样本级别和研究类别起到了调节作用。从总体上整合了已有研究之间不同结论的分歧,为下一步环境问责政策完善提供了研究证据。

新时代环境问责的法治困境与制度完善

我国环境问责的制度实践先后经历了初创、发展和成熟三个阶段。当前,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构成新时代环境问责的基本底色,推动着我国环境问责制度日臻成熟,对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在以法治为视角对现阶段环境问责实践进行检视时,可以发现其还面临适用依据不完善、问责主体及其职权设置法定性不足、责任对象权责对应不强和制度运行法治镶嵌有限等困境。需要明确环境问责制度发展的法治路向,实现环境问责的法律完善、主体法定和权责一致,在制度运行中镶嵌程序正义、民主参与、公开透明和权利保障等法治价值和理念。

从问责政府到党政同责——中国环境问责的演变与反思

自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环境问责从原先主要强调问责政府发展到当前的党政同责,表现出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扩大了问责对象的范围,将党委与党委领导干部纳入问责对象;二是建立了党委主导的问责方式,问责的展开主要由党委部门负责。党政关系问题与权力监督问题是制约问责效果的两个根本因素,无论是问责政府还是党政同责都未能对此加以解决。党政关系问题与权力监督问题最终都可归结为党的领导方式问题。在坚持党的领导地位的前提下,应该尽快改善党的领导方式,依法执政,激活并强化法律所确立的权力制约机制,推进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互联网使用何以影响公众的环境治理满意度?--基于环境问责调节的政府环保形象中介效应分析

在国家治理领域,利用公众主观评价极具理论和现实意义。既有研究尝试从网络媒介角度解析公众对环境治理评价的差异,然而其作用机理尚不明晰。本研究立足中国环境治理实践,基于政治逻辑,对互联网使用之于满意度的机制进行实证考察。文章基于CGSS2015的数据,利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后发现:(1)互联网使用对环境治理满意度存在抑制作用;(2)政府环保形象在互联网抑制性作用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互联网使用影响环保形象进而影响环境治理满意度;(3)环境问责在政府环保形象的中介作用中发挥调节作用,提升了政府环保形象对满意度的增益作用。此外,互联网使用的作用存在鲜明群体差异。关于互联网使用内在机制的发现,对认识互联网影响公众评价国家治理效果和提升公众环境治理满意度有所启示。当然,本文还对数字治理转型下提升公众环境治理满意度有一定政策借鉴意义。

地方政府环境问责的困境与消解

生态环境问责制度对于落实地方政府的环境保护责任,推动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的提升是一项重要举措。目前地方政府环境问责面临着问责主体单一、问责客体不明确、问责范围界定困难、问责程序不规范等困境。需要从构建公众在内的多元问责体系、进一步明确问责的客体和范围、规范问责程序、健全问责法律法规及配套制度等方面予以消解,以提高问责制度的科学性和完善性,更有力地落实政府的环境责任,推动地方政府环境治理。

关于我国政府环境问责制度的研究

问责制度,指的就是要去追究负有责任的人之责任,由他们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的一种制度。但是对于问责制,大多数人对其的理解有些许的片面,以为它是需要等到真正出现了法律所规定的损害结果之后,进而再去追究负责人的责任。早期的问责制度可能处于静态的领域,但是,随着我国法律的不断完善,法治建设的不断向前深化,现在的问责制则更加注重一个动态的监督,惩罚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近几年问责制的范围不断扩大,增加涉猎了不同的领域,比如对于政府机关、党政机关的问责、对于环境领域的问责等等。通过对我国政府环境问责制度的研究,可以良好的改善我国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