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污染情境下环境风险感知对大学生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大气污染控制逐渐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除了需要国家、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努力,公众的行动选择也至关重要。将公众大气风险感知有效转化为亲环境行为,实现环境改善的“知行合一”,首先需明确亲环境行为的发生机制。以在校大学生为例,通过问卷调查获取心理变量,结合空气质量数据,运用有调节的中介模型验证环境风险感知、自然联结、PM_(2.5)暴露值对大学生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机理。结果显示:环境风险感知正向预测亲环境行为;自然联结在影响路径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影响路径具有城乡差异,即来自城市个体的大气风险感知对直接亲环境行为敏感,对自然联结变化迟钝;影响路径受到个体所暴露的PM_(2.5)浓度的调节,即PM_(2.5)暴露值越高,中介效应越强。上述结果明晰了环境风险感知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路径,为进一步提升大学生亲环境行为和推动大学生环境教育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

“以人民为中心”:环境风险感知与民众公共服务共同生产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在环境治理中加强与民众的互动,以增强环境治理的韧性,并促进公共价值实现。为此,研究从议题关注型、规则遵从型、集体行动型三种共同生产的类型出发,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21年微观数据,从环境风险感知的视角考察了民众的环境公共服务共同生产。研究发现,环境风险感知对民众议题关注型共同生产的影响不显著,但显著促进了民众的规则遵从型和集体行动型共同生产。从异质性来看,女性以及低收入群体在环境风险感知对议题关注型共同生产上影响更加显著,而男性、高收入群体在规则遵从型和集体行动型共同生产上表现更加显著;从城乡比较来看,城市居民在三种共同生产方式上均表现较为突出。进一步的分析发现,环境责任意识是环境风险感知促进民众环境公共服务共同生产的主要路径。上述效应在加入工具变量讨论内生性的基础上仍然稳健。研究为推动我国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形成“共享共建共治”的环境治理格局提供有益的启发。

媒介使用与中国公众的亲环境行为:环境知识与环境风险感知的多重中介效应分析

在现代社会,媒介是公众获取环境信息的重要来源。媒介使用是否能够促使公众采取积极的实际行动为环境问题的改善做出贡献是环境传播媒介效果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3年(CGSS2013)的数据,针对媒介使用是如何影响公众的亲环境行为的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环境知识和环境风险感知对媒介使用和亲环境行为的中介效应模型,并使用CGSS2013的数据进行了验证。此外,进一步的分析发现,传统媒介使用对于亲环境行为的促进作用要显著的高于新媒介;除电视以外,包括报纸、杂志、广播、互联网和手机在内的5类具体媒介使用都对亲环境行为具有不同程度的动员效果。

西方环境风险感知:研究进路、细分论域与学术反思

工业化与城市化背景下带来的严重环境问题和潜在环境风险已成为当代社会的日常景象,这要求人们更加理性地面对环境风险。但由于公众环境风险感知的差异,高环境风险感知引发的环境抗争、政策失败等过度风险反应现象已经屡见不鲜。因此,整体性地描绘环境风险感知的研究全貌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它既是实现有效环境风险治理的迫切需要,也是社会治理领域重要的现实课题。本文以西方环境风险感知经典研究的介绍为引,详述了环境风险感知研究变迁的历史后发现:西方环境风险感知研究体现了跨学科的特性,其对这一概念的认知和界定方式,呈现出从心理难题、文化结果到抗争过程的视角变迁。进一步分析发现:(1)受专业背景的干预,不同学科研究者对环境风险感知概念的认知呈现出"宽泛"与"严格"的明显分异;(2)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研究业已成为环境风险感知研究领域的核心议题。且产生出具有继起关系的三种解释:即"环境风险维度""个体特征维度""社会文化维度";(3)已有环境风险感知研究的理论取向遵循着从"技术决定"向"社会建构"转变以及从"事物逻辑"向"社群逻辑"更替两条演变主线。其研究在以下三个方面需要反思:多学科的研究进路和概念认知缺乏有效的对话与融合;多维度的结构性影响因素尚未形成整体性分析机制;理论取向的演变未曾实现研究的融合。文章最后展示了环境风险感知研究之于转型中国社会的意义。并且提出了社会治理和环境风险管理两个深具潜力的拓展方向。

城乡居民环境风险感知对环境行为的影响差异研究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探究城乡居民环境风险感知对环境行为的影响差异及其内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城乡居民的环境风险感知对环境行为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女性、年长者、受教育水平较高者、政治面貌为党员者在城市和农村具有相似的显著性,这些群体采取的环境行为相对较多。对于城市居民,互联网使用和环境知识具有“放大”的中介效应,政府信任度具有“缩小”的中介效应。对于农村居民,环境知识具有“放大”的中介效应,政府信任度具有“缩小”的中介效应,“放大”或“缩小”的程度较城市居民更低,虽然环境风险感知对互联网使用有显著影响,但互联网使用对公众环境行为的影响不显著,导致互联网使用的中介效应不明显。要想进一步强化城乡居民的环境友好行为,可以考虑从提高互联网的普及率和传播力度、完善环境知识传播的技术手段和策略、鼓励公众自觉履行环保义务几方面针对城乡区别施策。

国外环境风险感知跨学科研究的知识谱系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环境风险感知研究成为国际学者关注的重点和热点。国内外大量学者基于不同学科视角对环境风险感知进行研究,但这一研究领域仍存在较大争议。以1982—2019年公开发表的关于环境风险感知的415篇WOS期刊相关论文为样本,运用SATI软件构建知识单元共现矩阵,将矩阵导入Ucinet社会网络分析软件生成环境风险感知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采用SPSS软件对高频关键词相异矩阵进行因子分析、聚类分析和多维尺度分析,呈现环境风险感知的9个研究流派和4个维度的知识谱系,并在此基础上割裂为实存论和建构论。多学科路径下环境风险感知研究在“概念阐释”“内容统一”“理论整合”呈现相互渗透,彼此交融特征,但是由于实存论和建构论的互异性和隔膜,导致环境风险感知研究难以实质融合,由此可为我国的环境风险感知研究提供借鉴和反思。

沿海地区居民海洋环境风险感知状况的研究——基于青岛市的调查

社会转型过程中,沿海地区居民的风险感知呈现高感知状态. 在本次研究中发现,海洋环境风险感知开始逐步具有引起公众关注、表现 突出、危害性较大、难以控制而又难以预测的风险事件特征.研究表明, 在性别、政府信任度变量上公众海洋环境风险感知具有显著性差异;而教 育程度、收入水平、就业状态、宗教信仰及社会经济地位并不呈现显著性 影响.从海洋环境风险感知的分布结构来看,政府信任水平较低的农村女 性居民的海洋环境风险感知水平是最高的.

生计资本、环境风险感知对农户厨余垃圾治理支付意愿的影响

农村厨余垃圾治理是实现农村资源循环利用和乡村环境治理的关键,然而现实中农户参与意愿未得到广泛关注。根据分层抽样法获取山东、河南、河北三省农户调研数据,通过描述性统计和有序Logit模型探讨农户生计资本和环境风险感知对其厨余垃圾治理支付意愿的影响,并对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从生计资本来看,人力资本、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对农户厨余垃圾治理的支付意愿均有显著影响;农户的环境风险感知对其厨余垃圾治理的支付意愿影响显著。在人力资本、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占优势地位的农户对厨余垃圾治理的支付意愿更强烈;与一般农户相比,对环境风险感知更明确的农户,其厨余垃圾治理的支付意愿更强烈。在采取有效措施激励农户参与垃圾治理的同时,建议加强对农户的环保教育与垃圾分类知识的学习,加快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善。

环境风险感知对民众公领域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保护动机理论,将环境风险感知划分为事实感知、原因感知、损失感知和反应行为感知4个维度,根据苏皖两省839份实地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究多维度环境风险感知对民众公领域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维度的环境风险感知对民众公领域亲环境行为的影响程度和作用路径不同,反应行为感知对民众公领域亲环境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责任意识在环境风险感知影响民众公领域亲环境行为中发挥中介作用。具体而言,事实感知和原因感知对民众公领域亲环境行为不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损失感知对公领域亲环境行为没有直接影响,但可以通过责任意识产生间接影响;反应行为感知也可以通过责任意识对公领域亲环境行为产生间接影响。基于此,提出应加强环境认知教育、激发环境情感、培养责任意识,引导民众践行公领域亲环境行为,以构建全民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

环境风险感知对环境友好行为的影响机制分析

基于全国性微观数据,本文对公众环境风险感知如何影响其环境友好行为进行分析。研究表明:首先,一般性环境风险感知、污染性环境风险感知、技术性环境风险感知均对公众的环境友好行为产生显著促进作用。其次,环境关心、环境知识的提升也能够促进环境友好行为。此外,个体特征中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个人收入、地区、城乡对公众的环境友好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因此,应当在个体层面培育环境素养、社会媒体层面加强宣传教育、政府层面进行有效动员,进而强化公众环境风险意识,提升公众环境友好行为。

预防环境风险向政治风险转化的路径分析——以公众环境风险感知为视角

公众环境风险感知是环境风险转化为政治风险的关键中介机制,包括环境风险的感知偏差机制和传播放大机制。从公众环境风险感知影响因素的视角对预防环境风险向政治风险转化的路径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环境关心促进环境风险感知,系统信任降低环境风险感知,利益损失增加环境风险感知,环境知识与环境风险感知呈倒“U”型关系。因此,应采取如下对策:强化环境治理,减小环境风险;提升环境关心,增加环保行为;构建系统信任,减小风险感知;强调利益关联,减少利益损害;促进环保教育,增加环境知识;推进政策营销,及时披露风险;培育社会组织,规范公众参与;建立协商途径,多元协商治理。

央地政府信任对城市居民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基于多层线性模型(HLM)的分析

基于微观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及宏观的中国城市统计数据,运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研究地区差异下中央政府信任和地方政府信任是否会影响城市居民对环境风险的感知。研究发现:在城乡之间,环境风险感知存在显著差异;政府信任与城市居民环境风险感知存在显著关系,但中央政府信任与地方政府信任的显著性不同;地区差异因素对政府信任,与环境风险感知的关系存在显著影响,但主要来自经济差异而非环境状况差异;无论中央政府信任还是地方政府信任,都与环境风险感知间存在着随机斜率影响。

公众环境风险感知-行为机理与差距研究

通过匹配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横截面数据和地区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状况数据,应用最小二乘法(OLS)探讨了公众环境风险感知与行为之间的内在机理及差距的影响因素,并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做内生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结果发现:环境风险感知是实施环境友好行为的基础,但存在感知一行为偏差;年龄、政治面貌、社会交往、社会信任、政府工作满意度、受教育程度、居住地、媒体使用和环境知识是影响感知一行为差距的重要因素。

环境风险感知与进城农民环境行为意向——社会融入的调节效应

进城农民环境行为意向既受到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更是心理性因素在情境因素综合作用下的结果。基于中国社会状况调查的微观数据,利用多层回归分析方法,综合考察进城农民环境风险感知、社会融入对其环境行为意向的影响,并检验社会融入对环境风险感知-环境行为意向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得出:第一,环境风险感知、行为适应和心理认同是影响进城农民环境行为意向的重要预测因素;第二,心理认同对环境风险感知-环境行为意向关系具有负向调节效应。相对高心理融入的进城农民而言,低融入进城农民的环境行为意向更易受到环境污染感知的驱动影响。

养猪农户环境风险感知与生态行为响应

我国养猪农户的环境风险感知能力与生态行为响应程度还较低,要深入分析影响因素并采取相应举措以改善当前发展现状,保障我国养猪农户的经济利益。本文分析探讨了农户环境风险感知与生态行为响应能力及改进建议,希望能为我国生态养猪业的发展提供帮助。

环境规制政策情境下环境风险感知对养猪户环境行为影响——基于湖北省280户规模养殖户的调查

本文以湖北省280个规模生猪养殖户为调研对象,通过建立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研究了环境风险感知对养猪户环境行为的影响,并引入环境规制政策作为调节变量,分析了环境规制政策对养猪户环境风险感知—环境行为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1)养猪户的环境风险感知对其环境行为的采纳存在显著的影响,其中养猪户的水体、土壤污染感知、因养殖污染而导致的罚款数量、与周围农户发生冲突影响的感知以及部分环境风险原因感知均显著影响其环境行为的采纳;(2)环境规制政策对于养猪户环境风险感知—环境行为关系存在正向调节效应。据此,本文提出加强养猪户生猪养殖环境风险多方面后果和损失的宣传教育、全面完善对生猪养殖全过程风险管控及养猪户环境行为奖惩制度的实施、鼓励生猪养殖适当规模化、加强养猪户专职化水平、鼓励养猪户加入养猪合作社等对策建议。

信息能力、环境风险感知与养殖户亲环境行为采纳——基于辽宁省肉鸡养殖户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辽宁省869份肉鸡养殖户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以养殖户环境风险感知作为中间变量,验证了信息能力影响养殖户亲环境行为采纳的作用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养殖户环境风险感知显著影响亲环境行为采纳,养殖户的信息能力既直接显著影响亲环境行为采纳,又通过中间变量间接显著影响亲环境行为采纳,信息能力对养殖户亲环境行为采纳的间接影响效应大于直接影响效应。养殖户信息能力对亲环境行为采纳的直接影响主要来自于信息处理能力,而信息能力对亲环境行为的间接影响主要来自于信息获取能力和信息处理能力。

养猪户环境风险感知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湖北省280个规模养猪户的调研

为了解和掌握养猪户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更好地促进养猪业环境风险的防控,实现养猪业绿色转型,通过对湖北省280个规模养猪户的实地调研,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养猪户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养猪户环境风险感知整体程度偏低,其中风险事实感知最高,而风险原因感知最低;2)养猪户个体、经营特征中养殖培训数量、养猪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养殖规模以及养猪户的生态环境态度和责任担当是影响其环境风险感知的重要内部因素;3)在外部情境因素上,粪污处理设施运行成本、政府环境监控的力度显著影响其环境风险感知。因此,政府应加强养猪户养殖培训、鼓励其专职养猪、适度扩大养殖规模、加大养猪户生态环境意识教育及污染责任担当教育、加大环境规制政策的宣传执行力度及粪污设施运行的补贴,还应充分鼓励周围农户对猪场污染的监督。

基于行业环境风险感知维度的中国企业国际扩张与绩效关系研究——兼论企业所有制形式的调节作用

企业的国际扩张与国际化绩效一直是国际商务研究关注的重要问题。然而,中国企业与西方企业在国际化扩张中最大差异之一则在于其所有制形式。本研究从中国企业所有制独特特性出发,实证检验了中国企业所有制形式对企业在国际扩张中行业环境风险感知、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不同进入模式的绩效差异。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在国际化扩张进程中:(1)行业环境风险感知对国际进入模式选择具有显著负向影响;(2)所有制形式对企业的行业环境风险感知与国际进入模式产生重要的调节作用;(3)不同进入模式对企业的国际化绩效也会产生重要影响。

公众环境风险感知对行为选择的影响路径

心理测量范式、风险社会放大框架、社会表征理论等已成为社会风险感知研究的主流理论,但风险感知对行为选择的影响路径成为不解“谜团”。基于以上理论,通过对“2017年城市化与新移民调查”数据分析,构建了环境风险感知到行为选择的多维度路径模型,研究发现:风险感知分别对新媒体使用、社区环境效能感、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有着不同程度影响,同时这四个变量也影响了公众的环境行为选择。环境风险感知对行为选择的影响路径中,新媒体使用、环境效能感和政治参与分别起到了“放大”或“缩小”不同的中介效应。因此,政府通过与新媒体有效融合,增进公众的政治参与,提升公众对环境的满意度,进而引导公众的理性判断和环境负责任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