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为基:中国社会组织环境风险沟通的实践策略与逻辑理路

环境风险沟通是环境治理的关键环节,因政府与专家主导的“单向说服模式”存在局限,建构更优且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双向沟通路径”受到学术界与实务界的关注。作为零散公众“代言人”和环境保护“布道者”的社会组织在其中如何行动?能否突破“信息接收者”的被动身份,实现沟通方向倒转?为更好地回答这些问题,以垃圾焚烧风险争议为观察切片,依托内容分析、文本分析、民族志等方法对九家机构及其微信公众号进行历时观察,凝练了“知识为基”的风险沟通逻辑。即社会组织在“知识协商型风险沟通”的目标牵引、“双重知识短缺”的压力驱动和“知识采纳”的正向激励中,秉持“科学公益”理念,依托“知识共同体”的组织保障,运用知识拣选、勾连、浓缩、具象、定投五种技巧整合权威、专家、实践、经验四类知识,展示风险警示、溯源、减缓、反思四项议题,进而唤起多元主体的环境风险警惕与治理行动。一方面,有助于拓展风险沟通理论体系,推进其精细化与本土化;另一方面,能透视中国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组织的行动空间,把握政社关系未来走势。

浅谈我国环境风险沟通现状——以厦门市垃圾处理场建设为例

风险沟通是利益相关方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将公众、政府、企业作为环境风险沟通中的不同利益主体,就厦门市后坑垃圾处理厂的选址、建设及运营过程中沟通情况进行了调查。认为相互间缺乏信任,政府和公众之间的环境风险沟通受到了阻碍。改善环境风险沟通现状,需要重塑决策者与实施者、专家与公众、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社会关系,建立和维持相互之间的信任关系。

环境风险沟通中的信任变量

公众在无法获取合法有用的绩效信息时,风险感知就要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之上。公用资源困境具有免费搭便车效应,因此在公用资源治理中信任的作用特别明显。环境风险沟通的信任分为群体内信任和群体间信任。TCC模型研究表明人们更愿意依附群体,群体成员相互信任,共同承担责任。不同群体成员存在一种类似于民族优越感的隐情,民族优越感的层次影响公众群体对风险信息的关注与信任程度。

规划环境评价中的环境风险沟通方式和机制研究——以工业园区为例

现阶段的"邻避运动"和环境群体性事件多由单个建设项目引起,但建设项目此时已经失去了回旋余地,调整空间较大、战略层次高、区域范围广的规划环评又和公众存在距离感。与两者不同的是园区规划环评,其与项目环评相比具有更大的弹性和调整空间,同时比更大范围的规划环评贴近群众。因此,有效的公众参与和风险沟通在园区规划环评中显得格外重要。以工业园区为例,政府、专家、企业、媒体和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之间需要基于对工业园区的环境风险感知,通过有效的途径进行信息交换与对话合作,将风险沟通落实到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中的各个环节。在信任为基础,法律体系为保障,环境教育为辅助的机制下,加强环境信息公开,进行及时有效的双向沟通,减轻或消除公众的担忧,并反馈意见,促使决策者考虑公众立场,唤起公众理性,从而达到社会、经济和环境综合利益最大化的良好结果。

撬动对话与秩序生产:草根NGO何以提升环境风险沟通效能——以“垃圾焚烧风险沟通”为视窗

进行“多向-交互式”沟通是防范和化解环境风险的关键环节。在中国治理场景中,草根NGO能否以及如何促进沟通效能提升?本研究以垃圾焚烧风险沟通为视窗,基于对六家草根NGO的长期追踪,通过探索性案例研究法揭示了其提升环境风险沟通效能的“环式理论逻辑”,即:认知引导机制、政策保障机制、能力支撑机制及反馈激励机制促使NGO选择“撬动对话”这一沟通策略,通过平衡主体、激发意愿、优化内容、拓展空间四个维度的努力推动利益相关方坦诚对话,进而生产出情感、组织、言说、合作四类秩序。秩序的稳定运转将促使风险沟通效能在信息展示、意见交换、弥合分歧、推进合作等四个层次获得提升,并反哺于策略塑成机制。在此基础上,基于情境拓展进一步凝练四个理论命题,实现对逻辑框架的深度解读。本研究一方面推动了“对话理论”的本土化和操作化,丰富风险沟通理论体系;另一方面有助于深刻理解风险场景中草根NGO的角色及政社关系,为构建环境风险治理共同体奠定基础。

环境风险沟通中的公众参与和系统信任

以公众参与促进信任被视为是凝聚社会认同、推动社会稳步发展的有效经验。本文考察了我国环境风险沟通中的公众参与和系统信任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无序的弥散性参与行为抑制政府、市场和专家信任,规制性参与行为则有助于促进各系统信任;弥散性参与行为强化参与意愿对市场信任的促进作用,但弱化参与能力对媒体/社团信任的促进作用,而规制性参与行为强化参与能力对市场信任的促进作用。此外,公众对政府和市场的信任状况对他们面对风险时的反应有显著影响,对多重系统不信任可能激发人们过度的风险应对行为。因此,良好的系统信任和有效风险沟通机制的建立有助于降低由环境风险引发的社会风险,这既需要系统释放充分的公众正式参与空间,也有赖于通过有序的日常公共生活参与提高公众的参与能力和社会责任感。

邻避冲突治理:环境科普教育的分析视角

公众对邻避设施产生的风险认知偏差是邻避冲突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公众对邻避设施的风险认知偏差与当前环境科普教育的薄弱有直接的关系。从环境科普教育→环境风险沟通→环境风险认知的演进路径表明,环境科普教育在环境风险认知中处于基础性地位。从加强环境科普教育切入,通过提高公众的环境风险认知能力,以降低环境风险认知偏差,有助于邻避冲突的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