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流域九省(区)人口-水资源-经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及障碍因素分析

黄河流域九省(区)人口扩张和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资源和环境问题,亟待探究其人口-水资源-经济-生态环境(PWEE)系统耦合协调关系,促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针对黄河流域九省(区)构建了PWEE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障碍度模型,对2008—2020年黄河流域九省(区)PWEE系统综合发展水平、耦合协调状态和障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黄河流域九省(区)PWEE系统及其各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耦合协调度从2008年的0.56上升至2020年的0.69,由勉强协调进入初级协调阶段,水资源子系统一直是影响九省(区)PWEE系统协调发展的限制因素,其平均障碍度从2008年的49.05%增加至2020年的55.48%,人均水资源量为主要障碍因子。

城镇生态化视角下三峡库区人口-经济-环境(PEE)耦合协调发展

[目的]探索PEE系统的互动耦合特征,可为三峡库区城镇生态化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量化依据。[方法]在2000—2020年三峡库区PEE系统综合评价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引力模型和障碍度模型对系统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特征、空间联系特征及主要障碍因子进行实证研究。[结果](1)2000—2020年库区PEE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呈逐步上升态势;(2)研究期内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基本不变,协调等级不高,协调类型呈“西南-东北”“中部-北部”的空间特征,总体呈良性上升发展趋势;(3)邻近区域系统耦合协调度的空间相关性存在显著的正自相关,空间联系总量总体上升,空间联系强度较弱,且随着地理距离增大而逐渐减弱;(4)各因素对系统发展影响具有趋同性,经济和人口系统是主要制约子系统,而环境系统的障碍度逐年增加。[结论]库区PEE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总体向好,区域差异缩小,未来应重点从单一系统优化向多元系统协调出发,从系统自身与区域协同2个角度进行调整,加强政策制度调控,科学探索发展路径。

黄河流域上游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以甘肃段为例

以黄河流域甘肃段为例,运用耦合协调发展模型、ArcGIS软件、灰色关联度模型对2010—2020年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城镇化三者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格局及其驱动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城镇化系统评价值总体呈上升趋势,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系统评价值呈持续上升特征,经济发展系统评价值出现波动下降趋势;黄河流域甘肃段各市(州)耦合度呈上升态势并达到较高水平,协调度总体不高,初级协调是主要类型,各市(州)协调度在空间上呈现出“西高东低”的分布态势;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的驱动因素影响力从强到弱依次为政府能力、经济发展水平、水资源、产业结构、科技投入、对外开放程度.

环境规制赋能长江经济带水资源-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异质性环境规制是驱动水资源与社会经济动态协调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采用2010~2021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基于PSR模型构建“水资源-社会经济”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研究异质性环境规制对“水资源-社会经济”协调水平的空间溢出影响。结果表明:①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水资源-社会经济”耦合协调发展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命令型环境规制对其存在倒“U”形影响,而市场型呈“U”形变化趋势。②环境规制主要通过模仿、警示和污染避难所效应对周边区域协调发展发挥空间溢出作用,在区域和产业结构差异约束下表现出显著的多重异质性效应。因此,应有效发挥各类环境规制的正向实施效果,持续提升环境规制对“水资源-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赋能效应,以实现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石家庄市县域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关系时空演变

选取石家庄市13个县域单元作为研究区域,构建科技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计算评价指数,测算两者的耦合协调度,使用ArcGIS绘制空间分布图,深入剖析科技创新能力、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两者耦合协调关系的时空演变特征。研究发现:全市县域科技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呈现较强的正相关性,且都在2010—2017年间提升速度较快,而在2019年之后提升速度呈减慢的趋势。2010—2021年经济发展水平指数均高于科技创新能力指数,但后者提升速度高于前者,表明石家庄市各县域科技创新能力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但科技创新能力的发展势头较好。2010年以来,全市县域耦合协调度呈现上升趋势,但耦合协调度与科技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趋势相似,即2018年之前的提升速度要快于2018年之后。2021年,全市县域耦合协调度等级为“勉强协调发展”,协调发展水平较低,有待进一步提升。

长江经济带工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研究

正确把握工业发展、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三者耦合协调关系,对于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2000—2022年长江经济带工业资源环境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及其动力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全域工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资源利用水平总体平稳上升,环境保护水平先降后稳。长江各区域耦合协调度稳定提升,由高到低依次为:下游地区>全域>中游地区>上游地区。空间分布为“中间低两翼高,北部高南部低”,呈现“江浙”保持引领、“沪渝”相对缓慢、“湘鄂”稳步提升、“赣皖”逐步发力、“云贵川”发展放缓的格局。各动力因素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各有差异,地区不对称性明显。因此建议:构建系统融合发展机制,坚持强化区域协同融通,推动资源要素顺畅流动。

海南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度测度研究

通过熵权法测度海南省生态环境、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并运用弹性系数法计算生态环境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程度。研究发现,海南生态环境和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关系呈现出明显的“衰退——调整——增长”三阶段特点。促进生态环境和旅游经济协调发展需要重点关注生态压力控制,同时要保障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专项资金的拨付,建立多元化投资机制。在旅游经济发展方面,着力通过提高旅游产品服务质量,丰富旅游产品类型,继续扩大旅游消费,以内循环带动国际循环,打造滨海国际旅游度假目的地品牌,以“旅游+”、全域旅游加深旅游与相关行业的联系,打造旅游消费产业链条,充分发展旅游经济。

营商环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研究

文章基于2011—2020年我国28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核密度估计法等方法分析营商环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结果显示:营商环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呈现上升趋势。城市群营商环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呈现时空异质性,空间上体现为粤港澳、长三角领先,京津冀、长江中游次之,成渝落后;时间上表现为2011—2016年增速较快,2016—2020年增速较慢。营商环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差异逐步缩小,营商环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的α收敛、β收敛显著。

数字经济、环境规制与可持续发展耦合协调度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数字经济和环境规制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探讨三者的耦合关系对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数字经济、环境规制与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测算,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识别三者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分异特征,并引入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TWR)探究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环境规制与可持续发展水平呈现波动增长趋势,其中环境规制综合水平最高;(2)三者耦合协调度存在时空差异,时间层面上全国耦合协调度位于中等和良好协调之间,总体呈现“W”型上升态势,空间层面上“链条式”和“组团式”特征明显,呈现“马太效应”;(3)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局部上表现为“高—高”“低—低”集聚模式;(4)产业结构、政府能力和国际贸易是耦合协调度提升的主要因素,研发资金、人口压力成为抑制因素。

数字经济对城乡“环境-经济”协同发展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13—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在采用熵权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数字经济与“环境-经济”协同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影响“环境-经济”协同发展的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显著促进城乡“环境-经济”协同发展。城市维度上呈现“倒U型”特征,且中西部、东北部较东部更显著;乡村维度上呈现“正U型”特征,且东部和东北显著、中西部不显著。(2)城市维度上产业结构高级化、技术创新是数字经济影响“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机制,其中产业结构高级化呈现门槛特征;乡村维度上产业结构高级化、技术创新和监督约束均是数字经济影响“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机制,但不存在门槛特征。因此,因地制宜,实施与本地比较优势相匹配的数字经济发展策略,继续推动产业结构变迁、技术创新,强化监督约束,有机统一“数字乡村”建设和“智慧城市”建设,以城乡联动融合发挥数字经济在促进“环境-经济”协同发展的引导效应。

黄河“几”字弯都市圈资源环境承载力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研究

在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下,如何实现生态脆弱区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已成为我国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以典型生态脆弱区黄河“几”字弯都市圈21个地级市为例,基于2005年、2010年、2015年、2020年的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数据,运用熵权TOPSIS法分析资源环境承载力状况,并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揭示资源环境承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关系及其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黄河“几”字弯都市圈资源环境承载力呈波动上升趋势,区域差异显著;资源环境承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度整体逐渐趋向于更高程度的耦合;通过莫兰指数分析发现,黄河“几”字弯都市圈资源环境承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为显著空间正相关。

河西走廊水资源-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系统耦合关系及时空分异

推进水资源、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系统协调发展为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生态和谐与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支撑。文章基于修正耦合协调度模型评价河西走廊水资源-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系统耦合协调水平,运用灰色关联度模型和泰尔指数揭示驱动因素和空间异质性,并利用趋势面映射耦合协调度全域分布。结果表明:(1)由经济发展带动水资源-经济-生态系统综合发展水平逐年上升,综合发展指数由2006年0.29增长至2021年0.65。(2)河西走廊水资源子系统、经济子系统、生态子系统两两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呈不同趋势上升,水资源-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度发展处于颉颃阶段向磨合阶段升级;协调度经历“轻度失调衰退-濒临失调衰退-勉强协调发展-初级协调发展-中级协调发展”五个阶段。(3)区域空间异质性逐渐发展为减小趋势,2021年空间分布表现出东南部发展优于西北部格局,金昌和张掖逐步成为河西发展优势区域。(4)城市化率、排污总量、节水灌溉面积对河西走廊水资源-生态环境-社会经济耦合发展起到较大的驱动作用。研究结果对河西走廊经济-生态-水资源系统协同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旅游发展-城市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与障碍因子分析--以沈阳市为例

构建了旅游发展、城市经济、生态环境三大子系统综合评价体系,测算了沈阳市2009-2018年旅游发展-城市经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并使用障碍度模型分析诊断耦合协调发展的障碍因素。结果表明:2009-2018年沈阳市三大子系统评价值呈现波动式上升的趋势,综合评价指数呈现出稳步上升的发展态势;2009-2018年沈阳市三大子系统耦合协调类型从濒临失调逐步转化为良好协调;4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数量、国际旅游收入、第三产业比重、人均供水量是影响沈阳市旅游发展-城市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

水环境、城镇化与绿色发展的三元耦合协调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文章在使用熵权法计算水环境、城镇化与绿色发展3个系统的得分的基础上,采用改进型耦合协调度模型估算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水环境、城镇化与绿色发展的三元耦合协调度,接着分析各省(市)三元耦合协调的时空变化情况,发现各省(市)三元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上海、江苏、浙江等长江下游地区耦合协调度最高,云南、贵州等长江上游地区耦合协调度较低。文章进一步利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三元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发现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高度化程度提升产生的促进作用最明显,但空间溢出效应呈现明显的差异性。由此,文章得到以下政策启示:在城镇化过程中,各地区要注意水环境的保护和绿色发展;长江中上游地区要进一步提升水环境、城镇化和绿色发展的三元耦合协调度;各地区之间要加强合作,增强地区间环境治理的联动性。

公路基础设施对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影响——来自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证据

了解公路基础设施对城市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的影响可以为城市规划和交通建设提供理论参考。本文基于2010—2020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1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耦合协调模型测度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水平,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研究公路基础设施对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2010—2020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16个城市的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重庆和成都远高于其他城市,其余协调发展水平较好的城市主要集中于“双核”周围;公路密度与城市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水平呈正相关,人口密度为负相关,而私营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化程度、科技创新能力以及教育水平等都呈正相关;长期来看,公路密度的增加对城市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依然显著,且呈现边际效用递增的趋势;当公路密度小于2.043时,对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影响系数为0.118,而公路密度超过2.043时,影响系数则增加到0.144,说明公路密度对城市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呈现出逐渐递增的非线性特征。当地应长期重视公路基础设施的建设,积极响应国家路网建设,差异化制定投资发展规划,推动交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黄河流域农业用水效率—经济发展—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评价

推动农业用水效率、农业经济发展与农业生态环境协同发展是实现黄河流域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基于2005-2020年沿黄9省区数据,构建黄河流域农业用水效率—农业经济发展—农业生态环境(WEE)综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及障碍度模型探析三者耦合协调发展特征及障碍机制。结果表明:(1)农业用水效率、农业经济发展与农业生态环境子系统在2005-2020年呈不同程度波动上升趋势;(2)黄河流域WEE复合系统处于高耦合状态,协调度由勉强协调向初级协调迈进并呈“西高东低”的空间格局,且农业生态环境滞后型省区最多,农业用水效率滞后型省区最少;(3)各子系统对应的主要障碍因子对农业用水效率子系统阻滞程度最强,而对农业经济发展子系统阻滞程度最弱。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型升级,打破省区壁垒促进农业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因地制宜制定相关政策等是加强黄河流域及各省区农业用水效率、农业经济发展与农业生态环境优质协同发展的重要举措。

天水市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性研究

为了探究天水市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本文首先通过构建天水市资源环境承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综合指数法测算了2010—2021年天水市资源环境承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数据,其次使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天水市资源环境承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性进行了深入分析,最后还运用障碍度模型识别了妨碍天水市资源环境承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提升的主要障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2010—2021年天水市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评价指数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指数值由2010年的0.1201增加至2021年的0.8395;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数则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指数值从2010年的0.1845上升至2021年的0.8669,以上表明2010—2021年天水市的资源环境承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2)天水市资源环境承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度值从2010年的0.2728波动上升至2021年的0.6531,耦合协调等级从中度失调逐步提升到初级耦合,表明2010—2021年天水市资源环境承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性得到了不断改善。3)2010—2021年妨碍天水市资源环境承载力提升的主要障碍因素有人均水资源占有量(X_(2))、人口密度(X_(3))、工业废气排放量(X_(6))、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X_(8))、第二产业占比(X_(12))、第三产业占比(X_(13))、恩格尔系数(X_(16))共7项;妨碍天水市经济发展水平提升的主要障碍因素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Y_(4))、第一产业占比(Y_(5))、第三产业占比(Y_(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Y_(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Y_(9))、恩格尔系数(Y_(10))共6项。由以上障碍因素可以看出,天水市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受到了自然资源、环境保护、经济实力、经济结构、人民生活水平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制约。

生态环境保护与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调性--以黄河中上游四省(区)为例

在构建生态环境保护与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的基础上,利用熵权法与耦合协调测度模型,考察黄河流域中上游四省(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调性。研究结果表明,2010—2020年青海的协调性最高,其次是陕西,甘肃、宁夏分别处在该流域的第三、第四位,显然两个因素之间的协调性在黄河流域四省(区)从上游到中游在空间上呈现典型的“V”形分布。鉴于该流域各省(区)在生态环境保护与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耦合度、协调度以及相对发展程度上存在明显差异,需要各地政府继续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工程建设,加强农业绿色发展投资,从农业科技、环境监管、生态补偿等多方面加强区域协调发展,以期为该流域生态环境建设、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广东省中山市人口-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度及阻碍因素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人口-经济-环境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并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及障碍度模型对中山市人口-经济-环境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中山市人口-经济-环境的耦合协调度稳中有升,耦合协调类型实现从濒临失调向中度协调再向良好协调跨越,阻碍中山市人口、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因素集中在经济与环境方面。基于研究结果,本文结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背景与中山市实际情况,提出推动中山市“十四五”期间人口、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和对策,以供参考。

科技创新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论文基于2010-2021年中国11个涉海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熵权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科技创新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了综合评价和时空特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耦合协调度呈现波动增长趋势,地区耦合协调度等级上升了一至三个等级,但整体水平偏低,仍有较大进步空间。(2)中国11个沿海省份科技创新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表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广东省的耦合度一直处于首部位置,而海南省的耦合度相对最为滞后。(3)将我国沿海省市以区域划分为北方沿海地区和南方沿海地区,南方沿海地区耦合度增长高于北方沿海地区。因此,需加大科技投入,加强环境治理,优化海洋产业结构,发展高附加值产业,还要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制定符合当地发展需求的措施,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