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环境NGOs在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中的作用

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EIA)是提高决策科学性和民主性的一项重要制度,必须开辟公众参与EIA的实际渠道。文章从公众参与EIA的层次和存在问题这两个角度,论述了环境NGOs在公众参与EIA中的作用,并指出国家应该通过法律规定等手段为环境NGOs提供更广阔的活动空间,使公众参与EIA真正得到实施。

推动公民依法维权:草根环境NGOs应增强扮演的角色——以2009社会组织与和谐社会研讨会的经验为分析背景

本文是基于参加2009年2月21日至23日由爱德基金会、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与亚洲基金会共同在南京举办的"2009社会组织与和谐社会——民间组织创新能力研讨会",听取来自全国各地的70多家社会组织中的草根环境NGOs对自身在在和谐社会中建设中存在问题的交流意见,并对这类组织的典型代表如周翔(绿满江淮负责人)、霍岱珊(淮河卫士负责人)、田桂荣(新乡市环保志愿者协会会长)、张功利(蚌埠市龙子湖区仇岗村村民、2007年"三农人物"50强人物)、张自立(河南自费环保万里行者)、曾祥斌(湖北晴川律师事务所律师)、严义明(上海严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进行深度访谈的分析结果。

考虑环境NGO的电子废弃物线上线下回收三方合作博弈

针对我国电子废弃物分散性大、回收主体缺乏合作与监管、消费者环保意识较差所导致的环境污染严重、回收效率低下的难题,对环境NGO监管电子废弃物线上线下的三方回收合作开展了研究。首先对三方博弈主体进行演化的基本假设并进行模型构建,然后求解演化博弈模型并进行稳定分析,最后用Matlab软件进行仿真。仿真结果表明:引入环境NGO参与监管能有效促进电子废弃物的线上回收与线下回收合作,解决回收难的问题,进而减少环境污染。

我国非政府组织与政府间的关系--以草根环境NGO为例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环境非政府组织开始活跃在我国环保领域,尤其自下而上的草根环境非政府组织受到了关注。虽然西方学者主要以敌对、中性和合作三大关系讨论非政府组织与政府间的关系,但这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的情况。根据分类控制策略的理论,以草根环境非政府组织为主,提出我国非政府组织与政府之间存在着不对等的合作关系。最后,提出良性的合作关系是我国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关系的发展趋势。

低碳经济下我国草根环境NGO与政府协同关系构建

低碳经济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主流战略选择,这在客观上有助于草根环境NGO逐渐从边缘走向前台。一方面,低碳经济为我国草根环境NGO扩展了新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又使其与政府关系的演变出现了新的契机。低碳经济下草根环境NGO与政府的协同关系模式为:通过相互合作发挥二者的优势,运用竞争机制保持各自的独立,最大程度地实现环境治理系统中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从而促进我国低碳经济稳步发展,以期真正实现向低碳经济模式的转变。

基于SWOT分析的我国环境NGO发展战略研究

利用SWOT分析法的科学原理,分析我国环境NGO的内部优势及劣势和外部机会及威胁,结合SWOT矩阵的形式提出针对性的策略。

环境NGO——中国环保领域的崛起力量

经过12年的发展,我国环境NGO已经初具规模,给环保领域注入了一股鲜活血液。文章针对我国环境NGO在环保领域的“异军突起”,分析其日益凸显的角色背后的环境因素,并就进一步促进我国环境NGO良性发展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

我国环境NGO的发展及其在推进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

随着人们对环境问题的日益重视,环境NGO也随之迅速发展,并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活动,对于推进我国可持续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文献计量和典型案例的分析,介绍了我国环境NGO的发展历程和学术界对其的关注情况,分析了环境NGO在推进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并为进一步促进我国环境NGO的良性发展提出了一些有益建议。

香港环境NGO的工作对推进内地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借鉴

本文通过对我国内地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情况的概述,结合对香港环境NGO在推进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中的主要工作介绍,提出对内地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方面有借鉴作用的几点思考。

环境NGO在推进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对日本环境NGO的案例分析

文章主要通过对环境NGO的案例考察分析 ,介绍日本NGO的运作方式和成功经验 。

论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NGO)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作用

自20世纪90年代初启动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在使相关国家取得经济效益的同时,也造成了环境破坏和生态系统退化。由于区域内国家政治制度不一、法律制度不完善、生物保护专家缺乏等原因,大湄公河次区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陷入困境。一些大型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NGO)通过直接参与政府决策和施加压力等方式,参与到 GMS 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环境NGO角色定位:问题与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中国需要解决越来越多的环境问题,促进中国环境NGO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全方位参与到中国的环境治理工作当中,日益发挥出其巨大的作用.随着环境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不断发展,中国环境NGO在角色定位上面临新的要求和挑战.本文通过对中国环境NGO角色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分析,探讨在新的形势下中国环境NGO角色定位,并提出了实现新角色转变的对策路径.

国外环境NGO的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本文主要分析了国外环境运动发展中环境NGO呈现的行动目的多样化、运作网络化、与媒体共生化、与企业走向合作化的发展趋向。针对中国环境NGO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还基本处于各自为营、组织使命模糊、发展理念和运作方式落后,规模和影响力弱小,公众认同较低等问题,国外环境NGO的成功经验将对中国环境NGO的发展起到借鉴作用。

论全球环境问题与环境NGO的兴起——国际政治的视角

近二三十年来,全球环境问题日趋严重。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表现出全球性、超越意识形态性和严重挑战性的特征。环境问题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结果便是环境NGO(非政府组织)的大量涌现。环境NGO凭借自身的特点和灵活性,建立起全球网络结构,对当代国际关系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风险沟通中环境NGO的媒介呈现及其民主意涵——以怒江建坝之争的报道为例

媒介对环境NGO的呈现,提高了NGO与潜在风险的社会能见度。环境NGO尝试接近与使用媒体,通过合法化和专业化的媒体策略谋求媒介的风险话语权,动员社会舆论,型塑风险公共领域,促进风险决策民主。媒体若将风险沟通的协商民主精神化约为戏剧性的争议,环境NGO若止于其自身的社会能见度,就必然忽视风险沟通理性并最终导致公共话语的萎缩。风险传播应体现其沟通理性、公共精神以及民主意蕴。

日本的环境NGO

当前 ,在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过程中 ,致力于环境保护的非政府组织 (环境NGO)具有重要的影响 ,并在推动环境保护和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多方面的作用。日本环境NGO活动具有若干特点。

制约中国民间环境NGO公共参与能力的因素分析

文章分析了中国民间环境NGO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的特点和不足,认为制约其公共参与能力的因素有现存的法律政策、民间环保NGO组织自身能力建设和社会公众参与能力三方面的因素,提出民间环境NGO要正确地定位组织的发展目标,转变发展策略,从注重提高项目的执行能力的向提高公共倡导能力转变。

环境NGO:长三角环境保护中的“第三级”

环境保护是多主体的公共体系。市场机制调节、政府干预以及环境NGO参与,三者缺一不可,环境NGO参与是环境保护中不可忽略的“第三级”。当前长三角区域环境保护迫切需要环境NGO的参与,区域环境一体化需要环境NGO的介入,区域环境公众参与需要环境NGO的引导,区域政府环境治理需要环境NGO的辅助。环境NGO参与长三角区域环境保护,模式可以多样化,可以采取以社区为基础为依托的参与模式,与政府合作的参与模式,与企业、商业结合的参与模式以及以全球为视野的参与模式等等。长三角各方政府应积极扶持环境NGO的发展,着力解决经费问题、准入问题、参与空间问题、环境信息公开问题以及有效监督问题等。

我国环境NGO的法律问题研究

由于缺乏系统而完善的非政府组织立法,导致我国环境NGO的法律定位不明,制约了我国环境NGO的健康发展。应该突破环境NGO在我国发展的法律瓶颈,完善我国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组织立法,在法律上赋予环境NGO以独立主体资格,明确规定环境NGO和社会公众的环境权,并在设立登记上取消业务主管机关,采取竞争性管理机制。

环境NGO的政策倡导实践——基于“倡议联盟框架”的分析

随着我国政府职能转变,政策系统开放性提升,政策子系统参与者的活跃度增加。作为政策子系统参与者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NGO近年来在各类环境议题上持续展开政策倡导,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存在诸多障碍。基于“倡议联盟框架”,以垃圾议题社会组织LM为对象,剖析其政策倡导实践,发现其在政策倡导实践中存在条件有限、过程艰难、作用有限、效果不佳困境,进而,依据“破解难度—重要程度”两个维度排列出趋同政策信念、盘活倡导资源、拓展政策场地以及自身能力建设的优先顺序并提出详尽的困境破解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