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吏规制与现代乡村社会秩序的建构——评孔飞力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孔飞力的新作《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提供了理解我国现代乡村社会起源的新视角。面对着传统乡村社会的全面危机,魏源提出强化国家的政治控制、减轻乡村负担的方案,冯桂芬主张应在乡村地区实现以选举为中心的乡村自治,不过最终都未能遏止乡村社会危机的愈演愈烈。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与农业集体化运动,消灭土豪劣绅阶级,彻底解决了传统乡村社会的危机,建立起对乡村地区的全面政治控制机制的现代乡村社会。

社会组织建设与中国当代乡村政治发展

自中共十七大首次提出"重视社会组织建设和管理"以来,中国社会组织获得了快速和实质性发展。但就中国社会组织的研究现状而言,仍存在明显的局限:一是将重点放在与外国对接,全力向国内介绍外国经验,对中国国情、立场和经验有所忽略;二是更看重社区而忽略乡村;三是经济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的研究较多,而对政治学视角重视不够。对于中国社会组织建设尤其是它与乡村政治发展的关系,学术界、理论界应给予高度重视,而其中所含的几个重要问题最为突出和重要,包括经济与政治功能的均衡、志愿者奖励机制与精神倡导的兼顾、外助力与内动力的协同发展、模式推广与制度创新的互动。这是一个以中国现代农村社会组织培育为核心,以乡村治理为支点,在动态机制、辩证思维和科学发展的理路下,强调本土实践的观念创新与机制转换。

从“送法下乡”到“法治乡村”——中国乡村法治建设的社会学考察

乡村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乡村治理模式转型的关键一环。当代中国的乡村法治包含着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现代乡村社会构建、乡村治理现代化三个并行交互的进程,但三者呈现不同步、不协调的内在张力。鉴于中西古今的多重话语体系影响,乡村法治在理论上呈现出内生与外嵌,自主发展与外来思想、制度引入的角力与融合等多重景象;在实践层面上表现出对发展焦虑以及治理困局的积极应对和艰难探索。为此,对我国乡村法治的考察和实践推进,需放在中国式现代化、“三农”或乡村振兴这两个大的框架下进行,最终实现法治与“民情”的内在契合。对此既不能无视“民情”用强制的方式来实现乡村法治,也不能坐等“民情”的自然变迁,而应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总体目标下,积极推动现代乡村社会的构建和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实现“强国家-强社会-强治理”的内在统一。

中国传统乡村社会转型研究论纲

如果没有明确地定义传统乡村社会,那么它是否需要转型便在两可之间。文章界定和讨论了相关概念,在此基础上认为,传统乡村社会转型是提升效率、改善公平和实现社会稳定的需要。就转型而言,稳定与效率之间均衡的意义胜于平等与效率之间均衡的意义,文章对此做历史和逻辑的分析。中国传统乡村社会转型需要通过加深市场化改革,保持社会底层结构的活力;也需要通过行政、地政和财政的改革,改善上层结构,促进农政的现代化。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基层社会自治体系及其现代治理启示

千百年来在中国传统基层社会自主运行着社会自治体系,这是一种传承民族文化和延续社会机理的运行体系。这个自治体系具有可分析的治理结构性因素:(一)传统基层社会组织因素;(二)民族习惯法或乡规民约;(三)家族族长、村落长老、宗教领袖等基层社会权威人士;(四)多元文化因素;(五)宗教信仰。其对现代民族地方乡村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具有重要启示。

新媒体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2019年3月1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会议强调,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要建立健全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深化村民自治实践,发挥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作用,传承发展农村优秀传统文化。乡村治理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如何有效地发挥新媒体的优势和作用,将其用于乡村治理,使得乡村治理体系更加完善、乡村治理手段更加有效,最终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创新乡村治理体系 走乡村善治之路

要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需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需要健全党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为构建和谐有序的乡村社会、谱写乡村振兴精彩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