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生态伦理智慧及其现代出路

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宇宙观和道德观的集中体现。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儒家"天人合一"思想蕴含了整体、和谐、适度、节用等理念,与现代生态伦理的诸多方面相一致,具有重要启发。在汲取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生态伦理智慧时应不断寻求它的现代出路,以实现其与现代生态伦理的有效整合。

浅谈孔学的现代出路——兼论原始儒学“修己成仁”的普世现代价值

孔学的分类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文章把孔学分为"公领域"建制化下的封建纲常礼教及其衍生出的思想文化和"私领域"的"修己、悟道、成仁"。通过对历史的观照,初步阐明近百年来的"反孔"浪潮其矛头指向主要是孔学的"公领域",而其"修己"的普世价值却被淹没在这场浪潮中,失去了应有的光芒。反观历史、立足当下,文章进一步粗浅地探求了孔学的现代出路。

“乡土中国”的现代出路:费孝通与吴景超的分殊与汇合

对于中国最基础性的国情,费孝通和吴景超的诊断是基本一致的,但由于对社会历史发展之机理走向的认识和把握方式不同,他们在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路径选择上呈现出彼此的分殊;而当"乡土中国"或"第四种国家"的现代出路问题涉及政治、文化层面时,他们的观点又呈现出明显的趋同汇合。费孝通与吴景超这两位代表性的社会学前辈观点的分殊与汇合,引申出现代化的价值目标、路径选择和特定国情之关系的问题。"乡土中国"的现代出路,归根结底就是在肯定人类作为"类存在物"所具有的价值追求,立足于"乡土中国"的基本国情,充分地调动和利用本土一切积极的资源,充分地借鉴、采择在世界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物质的、精神的等适用手段,推动"乡土中国"以自己的方式进入现代化历史进程。

困境与出路: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的现代转型

在当下中国语境中,对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的研究,不能简单地停留在其社会功能以及价值层面,而应该拓宽视域,在国家法制现代化的背景下,通过对其现存困境的解读,检视出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的未来发展路径,以期实现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与国家刑法精神理念的现代化对接。

现代性的内蕴、悖论与出路

现代性问题是当前学术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伴随着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现代性有其深刻的内蕴。现代性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自身内在的悖论。马克思从现实的实践活动中寻求摆脱现代性的出路,共产主义是消解理性与主体性内在矛盾的钥匙,是解决现代性悖论的唯一路径。

动力还是助力:儒家传统文化与新加坡的现代化

儒家传统文化在新加坡现代化中的作用很大,贡献也是多方面的,但它并非是新加坡现代化的动力所在,而只是推进现代化的有效工具。它被用以防治道德失范、建构民族精神、维护社会秩序、寻求政治理论支持、打造清廉有效的政府形象。新加坡在现代化进程中植入"孔孟的真精神",并对之进行选择性吸收,即将儒家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历史文化资源来参考、择取和利用,并赋予儒学新的时代意义,这也许就是儒家传统文化的现代出路所在。

出路“就在我们脚下”吗——与冯如孟先生商榷

冯如孟先生的文章《血缘可以作为道德底线吗?》,是对《同舟共进》2004年11月号刘斯奋、谭运长的对话《水与血:中华民族文化的现代出路》(下称"对话")一文的商榷。然而,冯先生看来并没有理解"对话"的意思。他的语气火药味颇浓,可除了一些笼统的表态以外,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内容。结果呢?满天飞舞着无的之矢,将"

试论李佩甫笔下的反叛一族

李佩甫的小说在继承批判“国民性”传统的同时 ,也重在发掘乡土民间本身以藏污纳垢形态表现出来的反抗内容。在他的小说里主要出现了三种类型的反抗者。尽管有种种局限 ,但他们在反叛过程中所体现的、未曾被这块土地性格驯服的桀骜之气 ,始终是值得我们赞美的 ,也是探索民间现代出路的根本所在。

绿叶对根的情意——广西北流客属文川李氏家族祖先崇拜现象研究

祖先是根,儿女是叶;无论儿女走多远,都不会忘记自己的根。一部客家史,就是一部不断迁徙的历史;客家人,带着思念("祖先崇拜")行走;"木本水源"("根文化")千年延续,传承至今,有利有弊。"从远方走来""在路上"的"客家人"如今"出路"何在?"我本客家人",详考广西北流文川李氏家族祖先崇拜现象,结论如此:运用科学发展观,分析客家地区发展利弊,妥善处理传统与发展关系,正确引导祖先崇拜文化,努力构建和谐新客家,这才是正道。

现代儒学的出路——读《儒学的现代转折》

在20世纪中国思想的舞台上,儒学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不幸的。在历次反传统的声浪中,儒学总是首当其冲,就足以说明问题。在许多人的观念里,“反传统”和“反儒学”差不多是同义语,而把儒学和落后、愚昧、保守联在一起使用更是顺理成章的事。人们的确有理由怀疑,儒学能否在变动不居的观代社会中度过难关,并获取一方属于它的领地。 可现代新儒家们却并不如此认为。这是一帮充满危机和忧患意识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正如该名称所昭示的,他们对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充满深情。在一种少见的道德热忱支配下,这帮人开始了接续“道统”、复兴儒学以便“寻根再植”的工作。如果说,在三四十年代,现代新儒家们的工作还没有引起人们广泛的注意,那么,到了今天,经过港台和海外一帮学者的宣传和发挥,观代新儒家成了任何一位关心中国文化建设的人所不可忽视的力量,其影响力有日趋扩大的势头。

“血缘”可以作为道德底线吗——与《水与血》一文作者商榷

读了《同舟共进》2004年第11期刘斯奋、谭运长两位先生的《水与血:中华民族文化的现代出路》(以下简称《水与血》)之后,我以为,作者承认中华民族的现代道德文化正面临危机,认为需要为我们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寻找一种可能的载体,是实事求是的,而且敢于为我们民族开出一剂精神药方,无疑需要胆识和勇气。《水与血》阐述的中心和结论是:"血缘"关系应该成为维系国人的精神家园,可以作为国人道德文化的"底线"。我认为这个结论很有讨论的必要。是时候"走出‘五四’的影子"

后现代主义“精神”的寻绎

不管人们愿意正视与否,作为一种凸出的社会现实,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强劲冲决力以及它所带来的对传统文化、艺术/美学领域的全面冲击——确确实实已经成为当代西方面临的最大的"他者"存在。针对以往批评者在此问题上只作泛泛地统计与分类的缺失,笔者试图穿透这种浮光掠影式的表面,切入进欧美诸大师彼此进行对垒交锋时所造成的巨大"语境"中,以期能够寻绎出那条穿透在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内部的精神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