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刑法对现代刑法的影响

中国古代刑法先后经历了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两个历史发展阶段。在这两个历史发展阶段,中国古代刑法逐渐在指导思想、法律渊源、制度内容、立法体例以及调控功能等方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鲜明特征,不仅很大程度上为我国现代刑法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同时也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明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料。

论现代刑法的宽容之维

宽容是协调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相互关系的道德和法律准则。现代刑法必备宽容之维源于法治社会中必须充分保障和尊重被告人人权和人性的要求,毕竟被告人实施犯罪除了自身主因之外,还有社会因素的影响和被害人因素的作用。刑法的宽容理念已经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精神指导下,以刑事和解的方式践行,这种新型方式通过犯罪人和被害人之间真诚协商达成谅解以恢复和睦关系,而且这种宽容理念在《刑法修正案(八)》许多条文中又得到进一步确认,愈发凸显我国刑法深厚的宽容底蕴。

国外现代刑法学中主、客观主义源流论

本文对于外国刑法学说中的主、客观主义的发展进行了介绍 ,列举了两派观点中存在着的九个方面的主要分歧 ,并就刑法学基础的学说 ,联系今天国外和我国刑法学研究现状 。

现代刑法对古代刑法自首制度的继承与发展

清末修律是古代刑法与现代刑法的联结点,自首制度亦是如此;台湾地区刑法中的自首制度源自北洋政府颁行的《暂行新刑律》,并简作修改;内地建国前后的单行刑事法律和现行刑法都对自首制度作了规定,并明确规定了自首的概念和立功制度。现行刑法自首制度在自首的成立条件、从宽处罚等方面对古代刑法自首制度具有鲜明的继承性;同时在自首的定义、概念、自首方式、自首时间、投案对象、适用犯罪类型、从宽处罚等方面又有着显著的发展,体现了刑事立法技术和文明化程度的不断提高。

罪刑相适应与现代刑法

一、罪刑相适应的含义与理论基础罪刑相适应是世界公认的一项刑法原则。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刑法典即１９７９年刑法虽然没有明文规定“罪刑相适应”的原则，但罪刑相适应作为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在法律界已成共识。这一原则，在贯彻实施上虽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它...

现代刑法的价值

现代刑法的价值在于安全和正义 ,安全价值是刑法属性的外在表现 ,是刑法的现实价值 ,而正义价值是刑法属性对主体需要的回应 。

论行为对现代刑法建构的作用

作为现代刑法体系的基础范畴,行为概念既是现代刑法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其历史起点。从历史的视角看,只有行为概念的产生,才开始了现代刑法概念体系的形成;从逻辑的视角来看,行为概念是现代刑法中一切范畴、原则和原理的前提或基础。从价值的视角看,行为概念是现代刑法价值现实化的基础制度安排。

现代刑法价值取向应脱离封建思想的土壤

我国传统刑法价值取向植根于封建思想的土壤,在经济、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改变的今天,已经落后于时代的发展。现代刑法取向必须摆脱这种束缚,植根于当代社会、经济基础,适应全球化发展进程,构建现代文明的基石。

现代刑法与人权保障——《刑法各论》学习精要

现代刑法在人权保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个体利益的提升,使得各国广为关注人权保障问题。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体现了现代刑法的价值精髓。

现代刑法的理念与方法

树立现代刑法的理念和方法是防范错案的必然路径。错案的防范和现代法治理念、方法论存在紧密的关联。防止错案,首先,实体法不能缺位;其次,现代刑法的理念必须是合理的;最后,方法论应当做出一定程度的改变。因此,如何把刑法学上的研究或者思考转换成司法人员能够理解、认同的话语系统,对刑法学而言,是一个重要、紧迫的任务。唯有如此,才能寻求理论和实务的最佳结合点,才能通过刑法理念和方法论的转变来达到防范冤假错案、实现社会治理的目标。

唐律之血亲规范与现代刑法关系研究

《唐律疏议》是中国古代法律的集大成者,对后代的立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现行刑法与唐律疏议在时间上相差千年之久,但是却有着浓厚的渊源关系。从血亲规范角度比较二者,现行刑法与唐律血亲规范一脉相承,唐律血亲规范的重要历史作用和对我国现代刑法的深远意义。

试论现代刑法的自由精神

自由精神的内涵,是个体权益归其自有。自由精神在现代刑法中得到充分体现,并被视为保护对象。本文将在第一部分对自由精神的含义进行分析,并提出人生而自由的理论根源。第二部分,将围绕刑法来源、刑罚权、刑法职能,对自由精神在刑法中的体现作出分析。第三部分,将分析错误理论对于自由精神的危害。第四部分,将针对各种错误思想,提出防范策略。

《唐律》与现代刑法的原则、制度之比较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都得到了高度发展的著名封建王朝,《唐律疏议》是我国的一部具有代表性的最完备的封建法典,它"上揽秦汉魏晋法律已有之大成,下开宋元明清法律发展之先河,的确是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包罗鸿约,义疏精审。

现代刑法的立法转型与再法典化

中国刑法向何处去,是刑法理论必须认真对待的时代命题。刑法既是法益保护法,也是人权保障法。我国当前刑法上犯罪化立法的积极扩张,从某种程度上使刑法正在发展成为预防性工具,也一并带来其与罪刑法定原则之价值诉求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如何看待刑法立法上的犯罪化扩张态势及其合理边界,就成为刑法理论必须直面应对的时代课题。

现代刑法的风险转向——兼评中国当下的刑法观

学界对晚近逾20年来的中国刑法立法发展存在较大争议,有必要在社会学理论支撑下解释中国当下的社会形态变迁,检讨背后的知识传统和方法论基础,对刑法立法的发展趋势做出恰切理论解读与评价。中国当下正发生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的社会变迁,由此推动我国刑法正发生现代刑法的风险转向。刑法谦抑原则应当首先从社会形态变迁的意义上去审视,并在立法、司法层面从刑法运作意义上动态地贯彻其精神意旨。检讨与刑法立法所遭遇的社会新问题有关的方法论立场差异,能够凸显集中立法模式下以修正案方式进行刑法立法所造成的体系逻辑矛盾,为刑法立法模式的变革提供理论依据。

刑法法益:现代刑法的正当根基和规制边界

刑法的正当理性看似一个普通的学术问题,实是一个关涉现代刑事法治发展演进的正当根基与规制边界之确立的重大问题。为此,笔者拟以刑法法益为理论工具,通过对宪法指引下的法益形成机制以及由其决定的刑法正当根基的层层追问,展示笔者关于刑事立法规制的规范边界和刑事司法适用的解释规则的多年思考,以期对刑法现代化的推进和现代刑法学体系的建构有所助益。

行政犯治理与现代刑法的政治使命

在现代风险社会,在全民共治时代,刑事治理体系应当如何实现现代化,以担负起守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保障法使命?笔者以为,从民事犯规制向行政犯治理变迁,从保障公民自然自由向丰富公民社会自由跃升,从维护社会管理秩序向共建良法善治秩序推进,从而实现马克思提出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既是刑事治理现代化演进的应然规律,又是刑事治理现代性内涵的必然要求。

现代刑法理论的基石

提起现代刑法理论的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刑罚人道化原则和刑事诉讼理论的无罪推定原则、审判公开原则,每个从事刑事审判的法官和刑事法律理论研究的工作者都耳熟能详。

现代刑法的法益观:法益二元论的提倡

现代社会中国家与个人关系的转变,国家任务与刑法任务的改变,引发了法益理论的变革。无论是早期法益一元论还是缓和法益一元论都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理论缺陷,无法胜任现代刑法的理想型,对此应当倡导法益二元论。二元论也是人本主义法益论,它同样赋予集体法益以批判立法的实质内涵,而且更清晰地表明法益主体不仅包括“我”,还包括“我们”。集体法益适格与否,并非简单取决于能否还原为个人法益,而在于是否具有符合宪法规定的实体性内容。立足中国语境倡导二元论,有利于科学认知新兴法益的概念内涵和功能转型,能够更好地从根基处说明我国当前的刑事立法现状与发展趋势。但是,受传统刑法观的影响,仍然可能存在对集体法益理解不当与适用泛化等问题,对此应理性地理解法益理论,承认法益概念具有功能上限。在立法上,不应忽略辅助性原则与明确性原则的补充限制功能;在司法上,则应以构成要件作为解释具体犯罪的逻辑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