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低碳发展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构建研究

中国建设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是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措施。界定了绿色低碳发展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的内涵和内容,分析了现有治理体系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措施。研究认为,绿色低碳发展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是在党的领导下,遵循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系统运行规律,坚持政府、企业、社会等多主体共同参与,坚持绿色发展文化理念,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基础、法治为保障,运用行政、经济、法律、社会等手段建立全面保护生态环境系统、实现共享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中国具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的良好基础,但仍存在治理体制改革顶层设计滞后、法律法规不健全、生态环境监督监测和执行力度软、企业主体作用发挥不够、社会公众参与度不足等问题。提出构建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全面深化环境治理体制机制改革;强化绿色低碳发展法律法规和政策建设;发展绿色金融,推进重点领域和企业绿色化改造;同时,不断丰富治理指标体系,强化环境监测监管(环保督查),增强全社会生态环保意识,提高公众参与能力。

推动公众参与生态环境社会治理促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生态环境问题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公众参与是推进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本文在对公众参与的重要性及当前工作进展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就下一步继续营造生态环保公众参与的制度和社会氛围提出具体工作建议。

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中地方政府的创造性执行

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需要地方政府的创造性执行,把生态文明的制度优势转化为生态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效能,切实改善环境质量,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建设美丽中国。推动地方政府的创造性执行,要建立必要的制度保障,核心就是地方政府推动发展的强力激励与地方政府生态环境主导责任落实的制度能够相容,还需要构建合宜的运行机理,即执行要落地、规划要协同、执法要服务。

从环境冲突迈向环境治理——近10年来中国环境社会科学的研究转向分析

伴随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动态平衡被打破,环境冲突时有发生,环境研究的社会科学属性得以被重视与挖掘。对近10年中国环境社会科学多学科的研究指向及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后发现,环境社会科学对于环境问题的关注早期多集中于环境冲突研究,且大致可以划归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宏观视角主要关注环境冲突生成的社会背景与外部结构性动因,微观视角主要关注环境冲突爆发背后参与个体或群体的心理与风险认知、文化及性别、情感、社会网络关系等因素。随着国家对生态环境问题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生态环境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决,环境社会科学的研究开始转向环境治理,环境政治学、环境社会学、环境法学、环境管理等学科对环境治理问题贡献了本学科的智慧,共同推动了环境社会科学研究向纵深发展。

环境行政合同行政优益权规制研究

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一改往日环境行政领域单一行政命令式执法方式,环境行政合同作为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达成一致,具有不同于传统行政行为的强制性,实现了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沟通。同时,环境行政合同存在行政优益权,体现了行政强制属性。完善环境行政合同行政优益权相关法律制度,规范环境行政合同行政优益权行使以及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以此充分发挥环境行政合同保护环境的积极价值,最终实现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

“十四五”时期生态环境重大制度政策创新的思考

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需要加快构建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要增加制度供给,需从四个方面加快制度创新:一是发挥市场机制,健全多元体系;二是强化行政管理,落实地方责任;三是发挥社会机制,引导社会参与;四是强化法制建设,筑牢创新基础。

环境规制减排效果的门槛效应分析

本文利用1996—2014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行政、法律、经济和技术四个领域来刻画环境规制,实证检验了不同环境规制手段的减排效果是否具有门槛效应。研究发现,环境规制的强度确实因环境规制的手段不同而有所不同,其中,法律手段、技术手段未因地方政府的异质性表现出明显的门槛特征,而行政手段在政府规模较小(地方财力不足)地区的减排效果显著,经济手段在政府规模较大(地方财力雄厚)地区的减排效果显著。

“十四五”时期污染物总量控制的挑战、需求与应对研究

“十四五”时期是进一步巩固和提升环境质量改善成果、切实改善人民群众生存环境的关键时期。展望“十四五”,应从发展的视角看总量控制与环境质量控制所面临的问题与困难,在考虑历史因素的基础上兼顾地区间的公平与效率,切实发挥环境管理对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迈向“环境质量导向的总量控制”。要落实改进总量控制和质量控制效果的新举措,进一步推动建立环境质量与总量控制的量化联动关系,推动城市—单元—行业的精细化总量控制管理,丰富总量控制要素,强化服务于总量控制的能力建设,建立总量控制目标下公平的环境责任划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