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贸易保护在美国现代化赶超中的作用

美国脱胎于重商主义巅峰时代的英国母体,这一源头对美国日后的现代化赶超影响深远。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人基于领先国对落后国工业化所构成的巨大障碍,倡导了具有贸易保护性质的“美利坚体制”,美国的后来居上和稳定霸权与此紧密关联。美国虽在立国初期也曾有过不利于赶超发展的体制与思潮,但最终选定了一条以关税保护和国家干预为核心的加速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南北战争前的美国纺织业及其所带动的众多产业明显得益于贸易保护政策,内战后的美国更是长期实行保护主义,由此促进了对先发国家的赶超。只是在自身产业优势压倒所有竞争者后许久,美国才在20世纪上半叶系统地转向贸易自由化。假如仅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经济自由主义来倒推美国历史上的行为规律、无视其根深蒂固的重商主义传统,就可能在历史认识甚至现实决策中发生偏差。

俄国现代化的赶超型特征探究(1861—1917)

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俄国开启了现代化进程。因急于摆脱经济落后的窘境,重塑外交强国地位,俄国现代化进程的赶超型特征十分明显。俄国的赶超型现代化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本国经济落后、克里米亚战争后外交强国地位丧失、西欧各国工业化成效显著,以及18世纪对西方传统和思想文化的学习都是其催化剂。俄国现代化的成就显著,但因特殊的国情,加上封建专制制度根深蒂固,其城市化水平较低、经济改革先行政治改革滞后、社会冲突逐步加剧和对农民剥削过重等落后性特征也一览无遗。

后发国家赶超型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府转型——基于新国家主义发展观视角

良性互动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是构建现代国家的基础。对先天不足的后发国家赶超型现代化而言,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直接关系着治理有效性和政权合法性,并为进一步的国家成长提供必要条件和可能机遇。政府主导市场下的东亚经济奇迹打破了西方自由经济传统,成为新国家主义基本理论的有力佐证。从"失败国家"到"找回国家",政府与市场"嵌入式发展"带来的显著绩效,说明后发国家的赶超型现代化历程,无处不需要一个有效政府的主导作用。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作为经济发展的强力推手,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职能角色正逐步实现从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为政治发展、社会发育营造了新的成长空间。

赶超型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被动市民化研究

中国的快速现代化伴随着一个比较明显的现象,那就是农民的被动市民化。从发展速度角度看,农民被动市民化主要是三种变迁速度综合作用的结果,合称"三重速度叠加",具体而言就是城市化发展的阶段加速度、赶超型现代化的政策加速度与工业化内置的机器加速度叠加而成的。农民被动市民化是中国赶超型现代化巨大成就所支付的发展成本的一部分。

大国抱负与赶超进程中的产业政策——写在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出版180周年

李斯特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出版已180年,其学说观点在作者生前和身后都引起巨大的争议。从历史视角分析,世界主要工业发达国家均从本国利益出发考虑是否采取自由贸易政策,李斯特这一著作是对历史真相的一种揭示。结合当今实际,国家的产业政策客观存在,不应从书本和概念出发对产业政策一概否定。大国有大国的抱负,应通过积极的产业政策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从而实现发展的赶超。制定产业政策,必须倾听市场声音,更要有开放的意识和胸怀。

中共历代领导核心现代化“赶超”思想比较研究

中共历代领导核心的现代化"赶超"思想在指导思想、思想方法、道路追求、方向选择、赶超价值等方面表现出相同性;在赶超指标、赶超动力、赶超模式、赶超起点、赶超着力点和赶超速度的要求上表现出差异性,中共历代领导核心的现代化"赶超"思想是相互联系的有机统一体。

大学治理的特殊性与我国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

大学治理体系是一个包括大学治理理念、现代大学制度和治理实施机构的有机系统。实现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必须以大学治理的特殊性为基础。大学治理是基于大学组织特殊性的学术组织治理,是源于大学功能和使命特殊性的教育组织治理。推进我国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需要把握两个最具现实性的关键问题:一是必须克服大学行政化倾向,把大学作为学术组织和教育机构来治理;二是必须确立大学作为自主办学法人实体的治理主体地位,把大学作为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来治理。

“创新”逻辑下的中国国家治理:进程、模式及其有效性

本文主要以林尚立、周雪光、冯仕政、蔡禾等学者有关中国国家治理及其有效性研究成果为基础,将中国国家治理理解安置于现代化进程中,分析国家治理的逻辑进程、模式和有效性等,论证创新逻辑才是理解中国国家治理历史实践、模式和有效性的有效范式观点。我们认为,"现代化是历史命题,改革开放是政治命题,创新是国家治理命题"是理解当前中国国家治理的脉络。

新时代:发展新方位 奋进新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一重大政治判断,赋予党的奋斗主题、目标任务、价值追求、历史使命和世界担当以新的时代内涵,为推进＂四个伟大＂提供了时代坐标和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