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史学史的新诠释及其方法论上的启示--兼评王学典教授《良史的命运》

在《良史的命运》一书中,王学典教授以全新的视角,对中国现代诸多史学流派、史学名家作出了全新解读。他既注重寻绎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更强调揭示学术发展的外部环境,尤其是将社会学视角引入史学史研究,开创了"史学社会学"的新思路,在对中国现代史学史做出全新阐释的同时,对中国史学史方法论研究做出了可贵的探索。

战后日本史学界近现代日本史研究的回顾与梳理——成田龙一著《近现代日本史与历史学》评介

成田龙一的《近现代日本史与历史学》是一部着重回顾与梳理了战后日本史学界有关近现代日本史研究状况的著作。作者在书中将战后近现代日本史研究分为"战后历史学"、"民众史研究"和"社会史研究"三个阶段,并对每个阶段的研究范式、代表性著述和主要观点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和分析。该书不仅有助于人们了解战后日本史学界的近现代日本史研究的主要状况,对解读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著述和把握近现代日本史的一些基本问题也大有裨益。

旧史学的殿军,新史学的开山——略论吕思勉先生的史学

吕思勉先生(1884-1957),江苏常州人,一生致力于历史研究与历史教学,其治学涉及史学、文学、经学、文字学、文化思想、民族学等多个领域,著作总量一千余万字,学界常将他与陈垣、陈寅恪、钱穆先生合称为现代“史学四大家”。然而,在近现代史学史的流派研究中,吕先生却很难归入哪家哪派;流派的划分自然是见仁见智的事,但这多少说明,先生治学绝不是只有一个面相、一种元素。

西方史学的传播与古史辨派的产生

20世纪初 ,西方的史学思想 ,尤其是进化论、实用主义和实证主义史学传入中国 ,更新了人们的思想观念 ,掀起了追求科学的浪潮 ,促进了中西学术的交流 ,也形成了我国现代史学史上震动一时的“古史辨派”。

叙事理论对历史研究的影响——以修昔底德的写作策略为例

本文以修昔底德研究为个案,分别从史学理论界、史学史界和普通史学家群体等三个层次,分析引入者与接受者之间的互动,进而揭示叙事理论对史学界的影响,以及现代史学史上理论与实践的特殊关系。

加强对历史知识社会传播方式及其作用的考察

胡逢祥撰文《中国现代史学史研究三题》指出，史学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知识积累和自我反思的文化行为，其完整的过程本应包括历史记录或记忆、史实的考辨解析和研究成果的社会发布及其影响等环节。而目前的史学史研究，基本工作都集中在史家对历史文献的收集、积累、研究、解释、传承和对学术界的影响等方面，对于历史知识如何在整个社会大众中传播并影响普通民众的行为意识，却甚少涉略。应当看到，中国的重史传统，不光表现为史家对历史知识的积累传承，也反映在整个社会和民族注重读史、习史和以史益智的习俗上。

论陈寅恪先生“新方法”、“新材料”之史学“试验”——陈寅恪先生《书信集·致刘铭恕》解析

陈寅恪《书信集.致刘铭恕》说:"近年仍从事著述,然已捐弃故伎,用新方法,新材料,为一游戏试验。"这是他对自己学术生涯重要转折的自我说明。他所谓"新材料",乃指"明清间诗词,及方志笔记等";"新方法",即"不同于乾嘉考据之旧规",亦即《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中所使用的"以诗证史"之"新法"。陈寅恪将自己的《柳如是别传》称作是史学上新的"实验",从社会风俗史变迁的视角,辨析了"三百年前南北社会风气歧异之点","发三百年未发之覆"。这一试验与转变,是与国际史学界对心态史、心智史和妇女史的关注同步发生的。

郭沫若国民生存论史学思想初探——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为中心

郭沫若于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在整个中国史学发展史尤其是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意义。学界对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研究成果很多,评价也非常高。白寿彝认为,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试图以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历史发展全过程的著作”(白寿彝:《史学概论》,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