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君主与有机知识分子——论瞿秋白、葛兰西与“领袖权”理论的形成

文化研究的教科书一般都会把“领袖权”（“领袖权”是瞿秋白对Hegemony一词的译法）概念挂在葛兰西的名下，彷佛这个重要的理论术语是这位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个人发明。类似的简化叙述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领袖权”其实是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多次的政治辩论中共同采用和铸造的理论术语。本文尝试重新考察瞿秋白（1899-1935）和葛兰西（1891—1937）二人对“领袖权”一词的诠释和用法，并进而勾勒出“领袖权”的理论形构与20世纪初左翼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之间具体的历史联系。本文最终希望透过对瞿秋白和葛兰西案例的分析和探讨，具体回应以下几个问题：在布尔什维主义和共产国际的理论论述和政治实践中，20世纪初的左翼政治理论是按照怎样的轨迹建构成形的？现代知识分子面对左翼革命政治实践对他们的种种要求，他们面，临的究竟是怎样的具体政治处境？在这种具体的政治境况中，他们究竟如何重新部署和调动自己的欲望和情感，藉此回应当下政治处境向他们提出的历史任务和政治责任？

“现代君主”和领导权的建构——葛兰西的政党思想研究

葛兰西把马基雅维利个人英雄式的"君主"改造成了"现代君主",即政党。政党在组织结构上包含群众、领袖和知识分子三种要素。葛兰西对政党问题的探讨与其领导权理论联系在一起。政党的作用不仅是政治上的而且首先是意识形态上的,政党是建立和维护领导权的重要保障。

葛兰西的选择:在卢森堡与列宁之间

20世纪是革命的世纪。然而,关于如何思考革命并引导革命,列宁与卢森堡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卢森堡强调群众的自发性,而列宁注重革命党的领导作用,列宁与卢森堡的对立影响了其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治立场的选择。在卢森堡和列宁之间,葛兰西的选择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转变过程:从最初的“工厂委员会运动”到《狱中札记》中论述的“现代君主”思想,葛兰西最终选择了列宁主义。

葛兰西对马基雅维利的解读与继承

葛兰西的思想,从理论的源流上看其中意大利本土的政治文化对其理论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其中,葛兰西所说"国家是披上强制甲胄的霸权"完全可以归于马基雅维利的智慧。本文就葛兰西在《现代君主》中对马基雅维利的认识做出解读,以探析两人的思想关系。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葛兰西

十月革命开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纪元,开辟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道路。葛兰西在此基础上提出,意大利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提出了意大利作为经济社会落后国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他指出,意大利工人阶级已成为历史发展的主角,并指导了意大利工人工厂委员会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为后来建立意大利共产党奠定了组织和群众基础。葛兰西结合意大利历史和实际,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思想,提出了现代君主论,认为马基雅维利所探讨的古典时代的理想君主在现代就是政党,并阐发了共产党作为集体意志的代表如何团结起来进行有效斗争的一系列相关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立和资本主义暂时得到稳固的战后新时期,他适应形势发展提出从运动战到阵地战的理论主张,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运动要取得成功,首先要掌握政治和文化领导权,这些理论主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兴起提供了理论源泉。葛兰西的思想始终立足革命实践,立足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发展进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为今天坚持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现实启示。

党国体制与后政党政治——基于中国社会主义经验的讨论

20世纪是革命的世纪,也是政党政治的世纪,也就是说革命或者说解放政治总是与政党政治相勾连。但是在20世纪后期,因为"文革"的失败和60年代的终结,出现了否定阶级-政党政治的取向,这种取向以巴丢和鲁索为代表。对此,潘毅从中国革命的历史出发,批判了巴丢与鲁索的政党-形式形而上学,认为他们没有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群众运动或解放政治的敌人并非纯粹的政党形式,而是资产阶级政党。巴丢和鲁索将资产阶级政党抽象为政党形式本身,从而提出告别政党政治和政党国家的理论。本文旨在分析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先锋党内出现资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经济原因,并认为当下更需要党国体制与后政党政治良性互动,从而一方面避免党国体制的彻底官僚化,另一方面造就真正有活力的解放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