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视域下女性主体意识的回归——从《你好,李焕英》到《热辣滚烫》

与传统的宏大叙事题材电影不同,《你好,李焕英》和《热辣滚烫》通过女性叙事视角,消解了男性话语霸权的历史语境,展现了女性特有的“她力量”。影片在性别空间、女性身份以及影像符号上对女性主体构建,展现了对传统性别定式的突破,实现了女性自我认同、自我解绑,促进了女性“她力量”话语体系表达的生成。影片以日常生活为基点,融入个人经历和抱负,不仅在春节档影片中脱颖而出,而且也为女性自我书写的电影叙事模式提供了新的表达范式。

自我与他者:国产动漫电影中女性形象的时空错位与意识表达

当代国产动漫电影对女性形象的建构正逐渐从“传统女性”的封闭叙事中脱离,旨在摆脱男性凝视下女性物质及意识的表征。近些年国产动漫电影对女性角色形象建构打破了传统语境下女性“依属”“柔弱”的刻板印象,大众则依托动漫电影传递的价值框架对女性人物进行理解再度解读,使得女性形象的表达逐渐脱离“父权社会”的影响,树立了当代多元化、开放社会中有着独立意识,成就自我的“新女性”形象。国产动漫电影通过对父权社会的解构和对女性形象的重塑反映女性意识觉醒,从动态发展的角度呈现了“女性形象转变的历程”。女性形象从过往依属父权到如今突出鲜明的女性个人色彩,强调新时代女性价值观,凸显当代女性意识觉醒。在国产动漫电影中女性开始自我言说其价值,解构“父权社会”下构筑传统女性形象的同时,重塑新时代女性主体形象。

红色经典小说中的女性意识探析

在红色经典小说中,由于强调国家民族意识与革命意识,在主流话语强大的力量之下,女性话语处在边缘地带。但革命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她们身上的女性意识并未消失,依然具有较强的存在感。红色经典小说通过革命历程中女性主体性的彰显、对革命女性遭受苦难的同情与抒写、革命母亲的无私奉献精神的赞颂、女性性意识的隐性传达这四个方面表现出较强的女性意识,揭示了革命女性形象蕴涵的政治、历史、文化深层内涵与审美意蕴,为女性自我价值的实现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论《天雨花》中的左氏父女——兼论作者的女性身份与女性意识

左维明与左仪贞是清代弹词名著《天雨花》中的一对父女。从人物设置的角度来看,两人分别居于作品中男性与女性的核心位置。一方面,左维明精心培育了女儿左仪贞,父女之间存在引领与继承的关系,父女均具英雄气概。另一方面,父亲的专制也遭遇了女儿的反抗,父女之间又呈现出威权家长与叛逆女儿的关系。作者展示了冲突背后的情理立场,而非简单地进行价值评判。这种别具一格的父女书写不仅显示了作者高超的人物塑造技巧,也为探究作者的女性身份及其女性意识提供了可能。

论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中女性自我意识的构建

娜·曼德施塔姆的三卷本回忆录是俄罗斯女性文学回忆录传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其作品使我们得以窥见女性自我意识形成的过程乃至构建策略。通过分配和重构传统框架内被规约的性别角色和文化语境中的刻板形象,曼夫人赋予其自我实现以惊人的动力。她建立了双重话语模式,在使用曼德施塔姆的语言阐释他的同时,又以一种和缓的方式建构了自己的话语,她也由此成为一个具有独立的自我意识和存在价值的俄语作家。

“出走”的女性——论19世纪外国文学人物形象的女性意识

中外文学作品中,“出走”的女性不在少数。女性“出走”的原因多样化,因精神囹圄或身体桎梏,或因社会之教俗。“女性出走”作为文学研究的一个母题,是对社会历史及现实的一个观照和映射。通过对外国文学作品《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安娜、《包法利夫人》中的爱玛以及《红字》中的海斯特等“出走”的女性形象的剖析,结合对作品整体思想的把握、艺术形式的呈现及作家思想倾向的探究,从“个人对理想爱情与生活‘堂吉诃德式’的热烈追求”“社会制度压制下身份错位的‘囚中鸟’”,以及“无法逾越的传统禁锢”三个方面探讨特定历史时期女性意识的表达。

从形象重塑到身份认同——1920—1930年《申报》广告的女性意识及其视觉表达

在《申报》广告构建的视觉图谱中,女性身体形象的现代转型、置身空间的社会化转向、两性关系图式的重塑,为近代中国带来的不仅是视觉审美经验的革新,也包含着对消费行为、身份角色及性别观念等的重新认知。从展现身体形象之美到追求精神价值内蕴,表征着近代中国在迈向现代化、确立主体性过程中,女性正努力建构起一种新的性别表述。

传统精神与现代意识的融合:川端康成小说改编电影的东方美学

川端康成小说改编电影通过时间变迁与人物描写的结合,自然美学元素与情感命运的象征,文学书写在摄影镜头中的转译完成了自然抒写与心灵描绘的结合;并在古典结构与现代生命体验、传统情感描绘与现代叙事手法、传统叙事结构与现代节奏的结合中同时体现了传统美学与现代精神。川端康成小说改编电影中传统美学结构与现代精神的结合是一种艺术创新的过程,旨在创造出既具有历史深度和文化底蕴,又符合现代审美和情感体验的电影作品。这种结合不仅丰富了电影的艺术表现力,也促进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传承和发展。

晚清上海交际花服饰文化与女性主体意识的萌芽

交际花作为晚清上海时尚的代表性群体,在对我国服饰变革发挥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带动了晚清以来女性主体意识的发展。文章以大量历史文献及画报、照片等为依据,在梳理晚清时代背景与此时上海的社会环境和时尚地位的基础上,综合采用文献研究、内容分析与跨学科研究等方法对晚清上海交际花服饰文化形成的原因及其具体特征进行解读。晚清时期上海作为全国时尚中心,交际花是此时上海时尚的代表群体,其衣着打扮给中国服饰文化的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交际花服饰文化的产生既是晚清上海租界内特殊政策与环境下的必然结果,又是这一群体在其身份、地位、职业等影响下满足个体需求的主动选择。晚清上海交际花在引领女性服饰变迁的同时,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打破了传统规范的束缚,对固有的女性身体观念、社会地位与性别角色等提出了质疑,其时尚的传播为女性提供了一种在安全范围内探索与表达自我的机会,具有重要意义。

湘西苗族银饰图案的女性审美意识探究

湘西苗族地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是除贵州之外的第二大苗族聚集地。银饰作为苗族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传承和发展着苗族文化,其纹样图案融合了当地人们对自然、社会、神灵等的理解与探索。苗族女性审美意识体现在衣食住行、民俗神话、宗教仪式等各个方面,在银饰图案上有着集大成的映射展现。

《傲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的女性意识分析

文章以简·奥斯汀的经典小说《傲慢与偏见》为基础,通过对主角伊丽莎白·班内特的女性意识的分析,深入探讨了19世纪英国社会中女性地位的塑造与发展。分析了伊丽莎白在小说中的外貌、性格特征以及社会环境对她的影响,同时探讨了她对婚姻观念和自主性的态度,以及教育与知识对女性地位的重要性。通过对《傲慢与偏见》中女性社会地位的描绘,以及伊丽莎白在小说中对社会期望的反抗,呈现了当时英国社会中存在的傲慢与偏见以及女性地位逐渐演变的复杂场景。

新媒体电商背景下乡村女性主体意识建构分析——以陕西省渭南市下辖县域为例

新媒体电商的飞速发展为农村地区催生了新的经济增长引擎,也为农村女性提供了更多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和平台。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手段,考察陕西省渭南市县域农村地区从事新媒体电商的女性群体,剖析其参与行为的内在逻辑及在此新型业态中主体意识的重构过程。研究发现,新媒体电商的兴起形成了一种新型生产劳动模式,乡村女性通过自主实践,打破固定角色与期待,转型成为拥有独立主体性、追求个体价值及生命意义的现代化农村女性。但是乡村女性也面临技能获取不足、信息不对称及社会支持体系有限等挑战,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她们的成长空间与全面发展的潜力。

《破开》:女性人格自我的建构与家园意识的探寻

陈染的小说《破开》打破性别本质主义的刻板想象,塑造了两位具有浓郁思想者气质的都市女性形象。“我”和“殒楠”从“人的觉醒”和“女性觉醒”的双重维度出发,勇敢直面男权文化的内在阴影,从人性和人道两个层面叩问“爱的真谛”,展现了当代知识女性丰富、深邃的内心世界。小说对人类“家园意识”的探寻,透射出生态女性主义哲学的思想光芒,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作品的价值内涵和精神境界。

论钧瓷艺术创作中的女性意识——以钧瓷花卉为论述中心

随着时代的发展,女性意识日渐觉醒,越来越多的女性投身于艺术创作中。女性钧瓷艺术作品是女性意识的产物,在现代钧瓷艺术创作领域,女性钧瓷艺术作品风格独树一帜,这是她们借用钧瓷对自我生命和情感的表达。以花卉比喻女性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女性钧瓷花卉作品是女性意识的集中体现,梳理女性艺术家钧瓷花卉作品所体现的女性意识,提出建构钧瓷艺术的“女性意识表达”新方式,可以为女性钧瓷艺术创作提供理论参考,为钧瓷文化研究开启新视角。

国产大女主剧的女性主体建构与意识悖论

大女主剧从女性视角出发,关注女性命运,刻画女性真实的生存处境,塑造的新独立女性图谱,凸显了女性主体意识的崛起,而女性之间“姐妹情谊”突破了男性社会的“厌女风气”,是同性友谊的理想化表达。但是,许多以“爽”为先的大女主剧,以“不断升级”的白日梦幻想满足女性的欲望,是文化资本对女性的献媚和蒙蔽,这类剧中还存在隐蔽的男性视角,迎合了“女性需要被拯救”的男性想象。大女主电视剧应破除糖衣炮弹,面向真实,实现真正的主体启蒙。

《荆棘鸟》中女性意识的觉醒与抗争

《荆棘鸟》一书中女性角色的描绘及其意识的觉醒和抗争,不仅反映了女性在特定社会和文化背景下的生活状态,而且深刻揭示了女性在寻求自我实现的挑战与努力。通过对小说中主要女性角色深入解读,探讨她们性格特点与时代背景的关系,以及她们如何在社会和文化约束中逐渐觉醒并最终解放的过程。

论《白鹿原》中的女性悲剧与反叛意识

《白鹿原》是20世纪最为经典、最为厚重的文学作品之一,其塑造的人物个性鲜明,并表现出女性浓厚的悲剧意蕴。有不甘于命运的安排,从肉体到心灵都是悲剧代表的田小娥;有投身革命却牺牲于政治迫害的白灵等等。从这些女性身上能够看到一种强烈的反叛意识,体现出作者对中国女性的深层次思考。

清末民初女性出版活动与女性意识觉醒(1989—1919)

清末民初女性出版活动的活跃对近代女性意识的觉醒起到了关键作用。裹挟于民族复兴浪潮下的女性解放运动,促进了女性独立意识的萌芽,催生了中国最早一批的女性报人群体。她们一方面将报刊视作言论的阵地,为女性开辟公共话语空间,促进女性政治参与并引领现代女性身份建构;另一方面,女性刊物传播新女性示范形象,通过宣扬新服饰促进身体解放,通过新场景重置社会对女性的新想象,将女性推向更广的社会位置的同时,用实践促进了更广泛女性群体的意识觉醒。尽管初创时期的女报频遭稿源不足、资金短缺等挑战,但女性出版活动促使了中国女性意识的早期觉醒,开辟了中国女性现代化的新篇章。

从《救风尘》到《梦华录》——论古典文学影视改编中的女性意识畸变

元杂剧《救风尘》在表现传统女性婚恋困境以及封建背景下女性独立意识的受缚与解放上具有超越时代的鉴赏价值,深受现代改编艺术市场的青睐。而2022年6月播出的改编影视剧《梦华录》,因对女性意识解读与原著形象塑造相差甚远,最终在女性主题的诠释上出豕败御。通过对赵盼儿与宋引章的形象分析,浅观《梦华录》在对《救风尘》的改编中女性意识的畸变,以及原剧赵盼儿女性意识的展现。

从“一间房间”到“两个世界”——当代女性文学创作中女性意识的发展流变

1929年,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房间》正式出版,此后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已经成为女性获得物质与精神独立的标志。这个房间既是实实在在的物质实体,也是女性权利获得的历史证明;1985年,中国作家张抗抗在西柏林举行的妇女文学讨论会上,发表了《我们需要两个世界》的主题演讲。对女性文学发展来说,女性不仅需要一间自己的房间来承载女性意识,也需要女性走出自己的房间,跨越性别的藩篱,去揭示和描绘广阔的社会生活,从而迈向更广阔的世界。以此而言,她们不仅需要一间自己的房间,也需要张开双臂去同时拥抱两个世界。从“一间房间”到“两个世界”两个极具标志性事件的转换,正可见证女性文学创作中女性意识的发展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