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为自然立法”的视角反思因果、必然、规律与自由的关系

从康德倡导“人为自然立法”的视角出发,批判性地反思西方学界有关因果、必然、规律与自由关系的主流见解,可以看出围绕这些基本概念存在一系列的语义混淆,并导致了严重的理论缺陷。只有深入辨析因果、必然、规律之间的微妙异同,指出因果是事实自身之间的“影响—变化”关联,必然是人们的认知在描述事实时达成的确定性状态,规律是人们有关事实自身周期性关联变化的确定性认知结晶,我们才能合乎逻辑地论证,它们根本不像西方主流哲学主张的那样与人的自由势不两立,相反还以不同的方式构成了人们实现自由的前提条件。同时,这方面的拨乱反正工作,一方面向西方主流哲学尤其是康德哲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也将推动哲学领域若干难题的根本解决。

康德“人为自然立法”对我国教育研究方法论的启示——学习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体会

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是指康德为回应休谟的怀疑论,以人的主体能动性,赋予认识对象即认识客体以主体的意义,使认识主体具有了客体的性质,颠覆了传统理性主义认识论客观符合主观以及经验认识论主观符合客观的认识理路,创立了新的主体符合客体的认识论的新体系。康德的这一重大理论创新,对我国当下教育研究方法论具有重要的启示:一是对教育研究中的理论假设和应然理论框架,起到了方法论的支撑作用;二是对如何综合时下实证研究方法与思辨研究方法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混合研究方法,以取得更好的研究效果提供了启示;三是对解决当下我国教育研究中理论创新动力、能力和方法不足,推动教育研究的重大理论创新也具有重要的作用。

现代性中的“儿童话语”——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起源谈起

新时期以来关于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论"主要有四种观点:"晚清"说、"清末民初"说、"五四"说和"古已有之"说。但究其实际,诸观点皆是从现代性的"内部"看儿童文学的起源。作为其理念支撑的"现代性"意识恰恰遮蔽了儿童文学的起源。儿童文学的产生不是先有儿童,才有为了儿童的写作,而是儿童文学本身即为现代性中"儿童"的一种生产与建构方式。儿童是立法者的一种文化想像,是成人世界的一个"他者"。

康德“人为自然立法”主体性思想及其批判

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主体性思想强调人对于自然的中心地位,使人从自然中解放出来,具有革命意义。但是,由于它过度强调人对自然的控制和利用,及至近现代,这种人类中心主义观下的人与自然发生了分裂和对立,产生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和深刻的社会危机。对此的应对和解决方法就是树立生态文明理念,要认识到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关系。

“人为自然立法”何以可能?——求知欲视角下的新阐释

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理念深刻触及了人如何认知事实真相的问题,但同时又由于忽视了求知欲指向确定性的内在诉求,包含着将这种立法仅仅归结为随机偶然的现象以及主张物自体不可知而陷入了逻辑自败的严重漏洞。实际上,一方面,认知能力有限的人们只有把求知欲指向确定性的诉求以必然性的方式加到事实上,才有可能理解对象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这种人为的立法既不会迫使对象符合认知结构,也不会扭曲对象的真相,而仅仅是帮助人们形成符合事实的确定性认知。所以,只有揭示了康德理念的深度悖论,我们才能澄清人们是怎样通过为自然立法的途径正确认知物自体的内在机制。

论国际法对人为水下噪音规制的必要性与中国的立法完善

人为水下噪音会对海洋环境产生不利影响,因此,针对此议题树立问题意识,进而通过法律对其进行规制是极具现实意义的。本文拟通过探讨解决人为水下噪音问题以达到保护海洋环境的目的。为此,本文梳理现有法律及条约规定,借鉴主要发达国家的立法例,有助于完善我国关于人为水下噪音治理方面的立法。限制水下噪音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欲解决噪音问题,需明确预防性的基本原则,充分利用现有法律框架,并通过部门立法这一重要途径,以促进更具针对性立法的出台,辅之以政府监管作为必要保障,同时还需注意发挥科研技术的重要作用。

对康德“人为自然界立法”的思考

康德哲学理论体系的确立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人为自然界立法"是康德在其1781年发表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提出的,康德十分反对将人当成工具,他认为"人是目的",人的一切活动最终都是为了人自身的完善和完成,并且把人在自然界和社会领域中占主体性地位的这一思想进行了广泛的传播。

论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

康德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发现并清醒地认识了人的"自我"意识的哲学家.他宣称"人为自然立法".事实上,这正是康德哲学的一个根本精神.在认识领域,康德高扬了科学对自然的主体性,从而人为自然立法;在实践领域,康德主张人应该超越自然,从而人为自身立法.正是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构成了康的"人为自然立法"思想.

康德“人为自然立法”思想及其当代生态启示

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突出人类中心地位,对人类发展和改造自然的过程,解放人类思维方式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康德认为客观世界(自然)的必然性来自于人,而不是客观世界。但人类夸大自身主体性,停留在感性认识之上,对待自然寻求绝对的统治,导致人与自然关系失衡。党的十八大提出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总体布局的高度。新时代下“美丽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等创新发展理念的产生和发展,为生态建设提供理论指引和解决方案。

疏议马克思恩格斯婚姻观的法理阐释——兼评其现代性启示

1842年,普鲁士国家制定了一部《离婚法草案》。该法案以基督教精神为基础,重在强调婚姻不可离异性。该法案在公布后引起社会的广泛讨论。为此,马克思写下了《论离婚法草案》一文,一方面表示出对该法案的否定态度,另一方面也表述了自己对婚姻的理解。继而,恩格斯在1884年出版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该书为婚姻家庭法学的研究提供了系统而深刻的理论依据和科学的指导思想。

“人为自然立法”——高扬人类理性的命题

人类在与环境、与异已力量的抗争中崛起.回溯历史,入类曾不得不跪拜于自然的脚下,也曾在神鬼面前俯首听命。然而,人的骄傲本性驱动着自身挣脱受审者的镣铐。“人是万物的尺度”,“我思故我在”,“存在就是被感知”——哲人们在迷茫中求证着人类在宇宙中霸主地位的合理性.

海事立法新理念

IMO不断推出了系列旨在进一步增强海上安全、保安、环境的战略和计划，制定了相对应的具体措施和方法，其中最显著的是在海事规则的制定过程中，积极倡导和尝试使用了目标型新船建造标准、综合安全评估以及安全文化和人为因素分析方法等一系列新的理念和方法，改变了制定海事规则的文化和氛围，正逐渐成为今后制定、修改海事规则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自由、公意与立法者——卢梭立法理论的当代意义

卢梭的立法理论以自由为开端,以公意为基础,通过每个公民的自我立法而从真实意志上服从公意,以达致真正的自由。法律是公民服从公意而达致自由的动力,立法者的作用在于塑造新生国民的道德精神,使之服从法律和公意。卢梭的立法者不是依靠暴力,而是期望通过完成三项伟大事业,继人性在社会状态堕落后第二次"改变人性",来约束公民服从公意又持续地维持其自由状态。施特劳斯指出,卢梭思想之所以构成现代自然权利的危机和现代性的第一次危机,是因为现代自然权利学说的不可能性。然而,罗尔斯、哈贝马斯等思想家认为值得为尚未实现立法谋划的现代性理想而努力。立法者有无可能解决自由与公意的悖论,人民自己有无可能超越作为个体的立法者的引导,是卢梭的立法理论留给当代世界的没有过时的"老"问题。

审美目的论:康德为自然立法与为人立法的冲突与和解

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以"目的论"和解了其理论中"人为自然立法"与"人为自身立法"的冲突,实现了自由与自然、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从而完成了整个批判哲学体系。在生态危机的困境下,康德目的论对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有重要的启示性。

网络时代电子代理人相关理论与立法比较研究

方兴未艾的电子代理人正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中国已于2006年7月6日签署了《国际合同使用电子通信公约》,但我国有关电子代理人的法律制度却并不健全和完善。电子代理人的法律地位和电子错误的责任承担是电子代理人制度的核心内容。“工具说”,“法人说”与“代理说”等有关电子代理人法律地位的学理主张,都在某些方面体现了电子代理人的特点;但工具说显然对各主要国家的立法与国际条约影响最深。而电子错误的责任,因错误是属于信息系统错误还是人为错误而有所不同。目前,对电子代理人的许多问题,理论与实践上尚存在诸多争论。

试论立法史的演进之路

对于中国立法史发展规律的研究,本文在研究方法上进行了一次大胆尝试。选取“内在视角”,打破过去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条块分割”,不仅从现在看过去、也从过去看现在,由此得出了立法演变规律的新的景观。

关于防止海底光缆人为损坏的建议

海底光缆是信息港基础设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年来,主要由于对渔业资源影响极大的张网作业方式,海底光缆屡遭损坏。据报道,1999年5条光缆共断了18次;2000年断了6次,如何更好地保护海底光缆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为此,作者对如何防止海底光缆人为损坏提出合理化建议,以飨中国海底电缆建设公司。

发达国家立法保护好心人

美国：鼓励大家助人为乐美国有两部法律是要求和鼓励人们助人为乐的，分别是《救援责任法》和《善行法案》。《救援责任法》规定了特殊关系人之间的责任，比如消防人员、急救人员有责任救助危境中的公众，

爱弥儿与“家伙们”——客观教育学中的卢梭困境

卢梭对爱弥儿的自然教育建构了这样一种客观教育学:倾向于让个体依赖感觉和直接经验来行动,将欲望控制在符合客观位置的能力范围之内,排斥主观思考与想象,养成了爱弥儿条件反射式的道德习惯;爱弥儿沿着自然法则和“教育主”划定好的成长经纬线,逐渐深陷于静止的符号之网,在远离现实世界的过程中成为情感淡泊和心灵撕裂的宿命论者。与爱弥儿相似,保罗·威利斯《学做工》中的家伙们也对劳作与理论对立的生活甘之如饴,以反权威、反学校、反智文化的姿态来保全自己的文化能动性。然而,对理论生活的抛弃和对于特定共同体精神的依赖,让爱弥儿和家伙们错失了体验世俗外世界的机会,限制了自身向外发展的可能性,最终走向理想的幻灭。爱弥儿与家伙们的成长悲剧体现了转型社会的“卢梭困境”——始终坚持“人为自然立法”的行动者,在遭受外群体持续不断的打击和孤立后,成为“自然为人立法”的信徒,或者在二者之间彷徨摇摆。这是一种人性的冲突和困境,更是共同体向社会过渡的过程中,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和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