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离“家”到回“家”——论近代以来中国人家庭批判的现代性后果及其伦理救赎

为了追求个人的自由和解放,近代以来中国人以一种激进的态度对传统家庭伦理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结果导致传统家庭功能不断地弱化;与此同时,新型家庭伦理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由于传统家庭功能的弱化和新型家庭伦理的缺乏,在现代陌生人社会漂泊的中国人难以找到真情实感的慰藉,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紧张,使孤独与焦虑成了现代中国人的一种基本生存状态。道德情感需求是人的本性需求,家是培育人的道德情感的根基。新时代中国人需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作用,调和自由与责任的关系,在返本开新中不断推动传统家庭责任伦理的现代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以责任伦理为中心构建新型家庭伦理;同时还要构建新型家庭责任伦理实践的多元推进机制,使其真正渗入到现代中国人的家庭生活实践中。

追求确定性知识的思维方式及其现代性后果

追求确实可靠的确定性知识,构成了哲学和自然科学得以成立和发展的传统。随着这一思维方式在人文社会知识中的贯彻,确定性及其所导致的知识霸权和控制构成了现代性的一个基本纬度;后现代的相对主义是上述现代性的极端的怀疑主义后果。确定性的思维方式使我们不能真实理解科学及其发展。不论是从知识论自身的发展,还是从追求确定性知识所导致的现代性后果来看,我们必须正视知识的不确定性。

幸福度下降:一种未预期的现代性后果

就在人类社会高举经济增长的旗帜大步迈向现代化、全球化的同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极权主义的兴起、战争的工业化、生态环境的破坏、社会监督机制的乏力等现代性的严重后果。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化其实就是一个自我否定的过程,现代社会使得几乎每一件事情都被强行涂抹上某种主流色彩,就像经济增长一样,不管实际发展能力和状况如何．几乎都成了一个国家或地区追求的首要目标。长此以往,无疑会使非常复杂的现实生活在某个侧面上表现出危险的单调。

现代性后果之信任危机

信任危机已经成为现代性后果中的经验事实。信任关系在现代社会发生重大变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当面的在场,而是时空分离和虚化的脱域关系。在以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为主要类型的脱域机制中,现代人失去了对本体性安全和自我认同的信任,陷入了存在的孤独和焦虑。信任危机在根本上就成为了存在危机。

作为启蒙现代性后果的虚无主义

杨洋在《俄罗斯文艺》2016年第1期撰文指出，尽管不同的学者注意到俄罗斯虚无主义中强调启蒙和理性的特征,俄罗斯激进知识分子受到的存在于德国古典哲学中对上帝的否定和对人类意志的神化的思想的影响。其思考方式仍然是宗教和形而上学式的，因此，虚无主义只有在启蒙现代性及其神学内涵的语境中才可以被理解。

现代性后果的疗救策略——吉登斯现代性思想的深层解读

吉登斯认为,断裂性是现代性的首要特征。现代性的动力机制是时空分离、脱域机制和反思性监控。而现代性不断扩张的后果是把人类带入了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通过社会运动的蓬勃兴起、后现代社会的制度设计以及生活政治的兴起等疗救策略,可以把现代社会的风险后果降低到最小程度,为人类建造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现实世界。

探索多元现代性的中国之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研究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是以现代性改造传统社会,通过探索多元现代性的中国之路以实现现代化,这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在创造性破坏中瓦解不合时宜的旧秩序,在适应性中融入寻找中华文明的新动力,在创新性变革中探索国家发展的新道路,这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客观逻辑。21世纪,中国依然需要继续完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践行自由、民主、法治等核心价值,构建本土化的知识体系,通过系统创新克服现代性的内在矛盾,最终走出以社会主义为指向的人类文明新道路。中国能否在这些方面做出创造性探索,将在基本面上决定自己的未来。

传承与创新:传统节日文化的现代性重构

传统节日作为记忆、保存和展示特有文化的象征仪式和事象,其蕴含的文化特质在当代社会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因而得以被传承与保护。而现代则以尊重和高扬人的主体性为依托,借助工业化、市场化、文明化及技术化手段和方式,从而实现传统节日的被创新与再造。传统节日现代化实践中内蕴着传承与创新两种并行存在的状态,决定和衍生出传统与现代、现象与本质、传承与创新、文化与政治等矛盾关系及其在传统节日现代性重构中的客观规律性,并最终型塑着传统节日现代性重构的逻辑结构和实践指向。

《格林童话》:现代性观念的建构之物

《格林童话》只是格林兄弟学术研究工作中的一部分,然而却完整地体现了两人关于历史和现实的观点及语文学学科意识,其学术研究的“科学性”是与德国政治历史背景紧密相连的。他们挖掘“古代文献”旨在从人类远古和中世纪文化中找寻能回归统一、整体的元素,以克服现代人的危机意识——人的分裂、人类古老思想财富的遗失和民族身份的空缺。所以,《格林童话》体现了以格林兄弟为代表的同时代德国知识分子颇具现代性的思想和教育诉求以及科学意识和美学观点。

在超越西方现代性危机中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现代性

现代化是当今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是评价一个国家或民族发展是否与时俱进的重要依据,综合表现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整体。由于中国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中国在许多领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成为当前学界热议的重要话题,而西方现代化亦不再是标志着社会模式未来发展的“唯一神话”。对比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刻内涵和中国特色,探究西方现代化凸显的现代性危机问题、西方现代性危机背后的叙事逻辑以及中国式现代化如何在超越西方现代性危机中建构新的现代性等问题。通过对中国式现代化新路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展示中国在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中,如何对西方现代性危机叙事逻辑系统进行反思,建构自身的新现代性,为人类现代化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高校师德制度建设的现代性规则困境与破困路径

师德制度是高校师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助推教师职业发展、构建教育生活秩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制度工具主义的滥觞和受制度自身逻辑的影响,高校师德制度建设陷入了制度建构困境、取向困境、执行困境、评价困境。根据反思性现代性理论,风险可以被看作现代性制度的内在变量,通过加强对制度的反思性监测,以激进的参与态度对反思性的制度进行再生产,为破解师德制度建设所面临的规则困境提供了视角和方法。具体而言,高校破解师德制度建设的现代性规则困境,需增强制度的反思性意识,从制度结构、价值取向、规则运行、目标达成等方面突破,以实现师德制度建设与师德养成的双向共促。

从西方现代性问题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构

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本途径之一。这一途径可概括为:批判地汲取西方现代性的文明成果,同时探寻文化传统中影响、塑造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精神信念,以此确立现代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道。西方现代性的问题或危机,主要表现为人的神化与人的物化的两极趋势;摒弃主体主义、科学主义和物质主义的虚妄之后,现代性观念依然有其正当性。中国人数千年生活经验凝聚而成的人间情感和人道精神,以及将现在与传统之间认取为“亲属关系”的历史意识,不仅为当下中国人确认与文化传统的精神关联指示了路标,而且蕴含着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希望原理”。

黑格尔对现代性问题的剖析与重塑

黑格尔是第一个把现代性上升为一个哲学问题的思想家,他热情欢迎现代性的到来,但同时对现代性中的内在分裂、矛盾和冲突有敏锐的把握,指出其存在着所有权不具普遍性、劳动异化、市民社会伦理丧失、大规模贫困对精神带来消极影响等方面的危机。黑格尔认为,当时的其他思想家对此问题的认识都存在偏差,所以主张对现代性予以政治伦理重塑:在逐步恢复伦理性的市民社会发展的基础上,社会必须继续进展到现代国家,才能真正对现代性加以政治伦理的重塑,即现代国家能够使个人的特殊性与国家的普遍性达到有中介的统一,这样个人的本质就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得到了塑造,所有权、个人的主观性、劳动的异化、贫困等问题都将得到有效解决。黑格尔对现代性的剖析体现了强大的思想力量,但其重塑方案终究只是一种理想化的设想。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的“超越性”

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通过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和资本逻辑的双重批判,开启了历史唯物主义新视域,进而开辟出一条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新道路。透过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视域,中国式现代化之于西方现代化的“超越性”有着理论原则、本质导向、文明形态上的内涵意蕴,同时在这一理论视域的指引下,中国式现代化“超越性”的现实路径仍遵循着唯物史观的基本规律。

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现代性逻辑及其超越意义

现代性是现代化的本质规定,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需要深入到现代性逻辑层面。西方现代化的内核是资本,遵循资本现代性逻辑。中国式现代化则以“新现代性”为根本遵循,体现了社会主义逻辑、现代化逻辑、民族复兴逻辑的有机统一。正是基于新现代性逻辑,中国式现代化突破和超越了西方现代化,并且创造出不同于现代资本文明的新文明类型。这种新文明类型的现实呈现就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它具有社会主义本色和中华文明底蕴,并且以“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为根本的价值规范。

在现代性困惑中发现东方--劳伦斯·宾雍与道家美学

启蒙运动以来,随着科学主义的兴盛和宗教信仰的式微,现代性问题的不断激化加剧了欧洲对自身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的不满。西方学者在反思和批判现代性的过程中,不仅试图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寻求化解现代性矛盾的方法,同时也转向东方探寻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以此来“疗愈”文化和心理上的焦虑。中国道家美学精神的价值在反思现代性的时代议题下被重新发掘出来。英国诗人、艺术批评家和汉学家劳伦斯·宾雍以中国艺术为载体对道家美学精神的阐扬,不仅加快了欧洲重估中国艺术和美学价值的历史进程,同时对西方物我失衡的宇宙观和科学原则至上的时代艺术观进行反拨和纠偏,促成了欧洲现代主义对中国艺术美学的吸收和借鉴。

文言对接现代性的试验:论鲁迅前“五四”时期的文言写作

鲁迅在开始现代白话文学创作之前,有过前“五四”颇长的文言写作时期,其文言写作是在晚清近代文言的背景上展开的,受严复、梁启超、章太炎、林纾等近代文章家的影响并力图超越,试图用雅正文言对接新发现的文学现代性。其中,五篇文言论文系统阐述文学救亡思路,揭橥“立人”方案,以强烈的主体意识、深刻的问题意识、复杂的内在逻辑和丰富的情感将近代文言的论说能力推向极致;《域外小说集》以古雅文言直接对接“异域文术新宗”,对文言直译现代小说的可能性进行了极端试验;《怀旧》则已是用文言创作的现代小说。鲁迅的文言写作兼及论说体和叙事体两类文章体式,在文言论文、文言翻译和文言小说诸方面都代表了晚清文言的最后努力,这一过程充满障碍,但正是这一挫折经验,使其五四时期坚定转向白话文立场。

如何重申政治现代性的基调:极化年代的政治哲学

西方社会日益严峻的政治极化冲击了政治现代性的一些基本价值,但也充分体现了现代性的自反性特征。个人主义、领域分立和进步主义形成了政治现代性的三个不稳定的支点,其中,进步主义可以有强、弱不同的版本,前者对个人主义和领域分立具有颠覆效应;个人主义虽然与传统社群主义分道扬镳,但承认与尊严的社会维度却为群体本位的差异政治留下了空间。极化年代的政治哲学要重申政治现代性的基调,就需要凸显个人尊严的社会基础,同时从社会科学理论上探索社会工程的可能性而不仅仅是对其展开道德批判。与此同时,积极介入关于善观念的公共讨论并主动参与技术批判,也是现代政治哲学推进现代性自我救赎的重要工作。

所指、期待视域与现代性想象——接受美学视域下的《雅典学院》

拉斐尔创作的壁画《雅典学院》,不仅是东西方美术界公认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经典作品,而且承载着大众心中关于理性主题的经典视觉记忆。该文基于接受美学的理论视角,通过分析《雅典学院》中的图像元素,寻找图像所指、大众期待视域与现代性想象之间的联系。

“中国现代性”与中国现代知识型的生成及转换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视域中,现代性是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知识型的现代转换、现代思想文化知识体系的建构及范式转移的枢机与关键。由鸦片战争前后“采西学”“中体西用”的知识范式及知识生产所导引的现代知识型转换及范式转移,与知识界对于现代性及中国现代性的体验、认知与建构模式构想的转换保持着历史视野中的同步性,并以后者作为知识范式构建和知识生产的现实与学理的前提和依据。新世纪以来的知识生产从现代知识型向后现代知识型转换的可能趋势,也是基于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而呈现的。这种社会文化现实与知识生产的互动状态,凸显了思想文化知识型、知识范式及知识系统的建构特质,为我们审视、反思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发展与知识生产历史提供了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