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早期探索

李大钊是中华民族的伟大人物,终生以救国救民、民族复兴为己任。他在中西文明的比较中探寻现代文明发展的规律,自信中华民族能够对人类“作出第二次大贡献”。在中外文化交流和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李大钊在中国率先传播马克思主义,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主张借鉴和汲取世界先进文明成果,并身体力行地开展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学术研究,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了有益探索。李大钊是五四时期探索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先驱,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早期思索与尝试。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原则高度

党的二十大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党性、人民性、实践性等原则进行了阐述与强调。从世界现代化史、人类文明史、人类知识演进史的视野来看,中国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最本质变化,就是由现代化的属地空间形态转化为现代化的新主体、新实践形态。这意味着现代化理论经过中国式重构之后,内涵发生了原则性改变。这里的“中国”不仅仅是限定词,亦非一般意义的“个别”,而且直接代表现代文明的中国逻辑与中国行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呈现出具有原则高度的主体,具体体现为通过中国共产党并以社会主义为主体规定性的历史运动、以人民为主体的“五大文明”的现实实践、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体的创造性弘扬等。从现代化与人类文明形态创新的角度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只有突破“西方文明之光源”,才能真正促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典范,触发基于实践层面的人类文明发展运行模式的整体批判和自我反省,由此形成文明合力,最终将人类整体的生存境遇提升到新文明形态的普遍高度,推动人类新文明视野真正拓展与实现。

关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三个基础性问题

以马克思主义系统阐释人类文明新形态必须深刻回答三个基础性问题:其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如何看待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其二,人类文明新形态何以在当代中国出场?其出场的基本过程是怎样的?其三,在当代中国出场的新文明何以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关论述可以发现,他们具有丰富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思想,对“现代社会是否存在不同于资本文明的新文明形态”“如何创造这种新文明形态”的思考与解答,构成他们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一条清晰线索。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所以在当代中国出场,是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式现代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因素决定的,其经过从崇尚“社会进化论”到坚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从学习借鉴苏联式现代化到独立探索中国式现代化、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等重大历史过渡,最终在新的时代方位隆重出场。中国创造的新文明之所以一经出场就能够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是当今时代大变局的必然要求,也是当代中国把握历史主动的必然结果,更是这种新文明的本质属性使然。

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先进性

文化的形成与社会生产力直接相关,是社会生产力的体现。立足于新质生产力的历史先进性,以及由其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等的历史先进性,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先进性本质。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终极价值上追求人类的自由和解放,在基本立场上坚持人民至上,在根本观点上坚持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为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追求共同富裕的文化理论、是追求高质量发展的文化理论,是追求新质生产力的文化理论;作为先进的新现代文明理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化理论,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文化理论,是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的文化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