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其芳现代格律诗论的三个要点评析

何其芳的现代格律诗论包含三个主要观点。他的这些观点既有合理性又有局限性。其主要的局限在于:只讲究诗行的顿数规律,却忽略了诗行的顿歇规律。对于何氏的理论,我们应着重在这后一点上加以发展。

新人文主义与中国现代格律诗派的缘起

中国现代格律诗派关于新诗形式理论的构建 ,缘起于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 ,隶属于新古典主义思潮 ,其间构成逻辑的因果关系。以闻一多、邓以蛰、梁实秋这一“三套马车”群体为主 ,在 192 6— 193 1年间掀起了一股新古典主义思潮。只有把现代格律诗派的理论建构纳入这一思潮中考察 ,才能探明缘发的起因 ,才能符合新诗发展的历史真实。

中国现代格律诗的回顾与前瞻

现代格律诗与自由诗共同创造了百年现代汉诗的辉煌。现代格律诗诞生于草创期白话新诗过于散漫随意、放纵情感泛滥而彰显诗艺粗疏的20年代初期,它是自觉从诗的本体出发重新面对诗歌的形式和语言要求的现代性追求和诗艺提升的探索。其产生发展演变的漫长历程,伴随着几代诗人和诗论家的艰辛跋涉和拓殖,他们肩负着新诗艺术建设的责任,提出独到诗观并以卓有成效的艺术实践,使现代格律诗在今天获得广泛认同并在新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论吴芳吉的现代格律诗

吴芳吉不只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新诗诗人,而且是第一位创作现代格律诗的诗人。他创作现代格律诗52首,分齐言体和杂言体两大类。在音顿、字数、句数、段数及押韵等方面都具较严整的格律。内容丰富,关系国计民生和日常生活,抒情言志,情真意笃,语言生动,形象鲜明,既有现实主义诗篇,还具浪漫主义色彩。

臧克家对闻一多现代格律诗的接受与偏差——以诗集《烙印》为例

臧克家对闻一多现代格律诗的接受,最早体现在诗集《烙印》的格律化追求中,这种格律化追求和闻一多的诗集《死水》有紧密的关联。臧克家在追求新诗民族性的同时,疏离了新诗区别于古典诗歌的审美现代性。现代性审美张力的缺失,是臧克家接受闻一多现代格律诗的偏差。

现代格律诗视野中的《老马》——臧克家的诗《老马》新解

从诗体角度看,臧克家的《老马》是一首现代格律诗,是臧克家现代格律诗的精心之作。形式整齐,声韵和谐,音节鲜明,语言洗练,是《老马》这首诗的美学特征。此外,文章还从闻一多和臧克家的师生关系入手,对《老马》这首诗进行了解读,并就臧克家与新月诗派的关系提出新的看法。

论何其芳现代格律诗的出发点

何其芳的"现代格律诗"提法,有两个纠缠在一起的出发点:其一它是一种很强的意识形态行为,承担了新政权在文化领域中的规训要求;其二它是一种被召唤的诗人个体行为。梳理清楚"现代格律诗"的出发点,会发现一个综合的何其芳。

论现代格律诗

文章是自由诗、自律诗和现代格律诗的现代三大诗体的研究之一。重点在回顾100年来现代格律诗艰难探索的基础上,提出建立现代格律诗在字数、句数、双音词为主和押韵等的"四项原则",并由此展望"以繁荣大中华诗歌创作为中心,而形成自由诗、自律诗和现代格律诗三足鼎立的格局"的前景。

谫议何其芳“现代格律诗”理论

在20世纪50年代关于诗的形式问题的讨论中,何其芳提出了现代格律诗理论。这种现代格律诗理论的提出有着不同于闻一多的初衷。何其芳研究新格律诗有几个参照系,即古典诗歌、民歌、国外诗歌和五四以来的新诗。何其芳的诗歌理论在关于新诗的格律的探索中有着其不可或缺的价值,但运用到诗歌写作的实践中也存在局限。

论现代格律诗回归的可能性

现代格律诗是最具有民族精神和现代意识的诗体,它的基点坚实且具有开拓精神。后期的继承者对诗体作了进一步的探索并发展了这种诗体,使它更具鲜活的生命力和美感特征;而当前自由诗正是因为缺乏民族精神和真正的现代化而难以为继,这就为现代格律诗沉寂了多年后重新回归提供了契机。

作为“黏合剂”的“现代格律诗”理论——兼谈对“何其芳现象”的再思考

在20世纪50年代,疏于诗歌创作的何其芳提出了"现代格律诗"理论。此理论的意义在于它有助于疏导潜意识层面的"诗人何其芳"与意识层面的"主流价值观的文艺代言人何其芳"之间的矛盾冲突所带来的心灵苦痛,将诗人处于分裂中的人格暂时粘合起来。而此观点的"无关痛痒性"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一些颇具艺术个性却不合主流价值观的诗歌作了隐秘的辩护。

现代格律诗的无限可操作性

现代格律诗的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自“五四”以来,几乎是伴随着新诗的发展而发展。在“新月派”鼎盛时期,现代格律诗可以说风靡一时,不说在诗坛占居优势。

关于何其芳现代格律诗主张评价质疑——与许可、刘再复等同志商榷

何其芳的现代格律诗主张,是对我国新诗理论的一个重要建树,不应让它被否定性的意见所淹没。 许可同志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一期的《论新创格律诗要求行的字数整齐》(以下简称《整齐》)声言,按照何其芳的主张写的诗“不成其为格律诗”。刘再复、楼肇明同志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三期的《关于新诗艺术形式问题的质疑》(以下简称《质疑》)亦断言:“新诗不应有什么既定模式,也不必要求它改变节奏和韵律较为自由的倾向。”如果要从何其芳的“探索中取得教益,倒是觉得不必一定要重蹈他……的足印。” 对何其芳现代格律诗主张的这两种否定性意见,笔者认为必须提出一些质疑。

现代格律诗探索的历程(之一)

伟大的“五四”运动拉开了中国新诗的序幕.第一个登上诗坛“尝试”的是胡适,但他迈着的是放大了的小脚的怯生生的步子.接着,在时代的召唤下,顺着诗歌发展的必然潮流,一批新文化运动的将士相继用自己的劳作奋力拓荒.一九二一年,郭沫若的《女神》结集出版.它以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以完全打破了旧诗语言和格律的崭新形式,跃上诗坛,于是新诗的地位才真正得以确立,并成了此后诗歌形式的“主体”.

郭小川对中国现代格律诗的贡献

本文一反郭小川为自由体诗代表的陈说,肯定60年代后的郭小川,实际上应为现代格律诗的典型诗人。文章着重指出:郭小川对中国现代格律诗的杰出贡献,更多的表现在他的创作实践上:(1)他创造了以“句组”、“句群”为“节奏单位”的新格律要素和新的格律化运行机制,并体现出“参差均衡律”的新的美学原则;(2)创造出丰富多彩的“定型化”的诗歌艺术体式。而诗歌艺术体式或结构形态,则是诗人生命底蕴,通过形象思维和感情结构的形态经由语言文字的“定型”,而外射、而物化的结果。(3)郭小川的创作实践,还昭示出新格律诗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必须注意的诸多问题(文中概括为五个方面)。

郭小川对现代格律诗的开拓──关于新诗发展问题

产生于"五四"新诗运动的中国现代诗歌在迄今８０年的发展中，突出地显示了两个方面的追求：一是追求以现代口语表现新的时代精神的革命性即现代性；一是追求现代诗歌语言、形式之灵活自由与优美、和谐的完美统一。仅就追求现代诗歌语言形式之灵活自由与优美、和谐的完美统一而言，就走过了非常曲折的道路．但中国现代诗歌的格律化，乃是现代诗歌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其日益走向成熟的标志．这里有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反复过程，现在依然还处在这一过程中．继２０年代中期新月诗派首倡并试制"新格律诗"，５０年代中期何其芳重倡"现代格律诗"之后，郭小川在６０年代初期却以其不事声张的一系列创作，为现代格律诗的发展开拓了一条广阔的道路，其创作经验是值得重视的。

现代格律诗：再也无法回避的选择

当新文学以不可阻挡之势冲垮旧文学的堤防，新诗也急不可耐地挣脱了旧诗格律的藩篱，获得了诗体解放，从此开始了自由诗一统天下的时代。无可否认，迄今为止新诗的成就基本上还是自由诗的辉煌。从上世纪二十年代起，诗歌理论家就没有停止过对现代格律诗的探索，但他们微弱的呼声始终淹没在自由诗的喧嚣之中。

外国诗歌汉译与中国现代格律诗

外国诗歌的翻译对中国新诗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但是在翻译中存在着不顾原作格律的问题,造成了外国诗都是自由诗的误解,产生了负面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诗歌翻译家在译诗中注意还原原作的格律,被卞之琳先生称为"译诗艺术的成年"。外国诗歌格律原貌的展示与中国现代格律诗的理论研究、创作相结合,有助于中国现代格律诗的确立,从而推动中国诗歌的健康发展。

关于现代格律诗:从叠音词收尾说起

何其芳与卞之琳的现代格律诗理论指出,现代诗与古典诗歌及民歌格律上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们的收尾:前者以二字顿收尾占优势,倾向于说话型调子;后者以三字顿收尾占优势,倾向于哼唱型调子。通过对中国古典诗歌、民歌和现代诗中叠音词收尾现象的考察可以明确,收尾是用来判断诗歌调子十分可行的标准,但它只是决定一首诗倾向于说话型还是哼唱型的重要因素之一,而诗歌的整体节奏可能是影响诗歌调子的更为重要的因素,另外,押韵、词汇、语法等因素也会对诗歌的调子产生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