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解殖民策略

解殖民是后殖民时代的关键词之一,中国的解殖民化研究经历了从理论译介再到具体研究的过程,但至今还处于起步的阶段,对翻译文学解殖民化的研究往往混合在后殖民理论研究中,而且专门探讨中国现代翻译文学解殖民化的成果十分稀缺。实际上,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具有浓厚的解殖民色彩,它主要通过以下翻译策略来达到解殖民的目的:中国文学主体身份的确立、弱小民族以及东方文学的翻译、翻译改写、被压迫阶层文学的翻译以及对传统的回归等,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民族文学的独立性。

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版本研究刍议——兼谈翻译家傅东华研究中若干版本问题

现代翻译文学版本研究以现代文学版本研究为基础,充分考虑翻译研究的独特性和特殊性,结合实证性研究与阐释性研究、版本考校与文本比读,以原文版本为源头,重点考察在翻译创作、传播过程中译本众版本的演进关系及背后缘由,最终发现现代翻译文学作品不同版本的不同文本本性,拓展批评解读空间,是相关译作、译家和译史研究的起点,以求对译作、译家得失有准确把握,对翻译史有全面客观评价。

穆木天外国文学翻译与中国现代翻译文学

穆木天外国文学翻译对于认识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具有重要价值。穆木天与鲁迅有关“翻译”问题的论争,是“五四”以来不同翻译观的碰撞,是左翼文学多元构成的不同翻译观之间的碰撞,这有助于穆木天20世纪30年代翻译家身份的确立,他的巴尔扎克翻译和阐释是左翼文学的重要成果。穆木天的巴尔扎克译著迅速消失在读者视野中,需要结合中国现代翻译文学传统重新认识,但也可见有着他自身素质的限制,相比之下他的诗歌翻译更具有根基性,但却更多地受到来自他自身主导意识上的压抑。

再论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解殖民化”问题

近年来学界兴起了关于中国现代翻译文学殖民化和解殖民化的讨论。一些学者依据现代翻译文学中的语言表现形式、改写及归化译法以及对弱势域外文学的引介,对相关翻译行为及其产生的影响作出一种笼统的"解殖民化"界定,实际上却忽略了对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和相关翻译思想的关注和探讨。从中国社会现代时期的文化语境、译者的文化心理和翻译策略,以及不同文本的选择动机等方面展开探究,"解殖民化"的概念内涵和现实状况可以得到客观而理性的阐释和描述。

从传播角度看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繁荣

从文学传播角度看,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繁荣,外来文学信息的输入是基本条件,翻译者对文学信息的处理是根本动力,广大受众的文化需求是丰厚基础,传播媒介的积极作用是基本保证。文学传播过程诸要素的互相配合,促成了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繁荣局面。

中国现代翻译文学语言的半殖民性与解殖民

中国文学语言在中国社会半殖民化的进程中看似被完整地保留下来,但实际上其内部的肌理却早已被部分殖民。翻译作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中介,其语言是最先被殖民的汉语,带动并影响了中国文学语言的殖民化走向。与此同时,很多清醒的中国人发出了捍卫汉语"纯洁性"的呼声,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西方文化对汉语的进一步殖民。在后殖民语境下,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文学语言不可避免地成为西方殖民的对象,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民族化建构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历史使命。

中国现代幽默文学的前奏:“论语”派翻译研究

"论语"派以"幽默""闲适""性灵"为标杆,大力译介西方幽默文学,并吸取其精髓,创造性地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为建立中国现代幽默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翻译文学这个多元系统中,"论语"派翻译活动虽位处边缘,却自成一体,但其作用却远未引起学界应有的重视。今天看来,"论语"派译者中心的理论关怀,重视读者的实践诉求、理性对待异域文化的价值判断、挑战主流思想的批判勇气,以翻译推动中国文学发展的创新之举,无不对当今的译坛带来丰富的启迪。其自身际遇也提醒学人反思,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高度结合才是一个学者所追求的学术灵魂与价值所在。

论现代主义翻译文学与当代中外文学关系

当代中外文学关系主要是通过翻译文学建立起来的。由于文学翻译的文化“操纵”性质,翻译文学不再是原本意义上的外国文学,而是经过本土化“改写”和“操纵”的“外国文学”。在当代中国文学语境中,“外国文学的影响”实际上是“翻译文学”的影响;当代中外文学关系,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现代主义翻译文学与创作文学的关系。也正由于文学翻译的文化“操纵”性质,现代主义翻译文学本身就内含了当代中外文学关系的最初性质,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当代中外文学关系发展的向度和特点。以翻译文学为枢纽,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翻译文学与创作文学三者在中国当代文学系统中形成了不断衍生的中外文学动态互文关系,当代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世界文学意义,也在这种互文关系中逐渐彰显出来。

中国当代文学在日本的译介——以中国现代文学翻译会译介史铁生作品为中心

日本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一直十分关注,学界早在七十年代末就开始对新时期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进行译介和研究。本文将围绕日方知名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团体--中国现代文学翻译会展开研究,以史铁生作品的译介为中心,探究其译介缘由与历程、译介策略与方法,从而为思考中国当代文学该如何走出去提供一个参考路径。

文坛论争与“政治”对话——评《翻译的“政治”——现代文坛的翻译论争与文学、文化论争》

从两个方面评介胡翠娥教授的最新力作《翻译的"政治"——现代文坛的翻译论争与文学、文化论争》一书。首先介绍该书每章的主要内容和观点,然后对这部作品展开述评,认为该作从"翻译的政治"这一全新视角重新审视20世纪初期中国文坛所发生的多次论争,视角新颖,史论结合,严谨有力,观点独到深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大内隆雄的东北现代文学翻译

大内隆雄是日本福冈柳川人,他移民到中国东北后开始喜欢文学,而当时中国的左翼文学运动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他后来成为"中国东北文学翻译第一人"。在1935年至1945年的10年间,大内先后完成了百余篇东北作家的作品译介,占当时日语文学译介总量的三分之二以上。他的文学翻译成就得益于良好的中日文字功底以及对东北人文文化的深刻体会,成为东北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存在。

读者型翻译与作者型翻译——谈一个理论联系实践的翻译理念

在各种翻译理论争奇斗艳、花样翻新的翻译研究领域,学界从事翻译研究的实践能力并未有明显的提高,其主要原因就是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脱节。因此,有必要提出回归翻译研究的本源,即翻译实践及其基础——阅读和写作。提倡回归翻译的本源并不意味着轻视翻译理论。相反,本文试图通过回归翻译的基础,以及从瓦尔特·本雅明、埃兹拉·庞德、艾米·洛威尔、T. S.艾略特、理雅各、亚瑟·威利、雅克·德里达、罗兰·巴特等欧美人士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中汲取灵感,以建构一种回归本源的翻译理论。这一理论包含两个方面:读者型翻译和作者型翻译,其内在逻辑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并行不悖,该翻译理念也许可以为审视翻译界一些言人人殊的理论和看法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中国文学“走出去”:译者两难的困境

在中国现代文学翻译作品普遍被西方读者漠视的背景下,作为译者面临两难的困境:一是译者本土化问题,译者汉语为母语对译本语言的影响造成译本在西方读者中接受度不高;二是中国文学存有是否要为了迎合西方文化而对原作改写的焦虑。为了实现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目标,译者必须摆脱以自我文化为中心的态度,加强国际合作,在推广中国文化的同时,建构自我文化形象。

想象的偏差与错位的对话:延安时期外国文学译介观念的转变

延安时期的外国文学译介是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致以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为界限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三个阶段:前期(从中国文艺协会成立至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1936.11—1942.5.23),后期之过渡期(从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至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式发表,以下简称《讲话》,1942.5.24—1943.10.19),转型期即《讲话》发表之后至第一次文代会召开(1943.10.20—1949.7)。

近现代文学翻译史上通俗作家群

"近现代通俗文学作家译群"指的是近现代通俗作家群体中有过西方文学作品翻译经历的文人集约体。过去,近现代通俗文学作家译群的翻译活动通常被认为不太具有研究价值。事实证明,近现代通俗文学作家译群、以林纾为代表的近代文学家译群和新文学作家译群一样,都属于翻译史上的重要方面军,在近现代文学时段各自做出过大小不等的贡献。通俗作家译群曾发挥过承上启下的作用,也参与了中国翻译文学现代化的进程。

郭沫若译《约翰沁孤的戏曲集》的三种名称

郭沫若所译爱尔兰剧作家约翰·沁孤的剧集名称,现有的较为流行的论著中的表述颇有不同之处,笔者且列出三种如下:1、《约翰沁孤的戏曲集》,见王继权、童炜刚编《郭沫若年谱》。1925年5月26日条目:"为所译《约翰沁孤的戏曲集》写《译后》。"2、《约翰·沁孤戏曲集》,见孟昭毅、李载道主编《中国翻译文学史》。该书第13章"郭沫若对戏剧文学翻译的特殊贡献"末尾:"郭沫若翻译的《约翰·沁孤戏曲集》,可说是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的珍品之一。"

朱纯深《荷塘月色》译文的美学价值——以修辞句的英译为例

"真、情、美"为散文的三大特色,散文的翻译如何做到"真、情、美"的再现呢?朱纯深的译作再现了《荷塘月色》的神美、形美、意境美,堪称经典译作。文章从原文的特色——修辞句对译作进行分析,看朱纯深是如何将原文的美展现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