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新青年》:中国文化的现代言说

《新青年》杂志在中国现代思想发展史与文学发展史上,是一个极其独特的媒体存在,在以胡适为精神领袖的新派文人的运作之下,它以激进的改革思想与平和的说理态度,以语言、诗歌和戏剧的变革为突破口,最终完成了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胡适与《新青年》营造了一个传统文化现代言说的时代氛围,同时也开启了中国现代知识界主观“误读”西方的先河,由此而造成的历史弊端,对于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领域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潜在影响。

科学与想象之间的浪漫:有关“楼兰”的现代言说

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于1900年发现楼兰遗址以来的百余年间,“楼兰”经历了西方、日本与中国的他者化叙事建构。斯文·赫定的《游移的湖》、井上靖的《楼兰》、高洪雷的《楼兰啊,楼兰》是楼兰现代言说的代表作品,三者在科学与想象相结合的叙事机制下分别构建了西方资本主义对外扩张时期冒险进取的浪漫、日本战后文化救赎过程中的远古重现型浪漫,以及中国新时期主体性建构楼兰的悲歌式浪漫,三种浪漫彼此关联,形成源于西方、经过日本、并共同作用于中国的现代楼兰言说路径,折射出近现代东西方发展的历史特征。有关楼兰的现代言说启示我们,在建立东方文学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的当下,避免单一视角与立场的强行建构,回归东方自身,发掘东方的本体论价值与意义,是东方文学学科的题中之义。

古典形象的海外言说——新马华人作家笔下的屈原形象

屈原作为民族文化源头和民间信仰化身的中国古典形象，在海外华人文学中经历了从崇拜到质疑、从解构到重建的过程，从中折射出中华文化传统在海外流失的危机和复苏的希望。上世纪70年代后，在新马华人文学中，屈原形象开始更多地作为民族文化危机和现实忧患意识的象征出现，但也有过多地基于现实功利的取向。之后，借重于屈骚传统中的自由精神、狷狂人格展开自我超越的思路，使新马作家笔下的屈原形象不断呈现新的含义，其自我质疑、自我流放、自我反省不仅走出民族悲剧的屈原传统，而且寻回了“内省”本质，获得了“屈原”言说的更大自由，海外华人文学中的屈原传统也由此得到了一种现代性的建构。

后现代主义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启示

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关系是修补升级、同步制衡、彻底颠覆兼而有之。后现代主义对国际关系研究与实践的影响总体上是积极的。后现代主义以挑战者的姿态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出现,不仅表明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与观念存在重大缺陷,也是现实世界后现代特征逐渐增强的趋势在学术研究中的投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