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诗”与“做人”论——中国现代诗学理论研究之一

中国现代诗学史上的“做诗”与“做人”论，实质上是诗歌创作中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论。主流派的观点认为，诗人是人格创造的表现，诗的风格来自于诗人的个性与人格，学诗者首要的就在于学诗人的人格，“做诗”和“做人”应是完全统一起来的。它对中国现代诗歌创作与理论发展有重大影响。

从诗到诗性:视觉文化传播中现代诗学研究的审美转向

从本期起,我们开展"中国现代诗学学科建设笔谈"。我们对笔谈有较高的期望值,希望将要持续几期的笔谈能"谈"出一些有真知灼见的东西。中国现代诗学已经诞生近百年了。是时候了,需要回顾和科学地总结近百年积累的正面和负面的艺术经验,肯定应当肯定的,发扬应当发扬的,批评应当批评的,推掉应当推掉的;向伪诗学宣战,摆脱边缘化的尴尬处境,推动当下中国新诗的振衰起弊。这是现实提出的问题,时代提供的条件,诗界普遍的希望,历史赋予的使命。对新诗的"新"和自由诗的"自由",切忌误读。任何艺术都是有"规矩"的。这既是局限,又正是特殊魅力之所在。现代诗学的规范是新诗规范的前提。我们的讨论,遵循"百家争鸣"的原则,为大家准备了一个畅所欲言的平台,请大家就中国现代诗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中国现代诗学的各个方面,自由发表意见。现代诗学在新诗草创期从零起步,取得的进展是很不容易的。现代诗学能够走到今天,是一代代诗学家努力的结果。但是目下在现代诗学领域需要讨论的问题很多。这里提出学术规范问题,作为主持人的发言。说得不客气一点,近年出现了一些学术垃圾。我们常常遇到"六经注我"的武断地以研究主体代替研究对象的著述;遇到从偏爱走向偏废的以偏概全的著述;遇到不是历史地研究历史问题,而是以当代语境取消历史语境的著述;遇到以西方话语颠覆民族话语,充当强权话语的"搬运工"和随从的著述;遇到以概念游戏冒充原创性的著述。著书不立说;繁而不荣,盛而不昌。这种现象,人们早已有所感受。这类著述的存在,除了为垃圾制造者(某些专心致力于谋利的刊物和出版社之类)带来实际利益以外,对于学术,对于新诗,没有任何价值可言。前几年有37位院士就学术规范问题致信中央时说:"只有被引用并获得正面评价的才是真正有价值的著作。"这是说得很对的。现代诗学应当有自己的学术规范,在主持人看来,至少应当有几个具体特征:(1)知识的系统性与完整性;(2)理论观点的前沿性与稳妥性;(3)引据资料的经典性和准确性;(4)自身文体的风采。学术精神有三个元素:独立精神,学术忠诚及"和而不同"的宽容风度。尤其是学术精神的第一要义——独立精神,有些学人实际上成了权力和金钱的附庸。为了提醒读者的重视,本期我们的"中国现代诗学"专栏只发这个笔谈,从下期起,笔谈将只占栏目的部分篇幅。在本期参加讨论的,有袁忠岳教授、古远清教授、李怡教授、钱志富博士、梁笑梅博士、张传敏博士和段从学博士,他们从不同角度发表了自己的见解,非常欢迎读者们也来稿谈谈自己的想法。

“变”中守“常”:中国现代诗学体系的一种建构

本刊"中国现代诗学"专栏在2009年举办了"中国现代诗学学科建设笔谈"。原计划3辑,但欲罢不能,最后共推出4辑,朱德发、李怡、古远清、袁忠岳、周晓风、子张、曹万生、向天渊等诸多先生都参与其中,《新华文摘》等也有所转载。在今年,从第2期开始,由澳门大学朱寿桐教授打头,我们又举办了"新诗的‘变’与‘常’笔谈",到本期已是第5辑,张炯、王珂、江弱水、张中宇、张全之和许多新锐都发表了不少精彩之见。我们以为,笔谈是一个活跃原创性思维、让更多人有发表意见机会的好方式。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都在体制内生存,不可能游离于现有的学术评价体制、学术管理体制、学术发表出版体制、人才选拔体制之外。这些以行政思维和理科思维为基础的体制的力量往往限制了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原创性的发挥。一些人为职称、为学位、为获奖、为当官"做"学问,形成浮躁、急功近利的学术氛围。一说到学术失范,有人就爱拿抄袭剽窃说事。这当然也是问题。但在我们看来,原创性是学术的最高规范。丧失原创性、丧失净化和提升自己的努力,这才是人文学科的最大失范。我们必须善于跳出庸人思路而提出新问题,打破习惯定势而提出新见解,避免炒陈饭而运用新材料,摒弃学术八股而提供新表达。"通中求变"地"发前人之未发","接着讲"地"发前人之已发",把学科推向前进,这就是我们喜爱笔谈的原因。本期我们推出向天渊、张全之、李祖德、童龙超、王强的文章,这也是"变常"笔谈的"闭幕式"了。

《诗的格律》:中国现代诗学的双重意义

在1926年4月创刊的《晨报副刊.诗镌》上,闻一多著名的论文《诗的格律》的发表是中国诗学界非常重要的,标志性的理论事件。《诗的格律》的发表在中国诗学界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闻一多从理论和创作两个角度将新诗从爆破推向建设,为新诗开辟第二纪元;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从此时起,一种被称为“诗体解放与诗体变革”、“自由与格律消长”的中国诗学理论的主要格局,悄然成为注定的理论模式出现,它深远地影响和牵扯了中国现代诗学大部分的视线和精力,深刻地左右和制约着中国现代诗学建立的思维路径、创作的走向以及理论的品质。

构建中国现代语言诗学理论体系

诗歌是最高的语言艺术。语言问题始终是贯穿中国现代新诗创作和现代诗学理论建设全过程的核心问题。中国现代新诗不是古典旧诗的延续,而是对古典旧诗的根本性变革。

吕进前后期诗学思想的关联性和一致性

一、吕进诗学思想建构的前后期 分期吕进诗学思想近年来逐渐引起学界关注。2000年蒋登科博士在《西南大学学报》第五期上发表了《吕进与中国现代诗学的体系建构》，比较全面深入地探讨了吕进建构的中国现代诗学理论体系。熊辉博士的《西方美学观念的转换与中国现代诗学体系的建构一论黑格尔对吕讲诗学思想的影响》发表在2011年《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8卷3期上，是一篇比较有分量的吕进诗学思想研究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