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论易 整合难——现代通俗文学的整合入史研究

如何把现代通俗文学整合进现代文学史,长期困扰着学界。在具体的现代通俗文学研究中,一直存在着分别论述易、整合入史难的问题。究其原因,乃是因为立足于学习西方进行“借鉴革新”的现代知识精英的文学史构架,对侧重于面向传统进行“继承改良”的现代通俗文学的排斥。然而扎根于本土资源,面对中国问题,现代通俗作家在五四之前的创作已经展现了改良社会、提倡科学与人权等现代启蒙主题,在五四之后也展开了对现代激进思想如“非孝”等的反思。现代通俗作家已经扮演了启蒙先行者的角色,现代通俗文学已经开始“现代化”。因此有必要修正过去以“知识精英话语”为主导的现代文学史,以开放多元的心态,进行认真的学术研究,解决现代通俗文学的入史问题。

论现代通俗文学作家对通俗文学的看法

现代通俗文学作家阵容庞杂,不乏渣滓,但依然有许多优秀的通俗文学作品。通俗文学满足了市民阶层的文学需求,与新文学互补共存。面对新文学家的抨击,现代通俗作家既有辩解,也有自我批评,为通俗文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在新文学家的批评声中主动向新文学学习,以谋求改良。许多作品中的爱国思想和平民意识昭示了通俗作家人生的闪光之处。通俗作家不都是封建遗老遗少,也有许多受西方思想影响乃至革命志士。通俗作家对自身积极有价值的作品,作过建设性的评论,反对因人废文。在通俗性的倡导方面,通俗作家比新文学家有明显的进步。当然,也有一些通俗作家对新文学存门户之见,颇多偏激之词,还有一些言行不一,不值得称道。

现代通俗文学入史的学科史学反思

从"逆流"到被"漠视"再到有限度地被"认可",现代通俗文学经过近百年的历练终于找回了失落的"文学身分"。由于史学理论的宏阔视野和全局性整体研究的缺失,导致现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不可能真正恢复通俗文学的合理地位,只有在新的史学观的基础上打破僵化的学科观念,才能真正解决现代通俗文学的入史问题。

现代通俗文学的生态、价值及评价问题

在新文学占据现代文学主流位置的同时,源远流长的通俗文学并未销声匿迹,而是随着新闻、出版、教育与市民社会的发展在市场上占有可观的份额,拥有广大的读者群。通俗文学与新文学之间,既有对峙、抵触、冲突的一面,也有竞争、交织、融会的另一面。通俗文学固然存在着一些弊病,但也确有值得肯定之处,如强烈的国家话语、丰富的现代文明景观、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浓郁的娱乐性、文体革新的贡献。新文学对通俗文学的态度不断变化,最初激烈排斥,继而重新审视,有所反省,暗中借鉴,再后来为了团结抗日,主动携手。在文学史著述中,通俗文学曾被遮蔽与贬低,新时期以来逐渐趋于历史还原,多元共生的文学史观念愈加得到认同。

张资平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1920-1927)

张资平在1920至1927年间的读书经历和创作情况表明,他与通俗文学之间有着真切的联系,他在作品中一直显在或潜在地吸纳和彰显通俗文学的某些趣味,并揉之以一定的现代视域。张资平喜欢在小说中运用"多角恋爱"的叙事模式,其原因在于:他深受客家山歌中求爱/思恋等叙事模式的影响;推崇自然主义作家以科学方法解剖人类心理和生理的笔法;同时,也是为了迎合读者的世俗趣味。

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出版的“助产士”——以沈知方、沈骏声的文学出版活动为中心

在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发展史上,世界书局和大东书局的地位举足轻重,沈知方和沈骏声尤其贡献斐然。他们是现代通俗文学事实上的理性建构者和设计师,从而参与建构了现代作家的文学面貌和文学身份,在20世纪风起云涌大变动时代的中国文化及文学建构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价值。

汉口与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发生的地方路径问题

清末民初,一批苏州籍、常州籍报人作家会聚上海,引发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大潮,由此形成“苏州至上海”的发生路径,成为学界的普遍共识。结合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与城市现代主体生成的关系,可以发现,“汉口至上海”构成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另一条发生路径。吴趼人、李涵秋等汉口作家,是沪汉两地通俗文学场域的沟通者和建构者;其作品反映的汉口“在地性”经验,也是汉口对近现代通俗文学的“生产性激活”;近代汉口内含的现代城市母本文化元素,为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在汉口的发生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条件。“汉口至上海”的“路径发现”,是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发生问题的一次突破,对于研究地方路径如何通达现代中国具有启示意义。

近现代文献引用常见问题与实例分析——以《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互文研究》为例

参考文献是学术著作的必要组成部分,新的学术成果必然建立在收集整理大量原始文献的基础上,没有大量文献、资料的支撑,学术成果的分量就会降低。然而在学术成果中,参考文献的整理、引用、呈现都存在诸多不规范的问题,笔者将结合编辑的实际工作,依据国家标准和规定,以《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互文研究》为例,分析归纳近现代参考文献引用和著录中的常见问题和实例,供编辑同仁参考。

现代通俗文学作家对徐枕亚的否定与超越——兼论现代通俗文学的嬗变

曾在民初凭借《玉梨魂》名噪一时的徐枕亚不但没有得到张恨水等通俗文学作家的认同和推崇,反而遭到了他们的否定和拒斥。这一现象的产生与张恨水等通俗文学作家对小说叙事特征的凸显、对读者审美取向的迎合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徐枕亚文坛地位的变动密切相关。在现代通俗文学发展的整体脉络中梳理这一现象,可以厘清通俗文学嬗变的历史轨辙——张恨水等通俗文学作家正是在辩证否定徐枕亚其人其文的基础上实现了对传统因素的扬弃和对新文学话语的接纳,赋予通俗文学以现代品格,确立起清晰的读者本位意识,使现代通俗文学在革新的过程中获得了发展。

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现代性和入史问题”

从认识角度上说，中国现代通俗文学要不要人史基本解决，通俗文学不入史，中国现代文学史就不完善、不健全，但是从实践上看，通俗文学怎样人史却没有能解决。综观近年出版的几部现代文学史，或者是将通俗文学作为一章附在其后，或者就重点论述张恨水、金庸等几位重点作家，似乎顾及到了通俗文学，但却有些不伦不类。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呢？在我看来是文学史家们的史学观念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以至于对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性质认识不足；文学史家们的史学知识更新不够，以至于对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作家作品一知半解。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人史将会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必须要有更新、融合和超越的史学思维。

开拓启蒙·改良生存·中兴融会——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历史发展三段论

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表现到底如何?应该不应该纳入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版图之中?近年来已经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焦点话题。本期发表的范伯群教授的《开拓启蒙·改良生存·中兴融会》一文从三个不同阶段详细地阐述了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在20世纪中国文学几个不同时期的具体表现与不同特征,相信对于人们消除上述疑问有一定的启示作用。陈晓明先生的《现代性与当代文学史叙述》一文,试图在一种文学与历史构成的内在关系上来理解"现代性",亦即从现代性的角度来理解当代文学的历史性问题。这是一个宏大的课题,涉及当代文学史的分期问题和如何在历史叙事中给当代文学史定位的问题。问题提出的本身,便表示着作者乃至整个学界对于当代文学史"重整"的焦虑与期盼。蓝爱国先生的文章主要探讨的是,如何弥平文学史内部的观念对峙从而使现代文学史成为一个成熟而稳定的人文学科。对于人们反思百年来的中国文学史都提供了有益的观点与角度。值得高兴的是,青年学者冯鸽的文章是对本栏第七期中吴福辉先生《寻找多个起点,何妨返回转折点》一文的质疑与探讨。不论其观点是否令人信服,仅其质疑本身就值得人们欢迎,值得人们予以关注。

怀念范伯群先生——兼谈范伯群先生的中国通俗文学研究

范伯群先生的中国通俗文学研究有三个标志性事件:两卷本《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出版,历经二十年辛苦;《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的出版是巍然巅峰;《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互文研究》(上、下)的出版为通俗文学研究的未来开辟了新局,也体现着他对第三代弟子无微不至的关爱。

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现代性”和怎样入史

现代通俗文学有一条系统的发展线索,它是中国传统文学在现代中国的延续。现代通俗文学表现的是不同于新文学的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在现代文学中,现代通俗文学展示着特有的“现代性”。因此,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应该具有能够容纳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史观、史识、史实。

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经典化”期待

早在二十年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前辈学者樊骏先生,就在他那篇著名的长文《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一文中,表达出整合＂雅＂＂俗＂、融合＂新＂＂旧＂的多元文学史观,并认为这才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

“重返八十年代”视野下的“现代通俗文学”研究

从2005年李杨与程光炜在《当代作家评论》开设“重返八十年代”专栏开始，现当代知识界对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知识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反思活动。恰如程光炜所说，重返者“面对的是一个已经在大学教学大纲中变成‘文学场域’的‘80年代文学。①这个“文学场域”不仅包括文学政策、文学思潮、文学出版等直接作用于文学生产过程的生产性元素，也包括文学史的建构。

传统与现代:中国现代都市通俗文学的嬗变

中国现代都市通俗文学主要是在继承传统文学的基础上完成自身改良的。它萌芽于20世纪初"十里洋场"的上海,清末民初逐渐定型,延续至40年代末。在艺术形式、思想内容上它自晚清开始出现了现代性意义的转型,反映了脱胎于传统又执着于现代指向的艰难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