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实主义诗学形态的迁移

中国现实主义诗学形态,萌芽、发端于梁启超和王国维,后经"五四"、初期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和20世纪30年代诗歌大众化运动,到40年代逐渐经历了一个抽象化和意识形态化的迁移过程。中国现实主义诗学形态有两个相对的发展路数:一个是王国维——胡适——文学研究会诸人——蒲风(半个)——臧克家——艾青等一路,另一个是梁启超——陈独秀——早期普罗诗派——创造社转向作家(郭沫若、穆木天、冯乃超等)——瞿秋白、周扬等一路。中国的现实主义诗学形态是既不同于西方又不同于中国古代的"第三种诗学形态"。

真实与训谕博弈:延安现实主义诗学审美路向透视

中国在接受西方现实主义时,忽略或弱化了对现代性批判这一极为重要的内涵,而是强化了对封建主义、黑暗的社会现实和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批判和否定。20世纪40年代延安现实主义诗学的内涵和外延都已发生变异,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传播,使它加速偏离经典现实主义的轨道,向革命古典主义方向发展。把新古典主义纳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视阈,是延安现实主义诗学的一个创造性贡献,也是对延安现实主义诗学的政治要求,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挥现实主义的训谕功能。

训谕性彰显:延安现实主义诗学价值重构

延安现实主义诗学对训谕性和真实性的关系进行了理论重构,这是在继承中国新诗现实主义传统和借鉴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础之上而创造出来的一种新的现实主义诗学模式。其主要理论建构就是把训谕性从真实性中凸显出来,确定了训谕性决定并规范真实性的原则。训谕性的彰显,促进了延安现实主义诗学的成熟,但也陷入了艺术性和主体性缺失或弱化等文化困境。

简论现实主义诗学

现实主义文学的变化和发展既包括现实主义文学的内容和主题等,也包括现实主义文学的形式和手段等。两者息息相关,但又具有自己变化发展的相对独立性。我们这里所称的现实主义诗学,不完全指现实主义理论,也不完全指现实主义美学;它探讨和研究的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形式和手段等,而不是其内容和主题等。俄国现实主义诗学走过了一个十分复杂曲折的风雨历程,而这个历程又往往同国际文艺思潮的风云变幻和著名的争论紧密相联。

论战后现实主义文学

战后70年间现实主义并未如批评家所言衰落和死亡,而是经历了复兴并强劲发展。本文厘清语言与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将现实主义文学置于历史语境中,分析现实主义文学内在的创新机制,认为摹仿冲动和对外界现实的关注是现实主义诗学的根本,但是现实主义在表征历史进程和现实生活时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战后现实主义文学具有多元化、多样化形态。

开放包容、融通中西、互学互鉴——新时代现实主义文学研究国际研讨会综述

迈进新时代之际,世界文学在与新的社会现实、地域族群、文化思潮的碰撞洗礼中被赋予了多重审美可能与丰富的时代话题,值得中外学者共同思考、切磋与交流。在此背景下,由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和当代外国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新时代现实主义文学研究国际研讨会'于2018年10月26—28日在南京大学隆重召开。

巴赫金接受与中国当代文论话语转型——以钱中文为个案

钱中文在中国的巴赫金接受史上是一个独特的个案。一方面,他自始至终都参与了巴赫金接受的全过程;另一方面,他有着将巴赫金理论应用于中国当代文论话语转型的强烈愿望。本文沿着钱中文接受巴赫金的历史线索,描述了他对复调小说理论由接受到对话的倡导过程,借此展开巴赫金接受与中国当代文论话语转型的复杂层面,剖析其中的接受史问题。

公木对中国诗学的重要贡献——纪念公木百年诞辰备忘录

公木(张松如),1910年农历五月十五日生于河北省辛集市(旧称直隶东鹿),1998年10月30日病逝于长春。今年恰逢先生的百年诞辰。作为资深的诗人、学者、教育家,公木自"吾十有五而志于诗",毕生钟情、献身于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