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制度主义:一种国际关系理论的合成

国际关系现实发生诸多新变化,国际体系表现出无政府性和制度性的双重特征,大国间关系呈现出“冲突一合作复合形态”,国际秩序变迁态势渐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与不断变化的经验现实间的错位加剧。现实制度主义融合主流理论的权力逻辑和制度逻辑,尝试合成一种新理论,以解释国际体系的新特征、国际关系的新形态和国际秩序的变迁。现实制度主义认为,在无政府性和制度性的国际体系下,对权力和利益的追逐是主权国家行为的最根本动力,国际制度性权力成为一种基础性权力形式,国际制度具有多重权力属性,国际关系呈现出“冲突一合作复合形态”,大国间的国际制度竞争将决定国际秩序演进的方向和方式。

国际秩序转型与现实制度主义理论的生成

现实制度主义是基于折中主义和理性主义分析路径而诞生的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是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国际体系阶段性变化的最新理论回应。该理论认为,"战争恐怖平衡"机制、"复合相互依赖"机制和"科技创新制胜"机制正在推动当前国际社会逐渐进入一个基于规则的新世界,它以伙伴关系网络和国际制度竞争为核心特征。现实制度主义致力于解释在这个新世界里国际制度竞争产生的原因和基础,以及由此带来的特定国际制度的兴起与衰朽。国际制度具有公私双重属性,既可以提供公共产品,吸引国家"结伴"参与国际制度建设,又能被主导国"私有化"为追求私利目标的重要工具,甚至帮助主导国建立制度霸权。在当今国际体系中,由于权力的转移,崛起国和守成国围绕国际制度的主导权展开激烈竞争,这种新的大国竞争形式既是主导国权力地位的竞争,也是主导国为伙伴国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竞争,还是制度设计本身的合法性竞争。主导国推动的国际制度竞争究竟是呈现相容性还是互斥性,成为塑造未来国际秩序走向的根本力量。现实制度主义为理解当今大国权力政治形态的变化提供了一把新的理论钥匙。

美国自贸区战略的逻辑--一种现实制度主义的解释

1985年美国和以色列签订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FTA)以来,FTA已经日益成为美国对外经济政策乃至整个对外战略中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在2009年之后,美国先后在亚太地区推动TPP谈判、在大西洋地区推动TTIP谈判,并在WTO框架下推动TiSA谈判,这三个谈判将重塑世界贸易格局。作者从理论折中主义汲取学术营养,试图初步构建一个现实制度主义的理论分析框架,以更有效地解释美国在过去30年里推行FTA战略的内在逻辑以及当前国际贸易体系中正在全面兴起的FTA竞争。这一理论重点阐述三个基本论点:作为一种国际制度的FTA是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区域性公共产品,各参与国都能从贸易自由化中获益;作为国际制度的FTA又能被主导国"私有化"为权力工具,以追求自身的私人目标,美国在过去30年的三个FTA谈判阶段中分别追求施压多边谈判、强化安全联盟和重建国际规则三个私人战略目标;以FTA为核心的国际制度竞争正在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内容,国际制度竞争既是主导国权力的竞争,也是主导国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竞争。

现实制度主义与中美自贸区竞争

全球贸易体系中的权力转移引发了关于国际贸易制度的竞争,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贸易体,中国和美国成为其中的核心角色。由于WTO多哈回合谈判已经陷入了深度困境,中美两国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制度竞争主要表现为区域和双边层次的自贸区谈判竞争,两国都致力于通过领导自贸区谈判来获得新一轮国际贸易制度建设的主导权,其核心内容是对贸易伙伴的争夺和贸易规则的制定。作为守成的贸易大国,面对自身在既有国际贸易制度中的优势不断丧失,美国主动发起了新制度攻势,通过"3T"(TPP、TTIP和TiSA)谈判,来缔造对自身有利的新一代的国际贸易制度体系。作为崛起的贸易大国,中国是既有贸易体系的受益者,同时也积极通过搭建自身的自贸区网络,来回应美国施加的巨大制度压力。如果中美自贸区竞争能够保持制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将有利于贸易领域的制度升级,从而带来全球贸易体系的新一轮整合;反之,如果这种制度竞争保持封闭性和排他性,则将导致贸易领域中的制度对抗,从而加剧全球贸易体系的分裂。中美自贸区竞争检验了作为折中主义理论成果的现实制度主义的基本论点,并展现了其逻辑魅力。

现实制度主义:一种国际关系理论的合成

国际关系现实发生诸多新变化,国际体系表现出无政府性和制度性的双重特征,大国间关系呈现出“冲突—合作复合形态”,国际秩序变迁态势渐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与不断变化的经验现实间的错位加剧,无法很好地解释新变化,理论式微现状与理论创新需求并存。现实制度主义融合主流理论的权力逻辑和制度逻辑,尝试合成一种新理论,以解释国际体系的新特征、国际关系的新形态和国际秩序的变迁。现实制度主义认为,在无政府性和制度性的国际体系下,对权力和利益的追逐是主权国家行为的最根本动力,国际制度性权力成为一种基础性权力形式,国际制度具有多重权力属性,国际关系呈现出冲突—合作复合形态,大国间的国际制度竞争将决定国际秩序演进的方向和方式。以中美关系为经验分析对象,现实制度主义较好地解释了中美关系的复合形态,以及中美制度竞争对国际秩序演进的重要影响。理论创新的尝试旨在更合理地解释变化中的国际关系现实,助力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创新,以此为维护国际体系稳定和推动国际秩序和平演进的国家政策和国际合作提供理论基础。

“退出外交”与全球治理秩序——一种制度现实主义的分析

美国诉诸全球治理秩序具有功能性诉求,在治理各类全球性问题的同时避免伤害美国利益;在功能性治理之外,美国诉诸全球治理秩序更看重其权力属性,借此划分权力等级,获取得自治理的非中性收益,谋求领导权。现实中,功能属性实际上消融了权力属性,美国得自秩序的权力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出现下降态势。对于美国"退出外交"的分析局限于既有理论流派的泾渭分明与特朗普个性外交的掩饰,因此很难准确理解"退出外交"的产生机制、影响和实质。本文试图从制度现实主义的视角出发予以分析,寻求现实主义与制度主义理论之间的通约性,借助权力与制度两种分析变量,进一步认知作为一种制度制衡手段的"退出外交"。

现实制度主义:一种国际关系理论的合成

国际关系现实发生诸多新变化,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无法很好地解释新变化,理论式微现状与理论创新需求并存。现实制度主义融合主流理论的权力逻辑和制度逻辑,尝试合成一种新理论,以解释国际体系的新特征、国际关系的新形态和国际秩序的变迁。现实制度主义认为,在无政府性和制度性的国际体系下,对权力和利益的追逐是主权国家行为的最根本动力,国际制度性权力成为一种基础性权力形式,国际制度具有多重权力属性,国际关系呈现出冲突一合作复合形态,大国间的国际制度竞争将决定国际秩序演进的方向和方式。

制度现实主义与制衡——评《亚太地区的制度制衡》

在《亚太地区的制度制衡:经济相互依赖与中国崛起》一书中,贺凯融合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各自的优点,构建了制度现实主义,试图解释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国际政治的制度化现象,假设在经济相互依赖程度加深的条件下,相关国家更有可能采取制度制衡这种新的制衡方式来寻求安全。不过,这种解释能否合理有效地解释亚太地区乃至更广范围内的安全制度化现象还有待考察。本文遵循科学研究设计的路径,从问题的提出、假设的推导、变量的设置、因果机制的建立和假设的验证等几方面对贺凯的研究进行评述,最后提出了这项研究对崛起中的中国的亚太政策所具有的启示。

试析制度现实主义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和国际法的影响

制度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向自由主义的有限靠近。它是中美两国的现实抉择,它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它有利于促进国际法所蕴含的正义价值观的发展、国际立法重心的转变、凸显国际法的"法律"本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保障国际法的运行以及更好地理解国际法现象。尽管制度现实主义没有完全摆脱现实主义的本质,但至少就目前而言,它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和国际法的积极影响大于消极影响。

我国的盐业法律管理体系:内容、问题及建议

盐行业是我国十一五时期垄断行业改革的重点行业之一,相应的政府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内容。文章对我国的盐业管理法规体系进行了梳理,并对法律规范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现实的管理运转,对我国的盐业法律管理体系提出立法建议。

海峡两岸土地增值税比较

从理论和制度方面对两岸税收制度进行比较分析。从土地增值税的征收背景、理论依据、现行税制、功能效应。

论社会主义的价值

论社会主义的价值蒋桂芳在苏联东欧发生剧变之后，国际上，特别是西方曾大肆喧嚣了好一阵子，形形色色的议论归结到一起无非是说：社会主义失败了，社会主义没有价值了，已经成为历史了，社会主义是人类的迷误。因而，社会主义的价值问题。成为时代提出的一个迫切问题。社...

中国农村经济组织变迁研究

1.农村经济组织制度变迁的行为努力。回顾农村组织制度的变革历程,重新审视以土地制度为核心的制度创新逻辑,可以发现农村家庭承包制与双层经营的现实制度安排,正是生产性努力与分配性努力的变迁结果。沿着这种思路。

中国的经济全球化与政治文明民主化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挑战的是政治,在经济要求发展的条件下,政治文明的建设更具现实意义。政治文明的首要表现是政治民主化,明确民主的本质含义,分析西方的经济——民主理论,来探索中国现实的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关系。经济是影响民主建设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在中国建国以后的历史中,经济的作用表现得十分微弱。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改变了经济的作用力,使得经济发展对民主建设的要求更加积极。但这种作用也是双刃剑,一方面,可能会造成一部分人的政治冷漠,要注重政治民主意识的培养;另一方面,中国在制度上已经实现了民主,但受多种因素影响,现在还处于向现实民主过渡的阶段,经济的发展正为这种过渡提供条件。中国有不同于西方的特殊国情,因此,必须从实际出发,根据中国的现实来进行切实的民主建设,将政府推进和社会自主两种方式结合起来。

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以瑞典为例论现实社会主义制度是落后国家现代化模式的必要选择

作为原旨社会主义的继承者,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在尊重现实的基础上,将社会主义制度引进了瑞典。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国家,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用事实告诉我们,现实社会主义制度是落后国家现代化模式的必要选择。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的现实途径

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行执政活动,是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的现实途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立足于人大的民主程序和机制进入国家政权组织并掌控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权是党民主执政的前提条件;切实保障和落实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职能、确保行政及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来贯彻执政主张和意图是党民主执政的本质要求;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选举制度、提高人大代表素质以及实现人大代表结构的合理化促使人大代表更好地代表民意、向人民负责以及保证人大的民意机关性质是党民主执政的基本保证;积极稳妥地发展党内民主是党民主执政的重要保障。

北极治理的国际制度竞争与权威构建

国际制度能够推动国家围绕某一北极治理议题进行合作与协调,从而规范国家行为。随着北极治理的实践理念从自助式的“丛林法则”向合作式的“制度法则”演变,国家面临遵循何种国际制度的选择困境,而对国家行为的约束力则是国际制度权威性的基础,这促使北极治理国际制度的主导国和参与国,都致力于提升国际制度的权威性,以维护本国的北极利益。“国际合法性”“国际认可度”与“制度刚性”是判断国际制度权威性的重要指标,而权威性差异造成北极治理国际制度体系呈现出层级结构。北极治理国际制度竞争分为国际规则竞争、国际组织竞争、国际秩序竞争三个阶段,当前北极治理国际制度竞争主要处于国际规则竞争阶段。由于北极治理具有议题局限性,国际规则供给呈现出相对过剩状态,这必然导致国际规则之间、倡导国际规则的国际行为体之间进行竞争,这亦是北极治理国际制度体系变迁的核心动力。未来权威型北极治理国际制度体系构建包括域内自理模式、公约治理模式和协商治理模式。北极利益攸关方之所以围绕国际规则设置权和国际组织主导权展开竞争,既是源于捍卫本国北极权益的考量,更是为了构建符合本国长远战略利益的国际秩序。

国际制度缘何重要——三大流派比较研究

国际制度缘何重要?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都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回答。现实主义认为,国际制度背后有一只“权力之手”在起作用,制度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对权力的服务作用上;自由主义从理性功能主义的角度出发,有力地论证了国际制度重要性的问题。罗伯特·基欧汉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取得了里程碑性的成就,后经过莉沙·马丁等学者的补充完善,进一步发展成为以四种基本博弈模型为分析框架,以理性主义为基底的功能主义国际制度需求理论,初步回答了国际制度重要性的问题。“国际制度理性设计”、“制度治理”等开始成为这一领域新的研究纲领。建构主义认为国际制度必须有规范基础,国际制度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促进行为体利益实现的功能上,还体现在对行为体身份和利益的建构上。通过对三大流派关于国际制度重要性的比较研究,本文认为,三大流派在“理论范式”的层面上会继续争鸣,在“具体研究纲领”的层面上会不断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