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作业罪中“现实危险”的判断方案——以体系性和类型性思维切入

“现实危险”的准确认定是判断危险作业行为是否构成危险作业罪的关键,应围绕“现实危险”的基本特征构建判断体系。在判断体系中,现实性无需单独审查,应以重大性和紧迫性的判断为核心。在判断标准上,应从事后查明的全部客观事实出发,以一般人的生活经验法则为基准。在方案设计上,应以类型性思维区分“事故型”案件和“状态型”案件,差异化构建“现实危险”判断方案。

论危险作业罪中“现实危险”的界定

《刑法修正案(十一)》中新增“危险作业罪”,是我国刑法保护呈现出评价前置化、保护时间提前化倾向的标志之一。其中,认定“现实危险”成为本罪适用的关键。在规范角度,应当将现实危险界定为具体的、故意的危险;在实践角度,根据现实危险的程度可以将本罪的行为分为危险阙如型、结果轻微型与结果迫近型。进一步而言,对于“结果迫近”需要进行客观化认定,也就是采取法律的视角、事后评价的标准,根据行为方式、未发生实际损害的原因将行为进行分类,从而划分罪与非罪的界线。同时,充分考虑非罪认定后的行刑衔接问题,保证“现实危险”在作为入罪要件的同时,也作为出罪要件发挥作用,推动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共同发力。

论危险作业罪中的“现实危险”

为准确区分危险作业违法行为与危险作业犯罪行为,应对危险作业罪中的“现实危险”予以限缩解释。“现实危险”的本质是客观存在且接近严重后果的具体危险状态,具有结果与行为复合性,客观、具体性,严重性,紧迫性等特征。“现实危险”由危险因素与触发因素构成。其中,危险因素由物的不安全状态与人的不安全行为构成,触发因素为存在事故诱因但尚未诱发实害结果。对“现实危险”的司法认定,可借鉴风险评估专业领域的方法与模型。应参考第三方评估意见进行风险等级认定,将“现实危险”限于“较高风险及以上”的风险等级;应基于“现实危险”的构造进行事实认定,在环境安全、技术方法、组织管理、监控预警等方面提取危险因素与触发因素。

危险作业罪“现实危险”的司法认定——基于对78份相关判决的考察

在认定危险作业罪中的“现实危险”时,因为对“现实危险”含义理解不到位、缺失法律适用标准、让步于司法功能需求等原因,司法实践中对“现实危险”的认定呈现诸多失范现象。司法机关对“现实危险”的司法认定应秉持正当的刑法理念,在具体危险范畴中厘清“现实危险”的特征,并有必要构建认定“现实危险”的规范化框架:统一法官认定“现实危险”的考量标准,借助安全工程学中作业条件危险性评价法构建不同危险等级的计算框架并划分“现实危险”的危险等级,辅助法官对危险作业罪中的“现实危险”作出刑法规范意义上的判定。

现实危险:概念、机能和学说

在《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危险作业罪的罪状中,我国《刑法》在犯罪构成上第一次明文规定了“现实危险”的法律概念。现实危险是一种现实可能,它有着深厚的哲学底蕴;现实危险概念以点带面地揭示了其他犯罪的危害行为同样具有现实危险;现实危险是危害行为的本质属性,它表现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现实危险在刑法上具有定罪根据、唯物决定论的基石与统合违法性论等机能。现实危险说的提出,顺应了风险刑法的立法转向,赋予了预防主义以当代含义,并使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得到新的发展。

基于企业现实危险性的浮动费率确定方法

针对当前工伤保险行业差别费率档次划分过少过粗,浮动费率机制处于起步摸索阶段,浮动范围和评价指标及指标体系尚未形成比较科学的模式,不能有效发挥浮动费率对事故预防的激励机制这一现状,设计了通过企业现实危险性与支缴率结合联合确定浮动费率的新方法。

危险作业罪的“现实危险”认定问题

危险作业罪入刑,突破了安全生产领域犯罪的立法技术、立法理念,使业务危险犯与过失结果犯并列设置,并在罪状描述中首次使用了“现实危险”的概念。由于当前司法解释空白,理论观点纷呈,司法实践做法不一,危险作业罪的适用面临诸多困惑。应从不同维度判断“现实危险”:在评价逻辑层次上,“现实危险”应具有现实性、具体性、紧迫性和严重性;在评价体系上,应对“现实危险”进行规范性、专业性和综合性评价;在评价模式上,应构建专业评价司法审查的判断模式。

危险作业罪“现实危险”的司法证明:误区检视与规则建构

当前司法实践中认定危险作业罪“现实危险”存在证明误区,主要表现为忽视证明、替代证明、反向证明和混淆证明,这表明“现实危险”的刑法内涵和概念属性尚未得到充分认识。分析典型案例可以推导出“现实危险”应具备现实性、紧迫性和严重后果引发性。从证据法的视角看,“现实危险”是个案中存在的案件事实,需要在刑事诉讼中经历“证据材料—证据事实—要件事实”的证明过程。“现实危险”的司法证明应当以真实完备的证据材料为推理起点,遵循程序法和实体法的规则要求,借助客观准确的概括进行推论,在庭审中运用对话形式的论证方法呈现证据推理思路并展开控辩论证对话,达成控辩审三方的共同参与和认知交互。

微罪立法下危险作业罪的限缩认定

危险作业罪的设立符合积极预防性刑法观下以微罪形式扩张犯罪圈的立法趋势,但在司法适用过程中存在缺乏实质性限缩认定及相关罪名适用混乱的问题,面临危险作业罪认定标准模糊、罪名适用纠缠不清的困境。为此,须规范违反的本质限定“有关安全管理规定”的内容、明晰“现实危险”的判断标准、明确罪过的故意本质、对危险作业罪构成要件要素限缩解释、实现危险作业罪定罪标准的具体化,从而在主、客观构成要件内容明确的基础上确定相关罪名界分标准及竞合适用,寻求危险作业罪微罪治理下的司法适用路径。

危险作业罪的司法适用研究——基于2021年至2023年148份判决的分析

危险作业罪系《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设的罪名,通过对2021年至2023年间148份判决书的分析,可以大体揭示该罪名的司法适用现状:该类案件事实相对清楚,入罪门槛较低,犯罪性质与刑罚亦相对较轻,被告人对罪名适用及量刑意见不大,入罪情形分布较为集中,强制措施适用存有差异、罪刑均衡有待加强。在此基础上,危险作业罪的适用有两大具体问题需要厘清。一是,“现实危险”是该罪名的核心构成要件要素,但判决书中缺乏对该要素的必要说理。判断“现实危险”应持审慎态度,可以构建“危险因素+危险状态”的二元判断径路。二是,危险作业罪存在过度适用的情况,在产生竞合需要区分此罪与彼罪的场合,应坚守对危害安全生产犯罪加大处罚力度的初衷,严格遵循犯罪构成要件与罪数理论,避免轻罪适用的泛滥。

隐瞒重大事故隐患致发生重大伤亡事故 现实危险构成危险作业罪

【裁判要旨】客观上存在重大事故隐患,但因行为人弄虚作假故意隐满未被发现,职能部门仅发现存在一般事故隐患而责令行为人停业整改,但行为人拒不整改冒险作业,导致发生了具有重大伤亡事故的现实危险,该现实危险与隐满重大事故隐患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行为人的行为符合危险作业罪的构成要件。

危险作业罪案件行刑衔接规范化暨“现实危险”评估体系建构项目启动会召开

8月4日,危险作业罪案件行刑衔接规范化暨“现实危险”评估体系建构项目启动会在上海市安全生产科学研究所召开。市应急局政策法规处简要介绍了项目背景和预期目标,市安科所项目组介绍了实施方案。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官李迪、市应急局法律顾问毛玲玲分别围绕“现实危险”的实践和“现实危险”的法学理论发言。

危险作业罪的实务观察与理论检视

危险作业罪是立法活跃化背景下的轻罪增设范例,在法益保护前置化的背景下并未导致案件数量的不合理膨胀。从大量实务案件出发反思理论研究,本罪的基本性质、主观罪过等相关争议都可以消弭。将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作为本罪出罪的重要路径,属于法教义学上的盲目“嫁接”。可识别的“中间危险结果”能够作为“现实危险”判断的重要依据;危险促进因素越突出或危险防止因素越弱化,越容易说明“现实危险”的存在。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应视作本罪的结果加重犯;针对某危险化学品,行为人既存在危险驾驶罪的“运输”行为,又存在危险作业罪的“生产、经营、储存”行为,宜认定为牵连关系,从一重处罚;无罪经营成品油的案件在本罪增设后,不宜再认定为非法经营罪,正确适用本罪能够合理限缩非法经营罪的“口袋化”倾向。

未发生重大伤亡,但有现实危险仍构成危险作业罪——《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逐条解读(四)

《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解释》)第四条原文为:第四条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二款和第一百三十四条之一第二项规定的"重大事故隐患",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强制性标准以及有关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认定。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之一第三项规定的"危险物品"依照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的规定确定。

管理过失中因果关系认定的反思与重构——以危险现实化理论为向导

如何认定管理过失中的因果关系,是实务上较为疑难的问题,而现有的理论解决方案,也大多存在标准模糊和说理不足等弊病。究其原因,在于其忽视管理过失行为所特有的危险,局限于观察介入因素在经验上是否异常,从而无法适应管理过失场合的归责需要。相较而言,引入危险现实化理论解决这一问题,不仅在判断流程上更为清晰,也能够更为深刻地解释因果关系的本质,可认为最理想的路径。具体的判断中,首先应当结合管理行为的性质,考察管理过失创设的是物理危险还是资格危险。其次,结合具体的危险类型,考察该危险是否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实现于构成要件结果中。通过规范地逐级考察,管理过失中的因果关系问题便可迎刃而解。

危险作业罪的法教义学分析

《刑法》第134条之一“危险作业罪”是《刑法修正案(十一)》的新设罪名,该罪的设立是在风险社会到来之际提倡发挥刑法预防功能的具体体现。在具体适用时应准确把握危险作业罪的争议点,借助法教义学对本罪的客观构成要件及主观罪过形式进行规范解读。如对“安全管理规定”的法律来源作扩大解释;在理解“危险物品”的概念时应参照刑法条文进行限缩解释;建议本罪第3项将“运输环节”纳入规制范围内并肯定其与危险驾驶罪第4项存在法条竞合关系;从危险的重大性、紧迫性、结果指向性三个方面对“现实危险”进行认定;引入过失危险犯概念为深入明晰本罪的主观罪过为过失提供理论支撑等,同时从刑法体系性解释角度出发,厘清涵盖在《刑法》第134条下三个罪名间的关系,避免该罪在司法适用中出现规范界限与处罚条件含混不清的情形。

论危险作业罪中“现实危险”的司法认定

危险作业罪的增设,标志着我国刑法对生产安全犯罪的打击从“事后惩罚”开始走向“事前预防”。这一积极的刑法打击态势与传统刑法理论中过失犯罪仅处罚结果犯的立场具有相悖性。对此有必要将危险作业罪中“现实危险”的认定从“公共法益”“轻罪规制”需要的角度予以合理解释。基于危险作业罪企业犯罪的特质以及生产安全主体的特殊性,以主客观相统一思路判断“现实危险”。在“现实危险”的具体认定上,从法秩序统一的角度,立足于打击生产中不规范的行为,着眼于危险的客观化呈现,着重从“紧迫性”角度考虑危险的迫近。对于危险作业中的“现实危险”必须考虑生产作业行为本身的正当性,避免该罪打击范围的扩大。

霍姆斯大法官的言论自由观——“明显且现实的危险”原则的发展

霍姆斯大法官对言论自由保护的观点主要表现为提出了"明显且现实的危险"原则这一理论。在1919年的谢内库诉合众国案中,霍姆斯提出了"明显且现实的危险"原则,在艾布拉姆斯诉合众国案中又提出了"思想市场"这一概念。在1925年的吉特洛诉纽约州案中,他提出"明显且现实的危险"检验标准完全适用于对立法裁决的司法审查,在1927年的惠特尼诉加利福尼亚州案中,布兰戴斯大法官(霍姆斯赞同)对这一原则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正和完善。在该案中提出的"明显且现实的危险"原则适用的限制条件,使这一理论的发展达到成熟。霍姆斯提出的这个理论,后来成为美国完善公民拥有言论、出版自由的理论基础,对美国的法理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危险作业罪法律适用存在的问题及完善路径研究——基于80份裁判文书的实证研究

为了加强对生产安全领域中违反有关规定、具有现实危险的行为的刑法规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通过法益前置增设了危险作业罪。在两年多的司法实践中,该罪的法律适用存在着入罪标准与界限不明确、此罪与彼罪区分不清晰、现实危险与违反规定的判断出现偏差等问题。以法律明确规定的三项基本情形为依据把握入罪标准,在对现实危险进行科学判断的基础上,以推进行刑衔接一体化治理为路径,可以有效地完善危险作业罪的法律适用。

认清和平演变的现实危险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不仅要继续经受执政的考验,而且面临着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