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作为生态美学基本哲学立场的生态现象学

当代现象学的产生与发展是为了克服现代工业革命过程中唯科技主义以及人与自然二分对立的二元论哲学观,因此整个现象学哲学都具有浓郁的生态内涵,均可称为生态现象学。生态现象学经历了产生、发展与逐渐成熟的过程;而且,生态现象学反映了当代哲学的发展方向,是一种生态文明时代的主导型哲学。从其发展来看,胡塞尔现象学是一种早期的生态现象学,到海德格尔已经是成熟形态的生态现象学,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是生态现象学的新发展。生态现象学是生态存在论美学的基本方法与根本途径,胡塞尔、海德格尔与梅洛-庞蒂等也使生态存在论美学逐步深化。

从先验自我到生活世界

一直以来,先验自我被看成是孤立的主体;相应地,悬搁、还原被看成是现象学认识论的主要手段与途径。其实,先验自我因其构造性具有普遍性而本身就是主体间性的,因而悬搁与还原更是形而上学的奠基。先验自我的本质在于逻辑性,先验自我自身的逻辑性决定了它被把握为什么:逻辑。它首先是一种功能,就其能进行构造而言,表现为主体性;就其构造性具有普遍性而言,表现为交互主体性。先验自我把自身把握为功能性、主体性、交互主体性,而这一切都源于先验自我将自身根本地把握为逻辑性,并从中阐明了我们日常的交互主体性的世界实际上就是先验自我的显发,先验自我与生活世界实际上是一以贯之的一体。但二者是有区别的:前者是一个混沌未分的世界,它没有成见,没有一定,因而包含了所有的可能性;后者则是我们个人在自身的经历中形成的属于个人的特殊的世界,它包含了我们个人的成见,总是从一定的角度出发去看事情,而对事情的其他可能性却视而不见,因而也就没有如实地把握事情本身。为了把握事情本身,我们就要从个人的特殊的有成见的生活世界返回到先验自我,那样一个没有成见的世界。而这就需要悬搁与还原———它使我们摆脱个人的特殊的生活世界,即摆脱特殊的视角,从而如其所是的观照事情,并在这种观照之中保持我们自身人之为人的本质。从而表明悬搁与还原在形而上学层面上的奠基作用。

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还原与先验主体

在很多学者看来,胡塞尔与海德格尔之间的根本分歧在于先验现象学与存在论的分歧,其最早显露于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现象学还原方法的批判中。本文首先从胡塞尔的相关论述和芬克的解读入手,澄清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现象学还原方法的误解,并将现象学还原重构为双层还原;然后简述这一双重还原本身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研究中如何得到运用,以及两位哲学家在先验主体问题上又各自获得了怎样的理解,由此敞开了一个新的解读视角: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根本分歧并不在于先验意识构建和存在论的兴趣差别,而是两者基于同一现象学方法在探究世界存在问题的过程中,对先验主体所产生的不同理解。

音像志初探——兼评三个相关课题

音像技术与学术研究的结合出现于20世纪。音像志是音像与志的结合,是一种基于音像的学术表达体裁,注重纪实,注重内容完备。理论上任何一门类的志都可能发展形成它的音像志,诸如地方音像志、人物音像志等。新中国成立七十年以来,国家在这个领域开展了《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中国节日影像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等大规模课题研究。从音像志的角度看《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将它归入民族音像志并定位为民族音像志在中国的开创性起点是适当的,但民族音像志要成立、民族概念要音像化,需要找到适当的转换方法,即需要找到一个满足两方面要求的对象,一方面,这个对象是可音像化的;另一方面,这个对象与民族概念关系要紧密。民族音像志的目光应落实到民族概念所内含的最基本最具体的存在层面上来,即锁定于具体的人。如是,民族音像志的学理逻辑也就出来了,即把一个人拍清楚了,他或她所承载的民族共性也就在其中了。民族音像志的存在意义就是通过对民族人物的音像呈现以增进不同民族人与人之间的认识。在《中国节日影像志》的制作过程中,借助抽象概念对节日进行学理分析是节日音像志工作的第一步;第二步,必须从音像的本质出发来探索呈现节日的具体途径,这就要求对第一步所涉及的所有抽象概念进行现象学悬搁,节日活动适合音像化的对象是过节日的人;第三步,解除现象学悬搁,返回第一步,即在把节日人物作为音像化的对象的前提下,探索体现节日学理分析结果的具体途径。从音像志视角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已初步构造了非遗传承人音像志的框架,但仍有待更为完善。笔者在丰厚的实践成果积累的基础上,接续本土"志"学传统,并借鉴德国哲学家胡塞尔思想,试图勾勒出一种"音像志"的理论走势,以期助益于拓展以音像为本体的学术研究表达领域的深度和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