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心理学的现象学转向及其理论意蕴

本文在阐明詹姆斯心理学的出发点、并考察其心理学思想的探索和突破的基础上指出,詹姆斯关于心理学的思想历程无疑经历了一个根本的转向;又结合与胡塞尔现象学的比较认为,转向之后的詹姆斯的心理学思想的潜在意义,只有借用胡塞尔现象学的思想框架和概念工具,才能得到有效表达和进一步发展。文章最后还暗示了詹姆斯心理学思想的现象学转向对理解并构建心理学学科同一性的潜在意义。

从“自我”到“他者”的伦理现象学转向

在当代现象学运动中,法国的新现象学尤为引人注目。这种新现象学的“新”在于它展开了一种伦理现象学转向。列维纳斯的他者现象学堪称这种转向的重要代表。他以追问人类暴力的发生为动机,力图从西方传统哲学的自我学中去寻找暴力发生的思想原理,在对自我学的现象学分析的基础之上开出了一条面向“他者”并由此而达成消除暴力的伦理正义之路。围绕着“他者”“面容”“无限”,列维纳斯旨在突破观念论及其表象论的自我主义逻辑,以开放和应答的姿态去实现“面对面的伦理关系”,从而迎来善良的正义。在一定意义上说,列维纳斯从“自我”走向“他者”的现象学转向,无疑是在建构一种关于善良的现象学。

论胡塞尔的“发生现象学转向”

胡塞尔后期转向发生分析的引发动机的问题和发生现象学与前期静态现象学的关系问题,是系统把握胡塞尔先验现象学的运思路向及其完整形态的理论关节点。然而正是在这个关节问题上,国际现象学界却存在着重大分歧,可谓观点纷呈,立场各异,并且多停留于个别零星的考察而缺乏系统的梳理和论证。有鉴于此,本文就发生概念的本质内涵、"发生现象学转向"的引发动机和静态现象学与发生现象学的关系等三个最基本的方面进行探讨,以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开辟道路。

文学、电影与人生教育学——论教育学的现象学转向及其优化路径

兰格威尔德、范梅南等两代教育学者的现象学转向仅在方法层面借鉴胡塞尔的现象学,忽视了胡塞尔的现象学本身乃是一种旨在拯救现实人生危机的人生教育学。但胡塞尔过于依赖思想史和康德理性主义,使得他的人生教育学其实未能深入现实人生。其弟子海德格尔另辟存在主义,可以弥补这一缺陷。不过,海氏的存在主义人生教育学同样需要进一步优化,优化路径是到文学、电影领域寻找意义更丰富、表达更生动的人生教育文本。

自我研究的现象学与认识论转向:斯特劳森的“珍珠串理论”

在自我研究的方法论和程序问题上,斯特劳森发起了革命性转向,强调应优先探讨关于自我感的现象学问题、认识论问题,而不能一开始就回答形而上学或本体论问题。但对自我的形而上学探讨又有必要性和必然性,这应放在现象学探讨之后进行。人身上的作为具体客体的自我是多,且没有统一性,即不存在由多个自我构成的统一我,也没有最高的、统领一切的自我。这一理论提出的新问题对自我研究以及认识的未来发展的意义绝不亚于他所阐发的观点本身。他的问题和思想不仅诱发了新的争论,而且还成为了人们创新的出发点。

自我研究的“现象学转向”与自我悖论新解

自我研究的“现象学转向”要求自我研究先悬搁本体论问题,突出现象学问题的优先性,把自我感、自我信念、自我知识的描述、考察和批判反思作为自我哲学研究的奠基性、核心性工程。常识化自我知识被认为具有直接性、权威性和透明性的现象学特征。笛卡尔、休谟和康德由常识化自我知识出发而赋予自我以“统一的”“简单的”和“连续的”的规定性。常识化自我知识不但塑造了一般人的自我观念,而且导致了哲学研究中的自我悖论。对常识化自我知识的反思揭示出自我悖论中的语词错误、语法错误和方法论问题。破解自我悖论离不开心灵观之重构。在心灵观的重构中,自我展现出其复杂的层次性、结构性和开放性。通达自我的第一人称路径和第三人称路径在赋予我们自我知识的同时,不断构造自我本身。自我研究必然要求对包括常识化自我知识在内的整个自我知识系统进行反思,挖掘、发现、评估和利用其中有价值的自我知识形式,而这离不开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视角。

天道、心性与现象学之道学转向——评张祥龙《儒家哲学史讲演录》中的心学论述

本文关注的是现象学运动在面对中国哲学传统时所发生的"道学转向"。张祥龙教授在新著《儒家哲学史讲演录》中,将这一转向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本文试图在阐述张祥龙思想转变、新著贡献的基础上,讨论此书为当前中国哲学的创发带来的新契机。首先,祥龙教授思想的突转尤其体现在不再以海德格尔哲学为支配性的思想基源,而是将重心转向儒家传统,呈显为糅合唯识学的后现象学哲学,进而将现象学的道学转向带到心性、伦理阶段。其次,这一"心性-天道之路"结晶在《儒家哲学史讲演录》中的心学论述中。张祥龙在"时机化"学说的照应下,既会通儒佛,又指点出儒佛分际。其心学有三大贡献:道术上对"儒瑜伽"的总结;道学上对"赤子之心""孝悌慈"的阐发;道统上对罗近溪正统地位的发现与肯定。然而,在张祥龙道路所抵达的地方,仍可进一步追问比伦理转向更本源的道学转向的可能。伦理转向的真正完成需首先解悟"道体"。

情景化转向、模式与自我的新扣问——加拉格尔的自我模式论及其方法论变革意义

随着"东学西渐"的推进或如有的西方学者所说的"第二次文艺复兴"的华丽登场,西方最近的自我研究出现了十分壮观、令人吃惊的高潮。加拉格尔作为这一研究的名副其实的组织者、领导者和新思潮的倡导者,尝试用现象学方法研究人的自我感的发生学,促成了自我研究的"现象学转向",发起了许多有意义的方法论变革,开了对已有自我问题和研究的批判性反思的先河。加拉格尔在坚持实我论的基础上,强调人身上的"我"是多而非一,是由最低限度自我、社会性自我、叙事性自我、情景性自我、中枢自我等和一定数量的特征构成的模式。不同人的自我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它们的特征组合不同。这些对更好地理解各种自我论及其实质、进一步深入研究有关问题有积极的启发意义,值得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