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阐释及其感知生成——一个现象学—阐释学的增补

公共阐释与感知的关系是理解活动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狄尔泰与海德格尔分别以生活体验与此在知觉尝试突破理解活动中感性与理性的二元范式。从现象学、新现象学到后现象学的发展进路中,施密茨与唐·伊德以感性知觉的具身性与技术性超越了胡塞尔的先验知觉与纯粹意识,从而为理解意识的客观化奠定基础。感知在理解活动中的持续在场与当代生活世界的新变,说明公共阐释需要一种新的表达形式以捕捉这种新质,梅洛-庞蒂与维利里奥为此提供了一种思考的方向。现代阐释学的发生与现象学紧密联系,在现象学—阐释学内部的裂变与发展中对这一问题作出考察,可以对感知在理解与阐释活动中的位置展开辩证思考,同时也为中国当代阐释学理论的实施提供补充性的阐发。

文学阐释学的基本形态

文学阐释学体现出多元的丰富形态:文学注释学以意义的原义为旨趣,普遍阐释学追求浪漫主义的精神生命与认识论的普遍规则性,现象学阐释学关注本体论与语言本体论,批判阐释学强调解释的伦理政治,后现代主义阐释学则张扬话语的激情式延异游戏。这些阐释形态构成了文学阐释学的“家族相似”话语网络。虽然“阐释学”“理解”“解释”等术语被共同地挪用,但是它们在五种主要的阐释学形态中具有不同的所指意义,形成了不同的话语系统与价值取向,构建了各自的阐释学合法性基础,同时形成了阐释场域中的冲突与张力,彰显了文学阐释学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保罗·利科的“叙事阐释学”与中国文学阐释学的理论构建

中国古代的叙事美学早已有叙述事件型阐释的案例与经验,但其理论形态缺乏系统性与完备性。利科提出的“叙事阐释学”可为此提供借鉴。这一理论源于对胡塞尔现象学的阐释学改造,主张借由叙事的塑形行为来达成对人类生存经验的理解、阐释与应用,从而为自我、时间等哲学难题提供新的解决方案与思路。探索“叙事阐释学”是建构文学阐释学的必由之路。这一思想对关注“意义生成模式”的文学阐释学来说颇具启发意义,它让我们开始思考文本世界如何生成及这一世界如何造就读者自身,实现“从文本到行动”的存在论转变。这一研究进路能有效为文学阐释学的任务设定、理论归属及应用拓展提供解决方案,从而深化中国美学的理论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