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现象学视域下的出版人和技术关系

媒介技术的发展与人类文明的进步紧密相连,对教育、知识传播和文化传承产生了深远影响。出版人利用媒介技术将知识产品数字化、载体化、网络化,从而拓展了知识的传播范围和深度。在此过程中,出版人的角色和行为受到媒介技术的影响,他们不仅是内容的传递者,也是知识创造、筛选、组织和推广的积极参与者。面对出版行业变革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出版人应不断学习和适应新技术,找到适合行业发展的多元化模式,以积极的心态拥抱新技术,以应对技术的不断涌现与迭代。

技术现象学视角下构建农业院校教育共同体路径研究

随着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和科技的不断进步,农业院校教育教学改革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农业院校教育共同体的构建可以促进教育教学的改革、教育资源共享和协同发展,有助于推动我国农业现代化,提高农业产业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本文从技术现象学的视角出发,从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深化产学研融合、搭建信息化平台、教师队伍建设和全球竞争战略五个维度,探讨构建农业院校教育共同体的路径,以期为农业院校教育教学改革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为我国培养更多的涉农专业高素质创新人才提供借鉴。

职业教育领域人工智能技术异化的哲学省思与消解对策——基于技术现象学的视角

人工智能技术与职业教育教学深度融合能够助推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化升级。然而,人工智能技术的跃迁式发展会对职业教育产生技术反向控制的倾向,进而引发技术异化现象。基于技术现象学的视角,从“人-技术-职业教育”三维理论框架进行分析,人工智能赋能职业教育的技术异化具体表现为教学主体地位弱化,教学过程盲从技术,教学交互欠缺情感。应该坚守主体地位,重识“人-技”关系;把握技术尺度,再定“技-教”功能;注重人文关怀,重塑“师-生”关系。

人工智能时代教师应如何存在?——基于技术现象学视角的思考

教师的存在方式正在被人工智能改变,并日益转化为人与技术间的关系问题。为探讨教师与技术之间的关系,追问教师存在的“真相”,文章从教师存在的本质、教师存在与技术工具间的关系、教师存在的现象学还原、教师存在需要什么技术等方面进行了基于技术现象学的思考。研究发现,教师存在的本质特征是身体的使用,教师并不依赖于技术工具而存在,技术工具的使用是对教师存在的强化,而不是对教师存在价值的消解。教师存在的核心不是技术人工物而是“关系”,技术的作用方式必须彰显教师的存在;教育技术的生成与发展需要教师存在的创造性转化,教师则需要通过技术具身以实现自身存在方式的增强。

技术现象学视角下人工智能风险与治理研究

人工智能尤其是强人工智能使得人与技术之间呈现交互关系,技术现象学中具身、诠释、它异、背景这4种人-技术-世界的意向性关系发生着变更和异化,冲击了人作为技术主体的地位,同时蕴含着身体虚化、诠释遮蔽、他者竞争和文明失序的内在性风险。把握人-技术-世界中的意向性关系,成为人工智能风险治理的新思路、新视角,有助于完善人工智能技术治理、原则治理路径,促使善治良治成为机器行为学的内生品质。

从第三持存到数字持存——数字技术背景下对斯蒂格勒技术现象学的新解读

当海德格尔用时间观照此在时,斯蒂格勒走向了用时间观照技术的理论构境,通过强调技术作为人之本质的第二起源,以此说明技术与人在时间当中的本体论关系,这就是技术现象学。藉由技术现象学的三级结构,斯蒂格勒揭示了人性结构在本体论意义上的代具性特征,以及记忆结构在技术层面的持留特征,并由此说明了此在如何存在的时间性与历史性原则。但由于第三记忆的外在化与客观化特征,记忆在实现从原初性感知向时间性持存转变的同时,也呈现出主观感知能力与客观记忆体系之间的矛盾关系,并且这种矛盾一直延续至第三持存向数字持存的演变过程之中。前者作为意识的代具曾发挥着补足认知结构的作用,而后者则成为了代具性的意识,在掏空内在知性结构的同时重塑出一个外在化的意识主体。因此,在斯蒂格勒技术现象学的理论视域中思考数字持存的核心议题在于,如何寻找从数字持存向“数字药物”转变的可能性契机。

物、装置与实践:大学生“云自习”的现象学技术哲学经验分析与伦理反思

“云自习”现象作为媒介技术发展背景下一种新的生存图景引发广泛关注。这种基于技术平台进行的媒介实践,在为大学生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也导致现代技术对作为主体的人的异化。采用网络民族志和访谈的方法,以伯格曼现象学技术哲学思想对“云自习”进行经验考察,认为“云”平台本质上作为一种技术“装置”取代原有的“聚焦物”,“装置范式”吞噬人对现实世界的感知,易造成青年群体认知层面的错位感,因此要围绕聚焦物并通过基于情感和社交契约的聚焦实践来挑战技术的规则,从而保护青年群体生活实践的完整性和深刻性,以“面向事物本身”的态度审视当前与未来的媒介技术应用实践。

技术现象学背景中“第三记忆”的生成及其数字化问题

5G互联网、移动通信终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正引导着社会的剧变。法国当代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在技术现象学的立场上对现实社会问题展开深思。他批判了海德格尔的生存现象学而转向技术现象学的立场,时间性问题是论战的中心,尤其是工具与时间的关系。时间性由此在的“操心”开启,这种“操心”不仅在人的忧虑中,也包含在照片、文字、电影等工具内。但真正令人担忧的并非器具本身,而是信息技术对文化工业施加的统摄力,大量由数字编写的记忆产品对每个个体意识加以填充,导致个体意识逐渐走向同质化和扁平化。新世纪“利比多经济”形势的出现,让人们开始担忧,甚至不得不警惕文化工业的数字化趋势——任何有关生命的一切恐怕都将承受这场被数字化改造的命运。

社会身份的技术工具化幻象——基于技术现象学的批判与反思

社会身份这一概念被视为技术工具的倾向由来已久,与他人交互这一独特属性让它区别于个体身份。作为人与世界、人与社会的交互中介,社会身份在技术现象学层面探讨时定义域并不清晰,从而使得这一叙述在技术工具论范畴内获得了不确切的工具属性。那么,从“人—技术—世界”这一范式来讨论,社会身份是否应当作为一个技术工具的存在并未被否认。文章基于技术现象学的角度,从技术工具属性和人与技术关系方面分析社会身份,得出其不符合技术独立于人存在的特性。社会身份应当是作为人的主体性构成的一部分,并不符合人与技术工具的关系,也不能视为技术工具的存在。

智能时代下教师的角色转型——基于伊德“人与技术关系现象学”

智能时代,教师的角色转型成为推动未来教育发展的关键问题。文章以唐·伊德技术现象学的“人—技术”理论为依据,得出教师与智能技术间的四类关系:“具身关系”“解释关系”“它异关系”“背景关系”,并指出智能时代背景下教师的角色转型,即:“从人技分离的教学者”转型为“人技合一的导学者”、从“教育数据的解读者”转型为“学生心灵的对话者”、从“机械工作的奴役者”转型为“高级智能的唤醒者”、从“教学效率的追逐者”转型为“教育本质的探寻者”。

微信平台下用户交往的具身性逻辑——基于唐·伊德技术现象学的视角

唐·伊德基于现象学所提出的诸多关于技术的思想理论,为我们今天更好的看待和理解人机关系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和新的切入视角。基于唐·伊德技术现象学的观点,本文拟探究以屏为媒下微信平台中用户交往的具身性逻辑,在人与技术的作用下理解人与人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微信平台中用户间存在着“潜关系”“弱关系”“强关系”三种关系连接,双方经过不断的了解最终会基于认同发生关系的层层递进。同时,这种透过屏幕的交往行为依然是具身化的,两个不同时空的身体被媒介联结在同一个交流的场域中,网络交往的具身化逻辑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时空维度下的具身显现、多媒体作用下的具身体验以及实在具身与虚拟具身的屏幕共生。

装置抑或调节:手机现象学技术哲学之经验分析

运用现象学技术哲学的两个理论工具——“装置范式”论与“技术调节”论对手机进行经验描述与分析,试图在现象学技术哲学视域下揭示手机的本质。现象学技术哲学所构造的人与世界的关系性维度是认识手机本质的研究起点,在此种意向性关系中,手机并非是美国技术哲学家伯格曼所说的“装置”,取消了人对现实的“参与”,而是作为一种“技术调节”形塑了人类在生活世界的存在方式。人与技术不是预先给定的实体,而是在它们之间的意向性关系中相互塑造的实体。手机的使用促进了人与现实的牵连,并共塑着人在世界中如何被呈现以及世界如何呈现给他们。手机是人类与现实的居间调节,是一种由实践和经验形构的人与世界的关系。

现象学技术哲学视野下的教育技术观

现象学技术哲学在批判工程技术哲学与人文技术哲学教育技术观的基础上,提供了思考教育技术活动的第三种思路。现象学技术哲学通过"悬置"已有的教育技术观,面向教育技术实事本身,具体探讨教育技术活动中教育主体与技术之间的关系,认为教育活动中除了个体建构、社会建构之外,还有技术建构的因素,要从信息化高度重构教育技术问题,关注教育技术转移中的文化冲突。

现象学视野中的技术——伊代技术现象学评析

技术现象学是技术哲学的重要流派之一,伊代是其流派的典型代表。伊代的技术现象学包括体现关系和释义关系等四种人类与技术的基本关系,技术非中立的、放大-缩小的本质特征,工具的"意向性"能力和技术的潜在倾向性等方面。技术现象学认为,工具是人类与世界之间的居间调节者,它既是知识产生的基础,又是对所获得事物的非中立性改变。

图书馆学研究中的泛技术现象:近五年图书馆学核心期刊载文分析

本文通过对《中国图书馆学报》等10种图书馆学核心期刊近5年的载文进行统计分析,阐明目前图书馆学研究中存在以技术应用为主要特征的泛技术现象,具体分析了此现象产生的背景与成因、主要研究命题,及其存在的隐忧,并对新世纪图书馆学研究作了展望。

后现象学技术哲学视野中的手机依赖现象探析

手机依赖现象是由当代信息技术引发的一种病态社会现象,这种现象的典型特征是使用者的自主行为与不由自主的行为并存。通过在后现象学技术哲学视野中考察手机依赖现象的原因,可以发现人机之间的"具身关系"导致人的自主性肆意扩张,"解释关系"导致使用主体被隐蔽地操控,"它异关系"促逼着使用主体成为技术对象物,而"背景关系"导致使用主体丧失批判能力。要消除手机依赖现象,一方面需要使用者转变技术理念,倡导理性的使用方式;另一方面,手机功能的设计者和运营商应承担相应的伦理责任,促进人机关系和谐,保障人在手机使用中的真正自主性。

论教育的“教育—技术”存在结构及其中的延异运动——基于技术现象学观点的分析

信息时代技术对教育领域的许多方面都产生了影响和冲击,技术对教育的影响是如何发生的?教育与技术的原初关系是什么?本文借鉴技术现象学家斯蒂格勒对技术和人性结构的解读,通过对教育实践的观察与分析,提出了关于教育的"教育—技术"存在结构,并阐释了其结构内部进行的"教育"与"技术"之间的延异运动,从而为技术对教育的影响、教育的变革特质等寻求一种合理的解释。

论现象学技术哲学中的“技术实事”

现象学技术哲学应当坚持现象学的基本原则——朝向实事本身,但"技术实事"并不能简单地被当做具体的"技术物品"来看待;"技术实事"之所以被当做"技术物品"看待,原因在于人们对于意向性的理解不同;对意向性的不同理解则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即混淆了存在论和存在者两个不同的概念。

电子阅读的文化忧思——技术现象学的视角

从技术现象学视角看,阅读是媒介与人之间的一种交互性活动。具有全新技术特性的电子阅读塑造了一种新的人与媒介的相互关系,从而发展为一种全新的电子阅读文化。新技术的使用改变了人的存在状态,这些存在论意义上的改变比较突出地体现在信息超载导致的健忘症、多媒体阅读导致的心不在焉、数字拷贝和移动阅读带来的阅读消遣化和娱乐化趋势等方面。

身体、媒介及图像叙事:“带ID”式远程合影的技术现象学分析

"万物皆可带ID"是一种处于电子网络和物质空间交叉点上的行动实践。就技术与身体的关系而言,它包含了物理身体"技术缺席"和技术身体"物理到场"的双向投射逻辑,去除了实体化存在的社会优先性,改变着我们作为主体的感知和行为;而从身体和社会环境的关系来看,这一延续人类再造现实尝试的想象性合影现象,则恰恰代表了"视觉文化现代化转向"的结果,其中包含了诸如媒介与空间生成、视觉观看语法及权力隐喻、流量与情感裹挟对冲等结构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