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家电下乡补贴政策评析——兼与现金消费券方式比较

本文从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两个角度对我国目前实行的家电下乡补贴政策与直接发放现金消费券的方式进行了比较研究,得出了无论是从效率还是从公平的角度来衡量,直接向农民发放现金消费券的政策效果都优于对家电产品实施价格补贴,进而提出针对农村人口,发放现金消费券的政策建议。

不确定性因素对我国农村居民现金消费支出的影响分析

本文根据1978—2003年中国农村居民现金消费支出数据,综合考虑影响消费的主要因素来研究中国农村居民的现金消费行为。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对于影响消费支出的不确定性因素,本文不是采用某个具体变量进行近似替代,而是采用刻画不确定性的条件异方差来描述。文章的结论是农村居民现金消费支出的主要影响因素并非收入,而是利率和不确定性因素,不确定性因素在1996年后表现得尤为突出。

我国农村居民现金消费支出的ARCH效应分析

本文根据1978-2003年中国农村居民现金消费支出数据,综合考虑影响消费的主要因素来研究中国农村居民的现金消费行为。

基于互联网通道上送电子现金脱机消费交易的安全策略

在金融类电子现金脱机消费交易发生后上送到系统清算的环节上,为解决部分传统终端不具备联机能力拨号上送交易、车载终端网络信号不稳定无法上送交易、行业商户希望采用系统对接以文件方式批量上传交易等问题和情况下,为方便电子现金脱机消费交易的采集和上传,扩充交易上传方式,可通过搭建特定的互联网通道安全上送电子现金脱机消费交易。

中国农民消费与收入的关系——弗里德曼持久收入假设消费理论在中国农村的实证分析

1978年后中国农村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民已由传统体制下的消费者逐渐向市场体制下的消费者转变,虽然中国农民还不完全符合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定,但是,把收入划分为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分析收入中的这两部分的性质、作用、影响和相互关系,进而研究它们同消费的关系,这种方法和思路值得借鉴。本文采用了1980年到2001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与人均现金消费的资料,利用持久收入假设消费理论进行了实证分析。

扩大消费需求的对策分析

从制约消费需求的因素分析入手,针对制约消费需求的政策、制度、体制,提出改革建议,形成扩大消费需求的对策:改革基础教育管理体制;落实农民增收政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变现金消费方式;修订消费政策。

境外游，少带现金多用卡

“IC、IP、IQ卡，通通告诉我密码”，电影《天下无贼》中的笨贼喊出这话时，引起哄堂人笑。其实，现实中五花八门的银行卡的确让我们眼花缭乱。使用银行卡，特别是境外旅游时，多知道一些用卡的知识，不但能让旅途畅通无阻，而且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和降低费用。

我国城镇居民信息消费规模测算及特征分析

信息消费已经成为我国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是未来一段时期新的消费增长点。本文根据1995-2012年城镇居民平均每人现金消费支出情况,测算了城镇居民信息消费规模及其特征表现,并相应提出了促进信息消费的政策建议。研究发现,信息消费在现金消费支出中的比例呈现出先快速上升而后缓慢下降,并最终稳定在2 0%左右的水平上;城镇居民的边际信息消费倾向基本稳定在0.11的水平,信息消费收入弹性基本保持在0.8以上的水平,并且都逐步趋于稳定;在信息消费的组成结构中,医疗保健消费和通信消费的增长速度要远远大于文教娱乐消费的增长速度。

政府审计、公款消费与费用操纵

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政府审计对国有企业公款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政府审计介入当年及以后年度,被审计的国企控股上市公司消费性现金支出费用化率和波动性显著下降,公款消费实质性减少,公款消费计入存货的费用操纵行为显著减少,政府审计对公款消费的监督和治理职能得以证实;然而,管理层仍然可能会将消费性现金支出转入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等营业外支出科目,并且在政府审计介入之后,消费性现金支出的粘性并没有显著降低,可见政府审计并没有完全解决公款消费相关的代理问题。

无现金线上交易对乡村生活的影响分析

自"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以来,对乡村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改观,让更多的贫困人口摘掉了贫困帽子的同时,也开启了乡村生活的科技现代化之路。科技的创新发展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全新的体验,无现金的线上交易方式也为乡村发展带来了亮点,新型农民通过学习在线上交易平台进行交易或购物,丰富了乡村生活,打破了以往交易和消费的局限,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商业契机。基于此,本文在阐述无现金线上交易方式的基础上,分析无现金线上交易对乡村生活的影响。

外部监管、高管权力与在职消费

本文利用“十九大”强调“全面从严治党”、进一步开展反腐败工作为准自然实验契机,基于2016和2018年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了外部监管对企业在职消费以及费用归类操纵的影响。研究发现,“十九大”召开以后,权力较大的高管在职消费的水平明显降低,但同时国有企业将消费性支出计入销售管理费用的比例也明显降低。进一步的经济效应检验表明:在“十九大”之后,企业在职消费水平难以在接下来的年度持续降低,并且国有企业倾向于将消费性支出计入资本性支出项目中,这种费用归类操纵的现象在在职消费水平较低的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这表明“十九大”以后,国有企业可能通过费用归类操纵维持原有的在职消费水平,来规避外部监管。

现金贷消费者保护的范式转换及制度构建

现金贷是面向低收入中青年长尾人群的短期高息小额贷款。以信息义务和消费者教育为主要内容的赋权模式已难满足现金贷消费者的受保护需求是当下我国现金贷消费者保护模式由赋权模式向法律父爱主义模式转换的主因。受保护需求一为矫正认知偏差、限制不负责任的借款行为,二为规范贷款人不负责任的贷款行为,其保护逻辑为在负责任贷款和负责任借款理念的指导下,在监管法与消费者私法的互补中,在短期内通过父爱主义手段,在中长期通过行为义务和现金贷产品供给侧改革为消费者提供实质平等的缔约条件。在此保护范式转换之背景下,应通过结果规制、行为规制、产品规制和私法规制构建起规范的现金贷消费者保护体系。

美国税制改革方向:基于消费地的现金流量税

本文全面总结和分析了美国共和党政纲"更好的道路"(A Better Way)中提出的税制改革方案,对使用"基于消费地的现金流量税"(Destination-Based Cash-Flow Tax,DBCFT)代替联邦企业所得税改革方案的性质、可能性及影响进行了研究。认为,方案允许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投资在当期全额税前扣除(而非折旧抵税)、基于消费地实行"边境调整"(Border Adjustments)等,将对美国的企业投资和商品出口产生促进作用,同时也会对美国的财政收入和国际税收关系带来潜在挑战。此外,本文还对美国税制改革可能对世界经济和我国投资与税收形势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展望和剖析,提出我国的应对措施。

建国五十年，农民口袋里到底有多少钱？——从农民消费现金支出水平看我国农民负担能力

过高地估计我国大多数农民的负担能力，致使一些地方农民负担过重，使地方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关系紧张，甚至发生恶性冲突，引起社会不安定，这是当前我国农村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

CFO对CEO的权力制衡与国企费用归类操纵

"八项规定"出台以后,国企高管(特别是CEO)有动机通过费用归类操纵规避被查处的风险,如何通过公司治理降低高管的费用归类操纵行为,提高"八项规定"的实施效果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文章以2013—2016年中国国有企业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考察了CFO对CEO的权力制衡与国企费用归类操纵的关系。研究发现,CFO对CEO权力制衡显著降低了国企费用归类操纵的程度。研究结论表明,利用CFO对CEO的权力进行有效制衡,有助于减少或者抑制CFO屈从于强大的CEO权力对国企费用进行归类操纵的问题,最终提高了"八项规定"的执行效果。

外部监督与企业费用归类操纵

本文从上市国有企业消费性现金支出费用化或资本化的角度,考察了中央"八项规定"的实施效果。本文发现,"八项规定"实施后,国有企业的消费性现金支出计入当期管理和销售费用的比例显著下降,而计入本期存货科目的比例显著上升。进一步研究发现,"八项规定"之后,国企费用下降的持续性较低;同时,这种费用率下降并没有导致下一年度的公司业绩上升。这表明"八项规定"实施后,国有企业有可能通过改变消费性现金支出的会计科目归类,来部分规避"八项规定"的监管。

二维码收单业务风控要点透析

收单最初仅仅指银行卡收单业务,签约银行向商户提供本外币资金结算服务。持卡人在银行签约商户处刷卡消费,银行扣收一定比例的手续费后清算给商户。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发展,无现金消费已成为常态,传统银行卡收单业务市场份额逐渐萎缩。与此同时,二维码收单凭借高效便捷的优势渗透到经济民生的各个领域,成为各家银行的必争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