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于他郡:元《东平学玺书碑》的生命史与政治内涵

立于元代东平学宫的《东平学玺书碑》由碑阳《皇帝赐东平学玺书碑》与碑阴《玺书碑阴之记》构成。因金石志、地方志等文献仅存碑目,以致学界尚未注意到此碑的价值。碑阳上截为蒙古国书,刻至元三十一年(1294)成宗崇奉孔子诏。下截为正书,刻同年中书省签发的榜文一道。碑阴记录了立石的背景、目的、过程及撰者徐琰对诏书的认识。碑阳为管窥元代诏书、榜文原貌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材料;碑阴揭示出元廷对东平府学的特殊礼遇,此种礼遇得益于汉人世侯严实、严忠济父子的遗泽。立巨碑于大成殿前,除了将成宗兴学求才之心播告谕众,也是东平学士昭示本学享有“异于他郡”无上荣耀的宣传手段。

谈谈文书中对印章的使用

一、印章的沿革 我国在西周时已出现印玺,初作封固财、物的凭信,“玺,徙也,封物使可转徙而不可发也。印,信也,所以封物,以为信验也”。

漢代詔書用簡長度及形制補議

根據現有材料可以確認漢代的璽書和罷免三公所用的策書長爲尺一,至於其他類别的皇帝文書的長度尚不明確,其中批答臣下奏請形成的詔書可能長爲一尺。漢代詔書的書寫載體除編聯的簡册外,使用牘板(版)的普遍程度亦不容小覷。根據嶽麓秦簡《卒令丙四》的記載,皇帝文書使用尺一牘應是秦代所立之制,由此看來,以往學者推測尺一詔成立於漢文帝初年以及尺一詔中多出的一寸是用來抬高“制”字的説法恐難成立。

秦印的特点及其形成的文化背景

当今国内对古玺印的研究方兴未艾,出了许多有学术价值的成果,但也存在着不足,如对秦印的认识就是一例。目前对秦印的研究还有一个涉及全局且带实质性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这是围绕秦代官印的特点而展开的,即围绕着秦代官印为何一律采用阴文、四字及“田”界格这一划一的形式而展开的。其中对于“阴文”的形式,以往多以为是实用的缘故,即“古印文作白字 阴文,盖用以印泥”之故,这当中虽不免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有偏颇之处,还难以彻底说明问题;而于秦官印为问要取“田”界格、为何要用“四字”,历来都无人问津,今人谈到秦印时也只云其有何风格特点,往往对其形成的原因加以回避,这显然是不可取的,也暴露出在秦印认识上的某些缺陷。上述秦代官印的这些特点,它们之间是孤立的存在还是有机的结合?这是有待我们去挖掘的,这些问题若不解决,既不利于对秦印的深入探讨,也将有碍于对秦以后一些朝代印制特点的认识。

《裕公和尚道行碑》点注

《裕公和尚道行碑》点注王道旺，王汝意（翼城县博物馆）一、简介《裕公和尚道行碑》，据碑侧题记和民国十八年（１９２９年）版《翼城县志》记载，原立于翼城县旧城同颖坊东隅金仙寺内。寺毁后，明万历元年（１５７３年），邑人太守杨纬志，移置其于旧城东部高阜上的后土...

古代公文的保密制度

1我国古代公文的保密制度最早可追溯到夏朝.据史书记载,太史令将'图法'(即国家的重要典志、档案)'宫藏',这表明,夏朝史官已经开始对公文进行收藏、保管,注意公文的保密. 商朝更加注重文书档案的收藏与管理.设立守藏史一职,专门负责保管政府公务文书和典册,并且将甲骨公文收贮于王室的宗庙、社稷.由于这些场所都有专人严加守护,一般臣民无法进入,所以,保存于此的档案安全且不易流散和外传.……

元代回回商人与唐宋时期“蕃商”的区别

中国的回族,是元、明时期开始形成为一个人们共同体的。因此,回族商业应当视为从元代回回商人的活动开始。但是,从中国回回的来源看,尽管他们“主要的就是元时被征服投降了蒙古军并随蒙古军进入中国的‘回回氏’,”然而唐、宋时期留居于中国的波斯、大食商人(俗称“蕃商”)或是他们的后裔毕竟也是回回的组成因素之一。而且,从其经营内容、经营方式方面看,他们和元代的回回商人也有许多相似之处。这就告诉我们,从唐。

秦始皇和秦、汉帝国——兼论道家儒家和法家

战国时代是我国历史上哲学家的时代。在哲学家中,道家和儒家可并称为两大家。在当时及在后世影响最大者,则除了道儒二家外,还有法家。在当时,在各派哲学家中,法家是最后的一个学派。从这以后,哲学家的时代便告结束。

中国玺印探源

中国制用玺印的历史久远,既不是通常人所说的起源于春秋战国时代,也不是一些人所说的起源于夏商周三代,更不是某些人所说的源于古印度印章。作者根据古玉玺藏品进行考证,识其玺纽形制类同于史前文化玉雕,其玺文刻字又近似于新石器时代陶文字符,证明中国玉玺早在新石器时代已有制用,因此可说,中国玺印应起源于史前的新石器时代。

乾隆宝玺 从皇权象征到天价珍玩

宝玺就是皇帝的印章。著名文物专家朱家溍在《明清帝后宝玺》中指出:"宝玺者何?天子所佩曰玺,臣下所佩曰印。无玺书则王言无以达四海,无印章则有司之文移不能行之于所属。"乾隆是历代帝王中的著名收藏者,所收藏之物囊括领域众多。在宝玺类的收藏和制作中,乾隆更是达到了前无古人的境界。

玺符节之异同

《史记·绛侯周勃世家》:“于是(?)乃使使(?)(?)将军。” 我们在上文和以前的文章中曾提到,为防止“窃符救赵”的事件重演,自汉代起,玺书或诏书是与虎符同时使用的。但,玺书或诏书也可独立作为发兵的信物。《后汉书》卷三十一《杜诗传》:“初,禁纲尚简,但以玺书发兵,未有虎符之信。诗上疏曰:‘臣闻兵者国之凶器,圣人所惧。旧制发兵,皆以虎符,其余征调,竹使而已。符第合会,取为大信,所以明著国命,敛持威重也。间者发兵,但用玺书,或以诏令,如有奸人诈伪,无由知觉。愚以为军旅尚兴,贼虏未敛,征兵郡国,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绝奸端。’书奏,从之。

感仁兴义、树立风声:明代正统年间义民形象的塑造

明代正统年间开始推行'义民旌表'事例,激励富民捐赈,并逐渐成为本朝稳定的劝分政策。该事例自正统至万历年间屡屡举行,州县中因此产生了数量庞大的官授'义民'。其中正统年间的义民形象尤以'感仁兴义'著称,成为后世劝分者追慕推崇的榜样。这既是以官府为主导的国家权力与意识形态刻意引导的结果,又体现了义民群体主动争取、以确立有利自身及其家族形象的持续努力。义民形象的塑造过程也体现出明前期社会中官民互动、义利交织的复杂情态。

练习9 文言文阅读(1)

(一)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1〜5题。遣使者奉玺书、印绶、安车、驷马迎龚胜,即拜为师友祭酒。使者与郡太守、县长吏、三老、官属、行义、诸生千人以上入胜里致诏。使者欲令胜起迎,久立门外。胜称病笃,为床室中户西、南牖下,东首加朝服拖绅。使麦仗玺书秦印绶内安东奥马进谓胜旦圣朝表索妄君制作未定待君为政墨阅所欲施行以安海内。

篆刻艺术未来

篆刻是一种在方寸之间充满无限乐趣的艺术。现在不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许多人喜爱篆刻并擅长篆刻。篆刻也就是治印,而印又称印鉥、印章或印玺。印的起源可追溯到相当久远。《左传》曰:“季武子取卞,使公冶问,玺书追而与之”(襄公二十九年)。这是最早见之于文字的用印史实记载。玺书是加盖印章密封的朝廷公文。现在所知的印章最早是春秋时代。战国时期,遗留下来的印就较多了。当初这些印的用途如何呢?原来,它是君王授与大臣们政治或军事实权的标志。而拥有这项权力的人,又用它来签署命令及官府间的来往公文。在此,印的作用既是权力的象征,也是取得信任的体现。战国之后,印的使用逐渐扩大到商业活动。

一衣带水

衣带,衣服带子。一衣带水,比喻长江狭窄象一条衣服带子。这个成语出自《南史·陈本纪》。隋文帝要渡江灭陈,统一全国,他打的旗号是诛暴安民。他对仆射高颎说:'我为百姓父母,岂可限一衣带水不拯之乎?'后多用一衣带水比喻一水相隔的近邻。【原文】后主愈骄,不虞外难。

《容斋随笔》选读 汉武留意郡守

汉武帝天资高明,政自己出,故辅相之任,不甚择人,若但使之奉行文书而已。其于除用郡守,尤所留意。庄助为会稽太守,数年不闻问,赐书曰:"君厌承明之庐,怀故土,出为郡吏。间者,阔焉久不闻问。"吾丘寿王为东郡都尉,上以寿王为都尉,不复置太守,诏赐玺书曰:"子在朕前之时,知略辐凑,及至连十余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职事并废,盗贼从横,甚不称在前时,何也?"

明朝与日本的“贸易”真相(一)

明朝与日本的贸易关系,在历史中一直掩盖着一层迷雾,既有关于朝贡的介绍,也有关于倭寇的描述。从明初的羁縻政策,到后来的罢市政策,再到后来的倭寇之乱,中日之间彼时的贸易关系几经转折,其实始终没有正常化。明初：先天不足的外交开端明太祖立国之初,鉴于倭寇在山东海滨郡县＂掠民男女＂,于洪武二年（1369年）派杨载出使日本,赐日本国王玺书,要求各安其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