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 a来珠江广州段水环境污染特征演变及驱动机制研究

基于1977—2020年珠江广州段水环境质量监测数据,以溶解氧(Dissolved Oxygen,DO)质量浓度、氨氮(NH_(4)^(+))质量浓度和5 d生化需氧量(Five-day Biochemical Oxygen Demand,BOD_(5))为主要研究指标,分析40 a来珠江广州段水环境质量演变趋势、关联特点及影响因素。采用ArcGIS空间渲染技术展现1980—2020年主要水质指标时空分布状况,再现珠江广州段水环境质量由恶化到改善过程;运用Mann-Kendall(M-K)非参数秩次检验,分析鸦岗、猎德和莲花山3个重点断面主要因子长时间尺度变化趋势。结果显示:40 a来珠江广州段主要水环境指标呈“先恶化后改善”趋势。DO质量浓度总体呈波动态势,趋势性不明显(Z=0.425,p> 0.5),NH_(4)^(+)质量浓度呈极显著下降趋势(Z=-3.179,p<0.01),BOD_(5)虽呈极显著上升趋势(Z=2.747,p<0.01),但总体质量浓度不高。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探讨主要水质因子的内联特点和潜在同源性,揭示污水处理能力的提升与DO质量浓度改善及NH_(4)^(+)质量浓度削减呈显著线性正相关关系;采用主成分分析(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PCA)和偏相关分析法,初步解析了重点断面影响DO质量浓度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和驱动机制。结果显示:上游DO质量浓度主要受硝化耗氧和有机耗氧过程影响,中游主要受有机耗氧和硝化耗氧过程影响,下游则主要受硝化耗氧和有机耗氧过程影响。研究为下阶段广州市深入打好水污染防治攻坚战,巩固现有治理成果,实现珠江广州段向优良水体提升转变提供了理论和数据支持。

珠江广州段水体、沉积物及底栖生物中的多氯联苯

对珠江广州江段水体、沉积物及底栖生物体内多氯联苯有机污染物进行了初步的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广州江段7个样点水体中多氯联苯类有机污染物平均含量为2.3ng/L,各点含量无显著差异;沉积物中多氯联苯类有机污染物平均含量为31.52g/kg,各点有显著差异,其中以广州江段南航道y03样点最高,达65.31g/kg;底栖生物体内多氯联苯含量平均为181.77g/kg,其中也以y03样点最高,达317.37g/kg.多氯联苯在水体、沉积物及生物体3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富集和放大作用.

以浮游藻类的种群组成评价珠江广州段水质情况

2002年3月对珠江广州段(广氮码头、车陂砂石场、北帝沙河段)3个采样点的浮游藻类种群组成进行调查,经鉴定统计共有浮游藻类574种,总个体数为108298个,分别隶属于裸藻门、绿藻门、蓝藻门、硅藻门、金藻门.采用Lloyd—Ghelardi的均匀度指数对水质进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均匀度指数车陂砂石场(e=0.5)>北帝沙(e=0.4774)>广氮码头(e=0.3240).珠江广州段(广氮码头至北帝沙河段)水质基本上是属于β-中污带,含油废水污染比较突出.

珠江广州段水体抗生素的复合污染特征及其生态风险

抗生素被广泛用于人和动物的疾病治疗,使用后未完全吸收的抗生素随污水大量进入环境,其环境行为和生态效应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珠江广州段流经珠三角经济发达区域,受到广州市生活污水及周边养殖废水污染。为了解珠江广州段抗生素污染状况,有必要系统监测其水体抗生素的污染水平,评价其生态风险,为珠江流域抗生素的管理和风险防控提供数据支撑。在2015年12月的枯水期和2016年4月的丰水期,对珠江广州段13个采样断面中41种抗生素化合物的含量水平和空间分布进行了研究,并对抗生素的生态风险进行了评价。枯水期检出18种抗生素化合物,含量范围为ND^642 ng?L^(-1),以脱水红霉素含量最高,其中有11种抗生素检出率达到100%;丰水期检出20种抗生素化合物,有9种抗生素检出率为100%,含量范围为ND^703 ng?L^(-1),以氧氟沙星含量最高。上游河段中抗生素化合物的质量浓度较低,城区人口密集区对应的水体中质量浓度较高,而石井河、猎德涌、沙河涌等市区河涌质量浓度最高。对其中13个检出的抗生素化合物进行生态风险评价,结果表明珠江广州段水体单个抗生素以脱水红霉素、罗红霉素和氧氟沙星生态风险较高,其中,脱水红霉素尤其显著。枯水期珠江广州段水体大多数监测断面脱水红霉素的风险商值大于1,其中,石井河口最高,达到6.23。总抗生素加和风险商值普遍较高,最高达到10.6,大部分断面总抗生素风险商属于高风险范围,需采取措施控制水体环境抗生素污染。

珠江广州段水污染特征时空变化的探讨

珠江广州段位于珠江三角洲河口区，属典型的不规则半日混合潮影响河段。该河段从连接流溪河老鸦岗开始，分西、南、前、后等航道穿过繁华的广州市区，直至狮子洋，包括了近二十条大小不均但又相互沟通的直河段，全长约80公里。实际上，珠江广州段是一个感潮网河系，由于潮流、径流、风暴潮等自然因素和沿岸建设，航道疏浚等人为因素的影响，水情变化相当复杂，又由于广州作为我国华南地区最繁荣。

用浮游藻类种群法评价珠江水域广州段水质

2002年3月至2003年7月对珠江广州段七个采样点的浮游藻类种群组成进行调查,经鉴定统计共有浮游藻类574种,总个体数为224485个,分别隶属于裸藻门、绿藻门、蓝藻门、硅藻门、金藻门。采用Lloyd-Ghelardi的均匀度指数对水质进行的评价。

1985-2010年珠江广州城区段水环境质量演化研究

水环境质量的评价对判断水体的污染状况、程度和成因有着重要意义,并为水资源管理、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水污染控制提供决策依据.以广州市环境质量报告和统计年鉴数据为基础,利用单因子指数法和水质污染综合指数法,对1985-2010年间的珠江广州城区段的水环境质量演化状况进行了长时间序列的研究.结果表明:1)珠江广州城区段的水环境质量大致经历了水体污染-污染加剧-水质波动-逐步改善几个阶段.严重污染状况大致出现在1990-2005年,其中2000-2005年为波动阶段.波动阶段大量城市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密集开展,2005年之后水质状况出现较大改善;2)珠江广州城区段水污染以石油类和有机污染为主,氨氮污染最为严重,2005年其浓度为3.25 mg/L,超过Ⅲ类水体标准的300%以上;3)生活源污染是广州水质变化的主要因素.氨氮的超标主要源自生活污水的排放,这跟区域内人口规模、居民生活方式及畜禽水产养殖等氨氮排放有关.未来珠江广州城区段水环境治理在巩固工业源污染治理的同时,须加强生活污染的治理.

珠江何以复清流——珠江广州河段整治必须突破几个重点难点问题

珠江,既是广州市包括流动人口在内近540万人的饮用水源地,又是广州市城区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纳污河段。近几年来,难以估量的污水和垃圾日复一日地涌向珠江,使水资源污染日益扩散,导致水质性缺水危机步步逼近,极大地威胁着羊城人的生活条件和广州市的经济发展。为解决珠江越来越严重的污染问题,《南方日报》向全社会发出了强烈呼吁:全民行动,拯救珠江!近一段时间,广大群众积极参与讨论,众多的专家学者纷纷献计献策,广州市政府制定“近期珠江环境卫生整治方案”,首期工程已于今年7月中旬动工。整治珠江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是一场攻坚战,必须抓住几个重点难点问题进行突破,才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广州市人工湖及河涌在城市生态建设中的作用探讨

前言 广州市濒临南海紧依珠江，位于珠江三角洲的网河区，珠江广州段为潮感河流，潮汐类型属不规则混合半日潮。市内共有4座人工湖，231条河涌，913km长。按防洪排涝功能分类，可分为四类：

广佛地铁试验段开工

珠江三角洲城际快速轨道交通广州至佛山段工程，即广佛两地市民俗称的“广佛地铁”10月11日拉开建设序幕，位于起点站的佛山市魁奇路站试验段工程正式开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宣布广佛线开工，并启动开工按钮。

微波消解-ICP-AES/ICP-MS测定沉积物中23种元素的方法研究及应用

建立了一种硝酸-氢氟酸-硼酸微波消解沉积物、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ICP-AES)联合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ICP-MS)测定沉积物中23种元素(Al、Fe、K、Mg、Na、Ca、Ti、P、Ba、Mn、V、Sr、Zn、Cu、Cr、Ni、Co、Pb、U、Mo、Tl、Cd和Ag)含量的分析方法.样品经该方法消解后无需蒸干、离心、过滤等操作,既简化了操作,又提高了实验准确性.多次采用该方法消解并测定加拿大标准物质MESS-3,测定值与标准值吻合,重现性和稳定性好.用该方法对珠江广州段某站点沉积柱中元素进行分析测定,结果显示Zn、Cu、Pb和Cr的含量都远高于同区域其他研究结果,与污水处理厂污泥中重金属的含量相近,推测这些重金属主要来源于污水处理厂污泥.采用地质积累指数法对重金属的污染程度进行评价,结果表明,污染最严重的元素是Cd和Ag,其次是Cu和Zn,重金属元素污染程度顺序是Cd>Ag>Cu>Zn>Pb>Mo>Cr>Ni>U>Co>V>Tl>Fe.

两会观点：将抗生素纳入环境监测目标

3月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珠江广州段和深圳河存在较严重的抗生素污染，除阿莫西林外，其他抗生素在枯季和洪季均有检出。”这是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刘昕对水体中抗生素污染物的调研结果，滥用抗生素带来的环境污染隐患不容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