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英学士”诗歌活动考论

“珠英学士”因大型类书《三教珠英》的修撰而得名。在近四年中,“珠英学士”于修书之余,“日夕谈论,赋诗聚会”,客观上造成了一个唱和赋诗、研讨诗艺的大好机会,从而形成初唐后期规模最大的一个宫廷诗人群体。作为一部当代诗选,《珠英学士集》是研究初唐宫廷诗坛状况与诗风流变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通过“珠英学士”诗歌活动和《珠英学士集》的考察,会使我们对诗歌声律化进程与初唐宫廷诗风流变获得一些新的认识。

武周时代的类书编纂者群体及其影响--以“珠英学士”为中心

武周时代大型类书《三教珠英》的编纂是隋唐时期官修类书编纂潮流的延续与高潮。《三教珠英》的编纂者多被称为"珠英学士","珠英学士"群体除了张昌宗外,更有李峤、徐彦伯、张说、徐坚、刘知几、崔湜等四十余人,至唐中宗、唐玄宗时代,诸学士仍然活跃于政坛、文坛。对于《三教珠英》的编纂,史书皆言"二张"无才学,盛赞张说、徐坚之功,以今度之,有因人废事、锦上添花之嫌,不应过分夸大张说、徐坚之功,亦不应抹杀李峤、徐彦伯、沈佺期、宋之问、阎朝隐、王无竞等诸人之劳。诸学士在编纂《三教珠英》之外,还共同编修过《唐史》《则天皇后实录》等,甚至于集体参与到义净大师的译经活动中。受《三教珠英》之影响,诸学士多编纂有与类书渊源颇深的私修典籍,如《李峤杂咏》《燕公事对》,甚至于《初学记》之编纂,也受到了《三教珠英》的影响。总之,《三教珠英》的编纂是武则天时代极其重要的一项文化工程,是拥护武则天的一群文人学士的集体成果,"珠英学士"群体影响巨大,引领了时代风气、学术潮流。

敦煌写本《珠英学士集》异文的类型与特征

将敦煌写本《珠英学士集》与四库全书本《全唐诗》详细比勘,将异文归纳出校勘性异文、用字类异文和修辞类异文三种类型。通过辨析校勘性异文和用字类异文,进而把握敦煌写本《珠英学士集》的文本形态及形成原因。通过辨析修辞类异文,得出敦煌写本《珠英学士集》四库全书本《全唐诗》来源于不同祖本的结论。

唐代弘文馆的他调:“珠英学士”制度构建及其文人群体

"珠英学士"之实自《三教珠英》修纂之时便已存在,而其真正定名应当是《三教珠英》定名之后。"珠英学士"构建与两项制度密切相关:一是文馆学士制度;二是奉宸府的设置。由于珠英学士设立时的特殊背景,珠英学士具有文学性、政治性的双重属性。因此,珠英学士群体亦可分为以权力为中心的群体和以文学文化为中心的群体。但两者并不是完全分割的群体。《三教珠英》的编纂工作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平台,可以将自己的文学资本转化为政治资本。

《三教珠英》的编撰特点及其对文学思想之影响

《三教珠英》是编撰于武周时期的一部大型官修类书,该书内容并无太多创新,编撰人员大多为文学之士,编撰过程呈现出游戏化倾向。这些特点在一定程度上是武则天晚年出现的享乐意识、游戏心态在图书编撰上的曲折反映。在这种心态下,编撰工程普遍缺少严肃的使命感和浓郁的学术气,一大批专门化的文学之士聚集一堂,有更多时间可以“日夕谈论,赋诗聚会”,客观上为学士们的文学创新和理论探讨提供了更为宽松的环境。李峤、崔融等人的诗歌理论及《珠英集》中出现的创新特征当与这部类书的编撰有密切关系。

论律诗定型于初唐诸学士

本文首先对律诗定型于沈家的传统说法进行分析，指出其存在的问题。进而通过对初唐诗人今存作品声律情况的考察和统计，揭示了律体的定型者是初唐的一批珠英学士、修文馆学士。接着经过对初唐的学士制度、学士的具体成员以及他们的诗歌创作活动的稽考、研究，找出了学士们之所以能够完成律体定型任务的原因，并进一步对律体定型的渐进过程作了探索。最后还剖析了唐人把律诗的定型者说成是沈宋的缘由。

《河岳英灵集》的诗歌批评方法及其意义

文学院卢燕新副教授发表的《殷瑶（河岳英灵集）的诗歌批评方法及其意义》（《文学评论》2016年第5期）一文认为：《河岳英灵集》不仅仅选诗，还采用选诗与品评结合的方式，叙评诗人生平、品评诗人诗风、评析诗篇诗句，扩大了诗选本的功能，使该集凸显出《玉台新咏》《珠英学士集》《国秀集》等选本所不具备的诗歌批评特征。殷瑶在选本前撰写《叙》《论》，有效的构建其诗歌选本批评理论、诗歌声律理论、诗歌史理论以及诗歌鉴赏与接受理论，使《河岳英灵集》具有强烈的诗歌批评理论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