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马异同评》研究三题

《班马异同》是南宋倪思所撰,宋末元初刘辰翁评语与之合刻,题为《班马异同评》。此书有明嘉靖十六年李元阳刻本和明万历韩敬序刻本两种版本系统。《班马异同评》通过比较《史记》《汉书》两书对应的篇目,考其字句异同,以观二书得失,从而创造出一种新兴的史书研究体例与模式。刘辰翁的点评有三个倾向:一是十分注重文学特征,尤其注重字词的评析;二是关注《史记》《汉书》二书的句法、文法等写作特点;三是能够运用评价小说的方法来点评历史人物。

《班马异同评》刘辰翁三条评语考述

《班马异同评》嘉靖本和万历本所收刘辰翁评语并不相同。万历本新增加的3条评语,并不是刘辰翁本人的评语。这3条评语来自明朱之蕃汇辑、汤宾尹校正的《百大家评注〈史记〉》。结合《班马异同评》万历本的刊刻情况和刻者韩敬的生平,发现韩敬在校定时,无意中将宋濂、王世贞、邹德溥的3条评语误置于刘辰翁评语中,以致以讹传讹。

论刘辰翁“尚奇”的评点特色——以《班马异同评》之张良评语为中心的考察

“尚奇”是刘辰翁诗文最鲜明的特色和成就。在“尚奇”的文学批评态度下,刘辰翁在点评《班马异同》时,表现出阐释《史记》“爱奇”文学风格的评点倾向,而最能彰显刘辰翁这种评点风格的,当属对张良的评语。张良一生极富传奇性,又是第一谋臣,事迹无数,太史公以“奇”字著张良,刘辰翁亦以“奇”字品留候,相得益彰。刘辰翁“尚奇”的评点特色既来自于其诗学思想,又和时代及他本人的遭际与个性有关。

《班马异同》及其评点的史学价值

《史记》与《汉书》的对比研究,是中国古代史学史上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南宋时,倪思撰写的《班马异同》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明确以《史记》《汉书》内容差异展开的《史》《汉》对比研究专书,该书及其所附元人刘辰翁所作评点一般被称为《班马异同评》,其在撰述旨趣、研究对象、对比方法等方面显现出明显的特点,在“史记学”“汉书学”中占有不可忽视的位置。

《史汉异同补评》的版本及体例

凌稚隆《史汉异同补评》基于刘辰翁《班马异同评》成书。经考察,《史汉异同补评》以李元阳嘉靖刻本《班马异同评》为底本。《史汉异同补评》大体上延续了《班马异同评》的体例,某些评点篇目略有变化。因凌稚隆出版家的身份,是书字体、版面、勾画标记等方面都有了长足进步,美观大方,整洁舒朗,便于读者查阅、比照。《史汉异同补评》主要是刘辰翁和凌稚隆评语的合刻本,兼收其他学者的评语,其成书过程较为复杂,也因此构成了其特殊的评点文本形态。

从史职的变迁解读“班马优劣”论

文章在全面爬梳历代班马优劣论的基础上,从史官文化发展的大背景出发,根据史的原始意义,结合先秦两汉史官职务的演变来探讨班马优劣,试图为这个传统课题提供一个新的考察视角。

论《项羽本纪》的悲剧性

关于《史记》一书的悲剧特色,前人早有零星沦述。刘禹锡在《上杜司徒书》中曾说《史记》是“司马子长之深悲”,刘熙载在《艺概》中也说《史记》“悲世之意多,而愤世之意少”,刘鹗在《老戏游记序》中更说《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