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国家荣誉制度的法治逻辑与价值意蕴

国家荣誉制度是一项重要的宪法制度,是宪法规定的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荣誉制度是在社会发展历程中生成和发展起来的制度安排,不仅是表达国家意志的重要手段,也是引导和激励社会成员积极投身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方法,更是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工具,因而国家荣誉制度具有政治性、权威性、规范性、引导性等重要特征。现代社会中的国家荣誉制度是一个多层次、宽领域的制度规范体系,其以法治为基础,通过特定的生成逻辑和所体现的价值意蕴实现了对国家核心价值观的弘扬和国家认同的建构。推进国家荣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使其更加符合国情和实践需要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围绕“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的重要部署安排,国家荣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需要坚持宪法精神,以构建国家荣誉制度法律体系为重点,推进国家荣誉的评选、授予、管理的法治化,从而更好地发挥其精神引领和典型示范作用。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党内法规制度效能提升研究

党的二十大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入推进”作为未来五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主要目标任务之一。新征程上,必须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党内法规制度“作为一种政党制度”,是由中国共产党权威机关所制定的“专门规章制度”,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的一种内部正式规范”,最能体现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突出的制度优势。当前,要把坚持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作为提升治理效能的正确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提升治理效能的价值旨归,以政党治理制度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方略,以彰显中国政党制度的国际话语权作为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目标。

教育、科技、人才合力支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双重逻辑、理论内核与实践路向

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的科学论断既是对历史逻辑的总结,也是对现实逻辑的回应,更是依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形成的战略部署。为确保教育、科技、人才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明确党对教育、科技、人才的战略定位,深化教育、科技、人才领域体制机制改革,推进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和创新驱动发展三大战略协同发展,促动教育、科技、人才合力支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倍增效应尽快显现。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媒体融合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系统工程,需要分阶段分领域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构成领域。媒体深度融合发展背后有显著的国家治理逻辑驱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则内在地嵌有媒体融合逻辑需求。媒体融合实现媒体与社会和国家同构助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则是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保障。媒体深度融合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逻辑耦合,既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更赋能国家治理现代化,推动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进而塑造中国式现代化的合法性认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宗教事务治理简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宗教工作定位上提出了宗教工作具有特殊重要性,在本质上提出了宗教工作的本质是群众工作,在方向上提出了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在方式上提出了坚持以“导”的态度对待宗教,在路径上提出了坚持以法治方式推进宗教工作等一系列重要论断,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新境界,丰富和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为新时代宗教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理论和方针政策,是推进宗教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的重要标志。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及进展监测

从治理效能角度出发,构建一套全面、科学且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建6个一级指标、21个二级指标和53个三级指标组成。同时,依据政府官方文件、学者预测结果和趋势预测设定2035年的目标值,测算全国2013—2021年的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进展程度。研究发现,2021年我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指数达63.65,距离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已进程过半。此外,通过贡献分析发现在2013—2015年、2017—2019年和2019—2021年间,政治指标在所有指标中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贡献度最高。

马克思正义观融入国家治理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命题。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要坚持马克思的正义观引领,不断完善制度体系、提升制度效能。马克思的正义观不但实现了对历史上既有正义理论的继承与超越,而且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具体来看,马克思正义观坚持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立场,不但蕴含着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价值批判,而且对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批判与建设的双重价值,最终旨归于共产主义社会。将马克思正义观融入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国家治理现代化坚定社会主义道路与方向、紧扣时代和历史进程,并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正义批判与建设功能的相统一。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路径研究

在当前的社会发展中,高校是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主战场,思想政治教育是主要的开展形式。而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党对我国目前现代化建设经验的高度总结和对世界治理趋势的准确把握,是现阶段我国发展的时代主题。在此背景下,从教育理念、教育方式、教学内容、师资力量、环境建设等方向入手,对高校思政教育进行相应的改革,对于推进高校思政教育现代化发展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要论述探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系统阐述了新时代为什么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什么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重大问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制度达到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走向深入、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内涵主要包括核心内涵上的制度之治论、建设内容上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结合论、建设路径上的守正创新方法论、实施步骤上的“三步走”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要义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与时俱进地完善发展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提高制度执行力和治理能力。

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政党作用——以战后日本为例

在战后复兴、经济高速增长和改革转型的各个发展时期,日本政党尤其是自民党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在强调政党治理取向的基础上,本文从日本特殊的政官关系的分析视角出发,着重探讨了日本政党政治的发展特点,特别是在1955年体制和2001年体制下日本政党政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不同模式。在此过程中,日本出现了从自民党一党独大长期执政到多党联合执政,从官僚主导到政治主导,从执政党-政府的二元体制到执政党-政府的一元化与行政集权,从政官合作到政官冲突的重大转变。这些重要变化明显反映了日本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不同模式特征及其对国家治理绩效的显著影响。

论坚持走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因应历史和时代变化,走出的一条成功的现代化道路。国家治理现代化既是其重要内容,也是确保现代化顺利展开的重要支持。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实践探索和对优秀传统治理智慧经验创造性转化的有机结合,以人民为中心是其鲜明特征。整体方法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走向成功的重要条件,确保了中国式治理现代化不断释放制度效能。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抓好重点领域中重要关系的调整改革,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整体水平。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家治理逻辑进路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维度和重要内容。立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与世界现代化新态势,依循“因时而进、因事而化、因势而为”的逻辑进路,在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度耦合中治理问题和挑战得以妥善解决和应对,中国式现代化也得以推进拓展并形成科学严密、特色鲜明的系统特征。具体表现为,党和人民在历史和现实的有机统一中,标定中国国家治理发展新方向,明确治理制度体系建立健全新要求,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根基;在目标引导与问题导向的辩证统一中,破解全领域治理难题,提升国家治理整体效能,增强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动力;在本土化与国际化的一体发展中,全面打造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优越性,凸显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贡献人类文明进步的中国智慧。中国式现代化彰显出自身的科学性、自主性、创新性、系统性,展现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图景,为后发国家摆脱现代化困境提供了新的启示借鉴。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应急社会动员能力研究——基于超大型城市应急管理“十四五”规划的政策文本分析

以动员及引导社会力量为核心的社会动员能力,不仅是实现既定管理目标的手段,更是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维度和重要体现。在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中,如何形成政府主导下的应急管理社会动员组织体系,对于区域内社会动员要素的随时调动、即时整合以及打通应急管理社会动员全过程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基于相关政策文本,结合实践调研情况进行分析,提出了我国应急社会动员能力的建设路径,即政府统筹协调推进应急法规建设和应急宣传教育,提升社会各主体的应急安全素养,培育形成社会协同应急文化;利用数字技术平台在应急状态下有效整合人、财、物和信息等社会资源形成协同合力,共同参与应急管理的全周期和全过程。

毛泽东思想对中国国家现代化的深远意义

本文以政治学学科理论为基础,从国家现代化视角作为切入点,从国家现代化进程角度全面分析1921年至今的中国共产党革命、执政的百年历史,总结各个历史阶段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对中国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意义。突出论述毛泽东思想对今天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出所奠定的深厚基础和重要的历史意义。

国家治理现代化风险规制:算法中立原则的祛魅与调适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衡量基准可以聚焦于制度、实践、主体三个层面,即治理制度不断完善、治理实践趋向智能、治理主体能力提升。以算法技术为核心的智能技术渗透到包含国家治理在内的各个领域,推动治理理念创新和治理流程再造。依据技术中立原则,在实际应用中普遍认可算法中立原则,认为算法本身无价值判断及偏向。在功能、价值、责任及应用维度审思算法中立原则,其存在实践上的失偏和理论上的欠缺。信奉这一原则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有利于国家治理、算法技术优化制度、精准实践、解放主体;另一方面国家治理必然暗含一定程度的技术风险,可能导致制度欠缺、实践失偏、能力减弱等不良后果。应跨越算法中立原则,针对国家治理的需求与目标,在人、法律与技术三个层面设计特定框架对算法进行规制,消除算法赋能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技术隐忧。从算法中立转向“算法向善”,使算法“向善”原则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善治”本质相契合。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数字治理的价值偏离与纠偏

数字技术全面融入国家治理,驱动着国家治理模式向数字治理变革。数字治理已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不同于工业时代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路,数字治理携带着信息技术的基因和禀赋,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交织着国家对数字治理价值取向的不断调整与反思。由于数字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以及人类应用技术时的有限理性,数字技术运用如果违背治理初衷与价值追求,可能引发新的治理危机。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明确数字治理的价值导向,是实现数字善治的前提。数字治理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数字权力观,倡导平等公平的数字权利观,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数字秩序观,树立安全与发展并重的数字安全观,以更好地回应数字时代的治理需求。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党内法规建设的功能呈现与实践进路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党内法规建设的功能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政党治理、政党—国家—社会关系这三种不同类型理论而产生和发展。它既表现为首先作用于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通过规范党的建设、强化党的领导、推进依规治党,以间接影响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又体现在关系国家治理理念、体系、能力、方式等相关要素的改变,直接作用和影响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考量党内法规建设的实践进路,要重点关注三个逻辑视角:一是以全面依法治国视角为实践导向,把保持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互动作为党内法规建设的实践要求;二是以党政关系视角为原则导向,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作为党内法规建设的根本原则;三是以自身视角为规律导向,把更新观念、认识定位、立足根本作为党内法规建设的基本规律。

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功能定位及实现路径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能够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提供价值指引和实践路向,具体体现在引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方向、蕴含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丰富内容、打造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想武器、培育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生动力等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政治引领、整合协调、教育服务、创新创造等功能,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效用。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研究进展及未来趋势——基于CiteSpace的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研究进展沿着发文量趋势、科研合作与热点预测三个维度展开。本文应用文献计量法和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以2013-2023年中国知网收录的866篇篇名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期刊文献为分析样本,全面梳理了其发展脉络。研究发现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受政策发布的影响,整体呈“冷热交替”的发展态势;从研究力量来看,内部合作机制初现,但合作次数较少、合作主题特定,尚未建立学术共同体;目前仍有治理效能、制度优势、制度与共同富裕四个关键词未停止突变。展望未来,既要避免围绕政策出台蹭热点式的研究发生,也要聚焦科研合作,形成作者集群模式,更要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客观认识和分析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路。

国家治理现代化下的基层自治组织犯罪治理的职能演进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犯罪治理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立场、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格局、基层化解矛盾的治理场域。在犯罪治理变革中,基层自治组织的充分参与,既是适应犯罪现象内部结构变化的趋势,亦是契合“国家·社会”双本位的犯罪治理模式,还是基于基础自治组织先天优势的考量。因此,可以从三个方向演进基层自治组织的犯罪治理职能,即强化犯罪预防职能、提高在刑事和解中的地位、搭建社区矫正的协调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