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邪王氏与南朝文学关系考论

永嘉南渡后,北人南迁,江南地区迅速发展成为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南朝文学以其艳丽的内容、精工的艺术技巧引领着当时文学发展的方向。琅邪王氏文人借助本家族在书法、音乐等文化艺术方面的优势,敏锐发现并积极实践一些新的文学创作方法,如在诗歌中积极践行声律理论,在散文和辞赋创作中追求唯美化。琅邪王氏文人的文学创作,不仅符合南朝文学新变的发展方向,也极大地推动了文学自觉的进程。

略论东晋时期琅邪王氏与佛教文化

中古世家大族与佛教自有一种相互紧密之关联,在东晋时期达到政治顶峰的琅邪王氏家族即较早地接受了佛学思想,并将佛教文化纳入到自己的家族文化体系中,他们的做法直接或间接地扩大了佛学在士族阶层的影响。西晋末,即有王氏受佛教影响而遁入空门。东晋初期,善于玄谈的王氏诸多人物又同借助玄学而发展佛学理论的众多名僧交往密切。到东晋中后期,随着佛学理论的日益精深而系统,这一时期的王氏更热衷于探讨佛学义理,对佛教更为崇信。他们的做法扩大了佛学在士族阶层的影响,并对王氏家族的思想文化产生了广泛影响。

略论晋宋之际琅邪王氏家族代表人物的政治倾向

东晋立国过程中,王导、王敦等人贡献卓著,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琅邪王氏家族成为权势门第。东晋中期以后,琅邪王氏的这一地位有所下降,其子孙相继投靠门阀士族中的军事权势人物,甚至帮助桓温、桓玄父子谋篡。晋宋之际,以刘裕为代表的出自寒门的武将势力崛起,在击败门阀士族的军事力量后,逐步夺取统治权,这对于传统高门士族而言,其门第意识与文化观念受到了严峻的冲击和挑战。与那些轻视刘裕,或对寒门阶层及其政权持观望态度的众多士族人物相比,琅邪王氏代表人物则大多主动依附刘裕,积极参预其新王朝的创立活动,其中王谧、王弘、王昙首、王华等人最具代表性,他们也因此获得刘宋统治者的重用。对于琅邪王氏家族而言,在晋宋革命的关键时刻,其家族又恢复到权势门第的显赫地位,并在南朝得以长期维系。琅邪王氏子弟在晋宋之际社会变革中的政治抉择,体现出其家族崇尚实务的门风特征。

东晋南朝时期庐江何氏与琅邪王氏婚媾交游考——从一个侧面看庐江何氏门第与地位得以维系之原因

东晋南朝时期,士族社会不同家族往往世代通婚,交往密切。庐江何氏家族本为兴起于魏晋之际的"小族",及至东晋南朝,其家族门第不断上升,一个重要的因素便在于世代与琅邪王氏家族通婚和交往,得到了王氏权势人物的提携。特别是东晋王导扶持何充,使其位列宰辅,奠定了其家族门第的基础。萧齐时代,王俭对何氏家族人物多有表彰与提携。当然,这种家族间的通婚与交游,何氏代表人物也有帮助王氏的事例,从而影响到王氏家族的发展。

论东晋南朝时期琅邪王氏之家风与家学

琅邪王氏是两晋南朝时期最兴盛的世家大族。以“与时推迁”为突出特色的家风 ,使其家族在频繁的王朝更迭中少受冲击。其家族文化尤重礼法制度 ,在宗族内讲求孝友 ,于国家则擅长朝仪典制。在文化思想方面又注重广泛的包容性 ,使其家族能够长时间充满活力 。

一部优秀的家族文化史——读姚晓菲《两晋南朝琅邪王氏家族文化研究》感想

《两晋南朝琅邪王氏家族文化研究》是一部在许多方面都有所突破的家族文化史著作。它把文化研究与"地域研究"、"家族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揭示了一个传统家族文化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家风家学。琅邪王氏开放性的心态和思想,文化上的包容,儒、玄兼宗,道、释兼容,极大地促进了王氏家族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略论南朝时期琅邪王氏与佛教文化之关系

南朝时期,佛教摆脱了玄学的附庸地位而获得充分发展,佛学更深刻地渗透到中国文化之中,成为当时上层社会主流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南朝社会地位最高、影响最大的侨寓文化世族之一的琅邪王氏,遵循家族崇佛的传统,广泛地结交名僧,积极参与佛学义理的讨论,甚而以其文人特有的优势,通过文学作品宣扬佛教,在推进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东晋中宗、显宗前后之琅邪王氏政治

东晋中宗、显宗前后，是琅邪王氏政治最为强盛的时期。由于琅邪王司马睿与琅邪王氏之间具有长期的政治合作以及伦常婚姻方面的特殊关系，加之“八王之乱”后王导协同司马睿渡江并帮助其在江左建立东晋王朝，帮司马氏与琅邪王氏之间“契同友执”的私人情谊与“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关系得以进一步确立。但由于王敦之乱以及琅邪王氏之权遇超常，由此也引起朝廷以及其他士族群体对琅邪王氏政治的猜忌与不满。鉴于此，朝廷以及其他士族群体与琅邪王氏之间的矛盾与斗争，也便成为此时期琅邪王氏政治中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而实际上这种矛盾与斗争也是促成琅邪王氏政治自晋成帝以后逐渐趋向衰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中古时代琅邪王氏之天师道信仰及其影响

琅邪王氏受滨海地域文化之熏习,世代信仰天师道。特别是东晋时期,王羲之父子崇信道术,与著名道士许迈、杜子恭等往来,重服食养生,在家中设修道之静室。其家族还与其他天师道世家联姻。天师道信仰对琅邪王氏家族文化影响较深,诸如书法、医药和文学等方面都有天师道影响的痕迹。

琅邪王氏书法艺术论

作为两晋南朝最大的文艺世家,琅邪王氏在书法方面具有极高造诣。其书家之多,成就之高,可谓书法史上的奇迹。他们对这一时期书法艺术的繁荣与发展做出很大贡献。他们在书法上取得如此高的成就乃是内外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六朝琅邪王氏家族文学传统论略

文学是六朝门阀士族家学的重要内容。本文重点探讨琅邪王氏家族在六朝时期的文学传统,对王氏子侄在两晋南朝的文学创作情形作了概括性梳理介绍,并阐释其创作在山水文学的发展、诗文声律的探索及推动南北文风融合等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而尚文的社会风气及尚学的家族教育是王氏家族文学传统世代延续的根本原因。

东晋南朝望族辞赋创作研究——谈琅邪王氏之辞赋

东晋南朝望族琅邪王氏作家大多博学能文、多才多艺,善于运用辞赋的形式表现作家的艺术体验;受家族文化传统的影响,不少作家具有主动献赋、润色鸿业的赋颂意识;琅邪王氏辞赋创作具有渐趋整炼、益事妍华、丽而不淫的发展趋向。琅邪王氏的辞赋创作显示出东晋南朝时期望族心目中对辞赋文学正宗地位的重视及对辞赋文学唯美之风的追求。

《兰亭集序》与琅邪王氏

魏晋第一大族琅邪王氏除了在经济、政治上拥有特权外,还通过主导文化来发挥其影响力。东晋时期,琅邪王氏经常参与或组织的上巳文人雅会,在士族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这是王羲之组织兰亭集会的家族文化背景。《兰亭集序》由乐而悲的感伤基调,既与魏晋文人雅会的传统主题有关,也与琅邪王氏家族的衰落和王羲之坎坷的仕途经历有关。

六朝世族社会特征的微观考察——以琅邪王氏为例

六朝世族问题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对其政治特征等问题的研究尤其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而对社会特征的探讨却相对薄弱或有许多深层问题尚未解决。本文即以当时最具代表性的世族琅邪王氏为例,探讨几个具有特殊意义的问题。

东晋南朝佛教对琅邪王氏文学创作的影响

东晋南朝时期 ,琅邪王氏众多家族成员都崇佛 ,佛教对其文学创作从思想到题材、风格 ,从诗歌到辞赋、散文等多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影响 ,产生了不少优秀作品。但总的来说 ,其时佛教文学尚处于发展阶段 ,尚不够成熟 ,像后世那种抒发对佛理深刻体悟并能与写景咏物浑融无迹的作品还较少见。

东晋门阀政治的形成——以琅邪王氏为中心的考察

琅邪王氏兄弟与司马睿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同舟共济,建立了江左的东晋政权,开启“王与马,共天下”之局面。经过王敦之乱的较量,这种士族与皇权共天下之局面,被双方共同接受,终于形成东晋一朝门阀政治的格局。

永嘉乱后琅邪王氏家族对齐鲁文化的传承

永嘉乱后琅邪王氏家族追随司马睿南下,积极兴建新朝,恢复儒学,促进南北文化融合,成为东晋立国的主要支柱。在两晋之际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该族群将鲁文化中崇儒守礼、务实重功和齐文化中因俗而变的传统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不仅使其家族门第高显,冠冕不绝,保存并延续了齐鲁文化,同时也促进了齐鲁文化与中原、荆楚等地域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共同发展了江南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产生深远影响。

魏晋时期琅邪王氏崛起原因初探

魏晋时期,琅邪王氏凭借其深厚的儒学根基和重孝悌的门风而博得最高统治者的赏识,以多玄学清谈名士而为时人所宗,再加上他们善于趋福避祸,在乱世中保全家族利益,这一切使得琅邪王氏家族在士族形成的关键时刻迅速崛起,成功地晋身于高门士族的行列,为琅邪王氏日后数百年的辉煌奠定了基础。

琅邪王氏族谱的修撰

西晋太康八年,奉皇帝旨意,崔琳最早修撰琅邪王氏谱。咸和九年,王导全面修订王氏谱。两晋时期尚有其他若干次修订,已不可考。贞观六年至万岁登封元年,唐代官修王氏谱。北宋徽宗朝琅邪王氏后裔王缙私撰王氏谱牒。明嘉靖丁酉年,王轼修《琅邪王氏宗谱》。明天启二年,韩昌箕修撰《王谢世家谱》。另外,明代尚有王应斗修《新安瑯琊王氏统宗世谱》、清代有王以镜修《开闽忠懿王氏族谱》。

汉晋之际江南艺术世家的形成及特色——以琅邪王氏、陈郡谢氏为视域

汉晋之际是艺术极度繁荣的时期,这一时期的艺术摆脱了对政治、社会的依附,获得了独立的地位,展现出独立的精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永嘉南渡后,东晋门阀政治确立,庄园经济的发展,人的觉醒,艺术的自觉,使得魏晋名士成为最早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人,这都推动着江南艺术世家的形成,琅邪王氏、陈郡谢氏是其典型代表。汉晋之际江南艺术世家有着鲜明的特色,其家族成员具有多元化和个性化的艺术才能,秉承家族式的艺术传承方式,深受道家美学思想的影响,不仅山水审美意识贯穿着艺术实践的始终,而且接受了道家的人生哲学,以"恬淡"、"清和"的心境来面对社会和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