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事厅”就是“织造署”

江宁织造系由江宁织造署、江宁织造府和江宁织造局三部分组成。康熙二十三年《江南通志》上之"江南省城之图"和乾隆元年《江南通志》上之"江宁省城图"上标在"总督部院"正南的"理事厅"即"江宁织造署",标在正西之"织造府""原系操江衙门"即"提督军门",亦即乾隆十六年《上元县志》上所说的"笔帖式署"。标在东南的"进御机房"即"江宁织造局"亦即"汉府机房"。同治《上江两县志》"国朝省城图"标在淮清桥东北的"理事厅"系"乾隆三十三年,织造舒(文)买淮清桥民房改建织造衙署"的新织造署。而"续添"之"理事同知署"不在淮清桥东北而在奇望街盐道署旁即今秦淮区第一中心小学所在,与"理事厅"无涉。曹玺的遗孀孙氏,曹寅及其妻李氏,曹颙之遗孀马氏,以及曹頫都居住在江宁织造署之"萱瑞堂"中,晚生的曹雪芹自然也出生并生活在江宁织造署中。

“理事厅”是“江宁织造署”吗？--再论江宁织造府、织造署的称谓问题

南京大行宫是清代江宁织造府(署)的所在,这里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出生地。一直以来,对此处究竟是织造署还是织造府存有争议。辩论双方是持"府署分开说"的严中先生和持"府署一体说"的吴新雷先生,直至今日,这一问题仍没有定论。本文通过对南京地方志中相关材料的梳理,以及对清代职官制度的介绍,论证了"府署分开说"的立论依据是错误的,理事厅不是江宁织造署,而是理事同知衙门,江宁织造府和江宁织造署是同一个地方两种不同的称谓。

基于多元文化的历史街区更新与改造的思考——以开封理事厅街区为例

随着社会发展加速,原有街区从生活到住宅到文化整个圈子已经被打乱,开封理事厅街区是饱经沧桑、历经几千年历史沉淀发展而来的街区,其中所包含的文化传统、宗教文化,历史足迹都应该给予关注并进行保护,整合开封理事厅多元文化历史街区的有效途径为历史街区更新与改造,使该区历史积淀、民族风俗展示、宗教的文化、传统文化延续等特征得到延续,其更新与改造过程不能是完全脱离这些特征且盲目进行规划设计,协调好多元文化建筑在一定程度上风貌统一,与现代建设相结合达到保护的目的又能可持续发展,充分考虑居民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规划要求,有效确立街区多元建筑更新与改造的发展方向和现有实施措施,协调新城区和历史街区、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关系。

清代东北厅制的形成过程

清代东北厅制作为边疆地区设厅的一种典型案例,其发展过程大体可分为草创期、理事期、抚民期、新政期四个阶段。草创期的东北各厅从分驻地方的同知、通判脱胎而来,逐渐确定以驻防区为基础,管理其上的民人、民地;理事期内东北各厅主官均为理事同知、通判,代将军、驻防兼理一定范围内刑名钱粮事务,但受到来自当地驻防的节制;抚民期内各厅改为从属民人管理体系,日益独立于驻防,发展程度高的厅甚至改设为府、州、县;新政期内各厅设治频繁、制度趋同,在新政的安排下成为一种政区分等的手段。清代东北厅制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态与政区不完全相同,各省发展情况亦先后有别,但总体上遵循相似的发展脉络,因之在形成与演变中具备相当的地域性特征。

从理事到抚民:清代归绥地区厅制变迁新探

清代在郡县与藩部之间的圈层过渡地带常常通过设置“厅”的方式进行治理,山西与内蒙古交界的归绥地区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清朝对这一蒙汉杂处地带的治理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探索过程,可分为理事、分辖、统合、兼辖、抚民、建省等六个阶段,厅制亦因应形势而变迁,生动展现了郡县制是如何逐步向边疆拓展的。这一过程并非直线式的,它受到国家整体行政制度的约束,也受到区域社会历史进程的影响。厅制应被放在具体时空环境中理解其不同时期的样态。

“汴京灯笼张”:灯笼文化传承百年

在古城开封的理事厅街西头,有一座百年院落,张家七代人在这里制作彩灯。两百年前,这是一家名叫“敬文斋”的灯笼店铺,是“汴京灯笼张”的花灯研究基地。如今,这里成了一座私人展览馆——“汴京灯笼张”彩灯展览馆。“我们没有把祖宅变成商业性场所,而是把它做成一座免费对公众开放的展览馆,就是希望把传统技艺做成一种文化。”“汴京灯笼张”第七代传人、展览馆的掌门人张俊涛说。

把直读法引入“集中识字”教学

我是河南开封市理事厅街小学语文教师,从1981年开始搞“集中识字”实验,到现在已有12年了。“集中识字”强调利用汉字本身的规律来学习汉字,主要的方法是“基本字带字”。比如学会了基本字“且”,可以带出“组、祖、宜”等一串字。“集中识字”比较偏重字形的教学,不能很好解决字音教学的问题,而字音教学又是非常重要的。形声字在整个汉字中占了大约百分之八十,但由于语音的变化,很多形声字已经不能靠声旁确定它的读音了。

古韵多伦

多伦,旧称"多伦淖尔"(蒙语意为7个湖泊),县城驻地多伦淖尔镇旧称"喇嘛庙"。据《口北三厅志》记载,多伦在历史上既是旅蒙商聚集的"漠南商埠",又是兵家必争的军事重镇。清代设置口北三厅,在多伦县设多伦淖尔宣抚理事厅,城内人口曾达17万。

清代厅制再探——以新疆为例的考察

清代新疆厅制并非自甘肃"移植"。新疆设厅有两个显著的高潮时期,一为统一初期的乾隆朝,一为再经收复的光绪朝,所设之厅多数为政区厅,少数为非政区厅。大量的政区厅被改置为其他形式的政区,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过渡性。建省前,各厅同通实缺、要缺、满缺居多,自建省起全系实缺,仍是要缺居多,但不再限定族属,各族兼用。新疆诸厅对于全面认识清代厅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从厅制在新疆的实践来看,那些不享有完整、独立、排他的治权的厅也是一种特殊的政区厅,直隶厅全部隶属于道,未出现直隶于布政司的案例,而且其隶属关系还可能有两部《会典》并未记载的情况,这些都反映出清代厅制的复杂性。

古城开封的天路历程——天主教在开封

在明代,著名的西洋人利玛窦神父为了寻找一支迁徙到开封的犹太 人,派遣教士前往开封,这掀开了天主教在开封传教的序幕。明末战 乱后,天主教一度退出开封,直至晚清鸦片战争,天主教与开封才重 新有了联系。今日开封,存留下许多天主教的建筑与故事,或明或灭 的历史印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