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理会制裁决议的成员国报告制度的困境及应对

安理会制裁决议的成员国报告制度乃确保联合国成员国落实制裁决议的监测措施,它要求成员国定期向安理会呈递来文,报告本国执行安理会制裁决议的情况。安理会下设的制裁委员会负责法律判断,专家小组负责事实认定。实践中,由于制裁委员会强政治性、专家小组弱司法性的矛盾未能消解,政治干预、制约缺位、标准不一等问题始终存在,最终导致成员国报告制度深陷低效性和独立性的双重困境,直接影响制裁监测的效率。切实提高成员国报告制度与制裁效率,须通过规范重构、统一报告评估准则才能达成。

安理会气候变化与安全辩论:共识、分歧及其逻辑

联合国安理会内气候变化与安全的辩论已经持续十几年之久,但是这些辩论并未达成有关气候变化与安全的普遍性决议。既有的研究文献大多利用安全化理论来描述和解释这个过程,但是缺乏解释力和叙事的完整性。安全化理论的一个重要局限是忽视安全化进程中听众的能动性,因此无法对安理会气候变化与安全辩论的整个进程和结果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作者建立了一个新的比较分析框架,据此对这些辩论的逐字会议记录进行了较为完整的分析,并提出辩论中其实存在着两种话语实践,代表着对气候变化的安全风险和应对途径的两种认知和逻辑,而不仅仅是安全化的途径和逻辑。从政策的角度看,安理会内气候变化与安全辩论虽然存在有限的共识,但面临着巨大的认知差异、话语竞争和逻辑分歧,通过具有约束力的普遍性决议的政治可行性较低,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基础的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机制是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最具权威性、合法性、普遍性和专业性的治理安排。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仅应维护该机制的主渠道地位,也应在安理会气候变化与安全辩论中发挥更大作用。

从联大决议看安理会改革中的否决权问题——以联大第76/262号决议为例

联合国安理会的大国否决权机制自确立至今,已持续运转70余年,它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一定问题。国际社会要求对联合国安理会进行改革的呼声长期存在,其中否决权机制常被列为改革的首要问题。近期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使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具有的“一票否决权”再度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2022年4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第76/262号决议,规定一旦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使否决权,将自动触发联大召开会议的机制。尽管决议并未从实质上阻止五常对否决权的行使,但新增的联大辩论程序将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使否决权时所面临的外部约束和国际道义压力。在中美竞争加剧和俄美欧关系紧张的当下,联大第76/262号决议会对五常分别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

联合国决议的国际造法功能:基于大会和安理会的两极视角

联合国是当今世界最具普遍性和权威性的国际组织,其以治理者和造法者的双重角色推动了国际法治的发展,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对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实践的历史考察表明,两者在不同时代背景和功能领域中具有不同的造法特性,其造法机制特别是造法主体、决策和程序的差异,使联合国决议造法呈现出两极化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关系组织化过程中权力政治与民主政治的发展态势,并揭示了国际法主体与价值变革对国际组织决议法源性质的深刻影响。以国际法治为目标,联合国决议的国际造法功能取决于其制度约束和权力衡平,也受符合国际法基本价值的造法理念和国家意志协调的影响。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不仅可以为联合国决议造法提供价值指引,更应承担起大国责任,通过联合国推动国际法治建设,使全球治理体系朝更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联合国安理会介入全球气候治理的国际法审视——气候安全公开辩论视角

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迄今为止,联合国安理会召集了七次气候安全公开辩论,这些公开辩论既是对当前全球气候治理的回应,又是适应新情势的结果。全球气候治理危机、安全概念扩张、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争夺等多重因素的叠加,促使联合国安理会召集气候安全公开辩论。联合国安理会气候安全公开辩论影响深远,应当辩证地看待全球气候治理安全化趋势及其深度政治化。虽然联合国安理会气候安全公开辩论提供了探寻改进当前全球气候治理的新思路,但是联合国安理会介入全球气候治理缺乏国际法基础。依据《联合国宪章》第24、25条规定,一旦全球气候安全风险发生,联合国安理会介入全球气候安全治理则具有国际法上的正当性。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造法介入全球气候安全治理,可以维护国际气候变化法的权威性和强化国际气候变化法的约束力。

海平面上升缘何成了安理会议题?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联大主席克勒希近日在安理会就海平面上升问题举行的公开辩论上共同指出,安理会应发挥关键作用,应对海平面上升对全球安全构成的毁灭性挑战。

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及其发展趋势

作为典型的开放系统的联合国安理会,其改革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其实质性改革受到它原有权力结构与外界环境因素的制约。根据2004年12月联合国名人小组改革报告和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于2005年3月向第59届联大提交的改革报告中关于否决权、扩充安理会两方案和侯选国标准三个问题的有关内容,以及现任常任理事国、主要候选国、中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性大国对报告的几项建议的态度,安理会进行第二次正式调整具有可行性。

试论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的法律规制

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是联合国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一种武力强制措施的实施方式,由于制度性不足,在实践中出现了很多问题,甚至异化为霸权主义的工具。授权使用武力是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需要,为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联合国应该将之作为集体安全制度改革中的重要内容,并就其法律依据、目的、效力范围、接受授权国家的权限、实施的保障措施等实体和程序性规则作出具体规定。

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程序与决策——以对日本的影响为中心

随着60届联大的闭幕,围绕着扩大安理会进行的一系列论战也告一段落。但是由此引发的各种问题,如联合国的发展方向、安理会的作用以及联合国改革的未来影响等都值得去重新思考。在这些问题中,安理会的扩大、加入的程序、成员国的资格等也都需要再继续认真研究。对于所有国家来说,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涉及程序性的问题,也涉及策略性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就无法实现“常任梦”。从这种意义上说,日本“争常”的思想与行为对于深入研究联合国改革及其影响具有典型意义。

对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几点思考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现有成员组成是二战结束时国际权力结构的缩影。随着冷战结束、全球化发展,新兴大国崛起,国际权力发生了重大变迁,但这种变迁没有达致改变现有国际权力结构、变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组成的地步。在条件未成熟时突击变动联合国核心权力结构,改变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成员组成,可能导致联合国重蹈国联覆辙,或安理会分帮结派,使联合国出现分裂倾向。

联合国安理会制度有效性的考察

国际制度的有效性是衡量国际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塑造和影响国际行为的一种尺度。从制度的功能到制度效果的研究轨迹,通过对2000-2005年期间联合国安理会所处理议题的分析,利用设定的评估方法,考察联合国安理会职能运行情况,可以得出结论:联合国安理会作为一种国际制度,它目前职能的发挥是复杂的,在预防冲突和解决冲突性的议题中安理会的职能无法得到充分发挥,制度有效性较差,而在冲突后的和平建设和全球性议题上安理会相对可以发挥比较充分的作用。

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联盟博弈分析

在联合国拥有自己的发言权是所有新兴经济大国的期望,发展中国家亦是如此。早在1991年,日本便首次提出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呼吁安理会改革,至今呼声依旧,但结果屡战屡败。究其原因包括政治、历史、外交等各个方面,撇开上述因素,本文首次从经济学角度出发,通过合作博弈中一点解的方法,构建联盟博弈,分别计算局中人的shapley值,分析以不同的方案增加常任理事国席位后对现有常任理事国以及非常任理事国权力的影响,从而得出相对较佳的方案。此外,本文通过数值的比较分析发现,增加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一主流方案,并不能够解决当前常任理事国与非常任理事国之间权力差异过大这一主要矛盾。

联合国安理会决议造法的国际法思考

随着所应对的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的日益复杂,联合国安理会开始在决议中创设具有普遍性的新的国际法规则,即决议造法。基于《联合国宪章》中部分规定的"隐含的授权",以及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客观需要,安理会既有的决议造法实践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应当得到肯定。但是,由于安理会决议造法本身与国际法基本制度相悖,并且,国际法院亦无法通过司法审查对其进行必要的制约,因此,安理会决议造法并不得任意地进行,而应当受到严格的限制。

国际法院对安理会的司法审查权刍议——以国际组织宪政为视角

国际社会对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通过的一些决议和采取的行动是否超越《联合国宪章》赋予的权限存在争议,安理会的一些决议和行动被认为超越了其执行职能而行使了决议造法职能,安理会的行动体越来越现出"自组织性"特征,面临合法性的质疑。西方国际法学学者则持坚决主张对国际法院对安理会的司法审查权,以加强对安理会行动的制衡。对安理会决议进行司法审查的必要性还表现在安理会决议不能违背国际法。安理会和国际法院的关系问题是联合国的宪政问题,是否引入司法审查关系到联合国的未来发展。目前学者关于建立国际法院对安理会司法审查权有关路径的建议均需对联合国制度进行重大改革。

后冷战时代的美国霸权与国际安全机制——以安理会和北约为例

机制霸权是美国霸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进入后冷战时代美国对这种形式的霸权的倚重呈日益增强趋势。本文从国际机制与美国霸权的关系的角度入手 ,对美国加强机制霸权的原因和战略意图进行了探讨 ,并以联合国安理会和北约为例 ,分析了美国对待现存国际安全机制的不同态度和政策及其所依据的标准和原则。最后 ,文章还从宏观上对美国机制霸权的前景进行了预测。

再论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国际法性质

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国际法性质及其地位在国际法上不明确,学界存在较大争议。有的学者认为决议不是法律;而有的学者认为有些决议是新的国际法规则。为了使安理会决议发挥更有效的作用,我们应从决议的法律效力来源、具体内容和国家对决议的实践行动等方面分析其国际法性质。安理会依《联合国宪章》通过的一般决议属于"内部规章制度",仅对安理会的内部机构具有法律拘束力,并具有促进功能和执行功能。安理会通过的特别决议属于"实施细则",其中的软法性措辞条款是任意性规则,只对安理会的内部机构具有法律拘束力;其中的国际义务条款是强制性规则,对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具有法律拘束力,还具有造法功能。

论日本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问题

为实现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目标 ,日本进行了多方努力 ,积极参加联合国名义下的各种活动 ,推动联合国改革 ,积极做各成员国的工作 ,但困难和阻力仍不小。日本能否实现其既定目标 ,既取决于自身的条件 ,更取决于他国特别是亚洲国家的信任程度和世界形势尤其是大国关系的发展变化。

印度的全球治理观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梦

进入21世纪之后,全球治理思潮与运动的兴起为印度争取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提供了新的理由。印度的全球治理观和参与全球治理的行为所具有的特色在印度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活动中显露无遗。这也成为印度争取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至今未能成功的原因之一。印度自身具有"入常"的许多有利条件。印度在"争常"过程中不仅需要提高其综合国力,而且需要提高其全社会对全球治理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