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关中理学与文学

明清理学与文学的论争主要基于世道人心与文学表达方式能否实现"传道"的功能以及传道应该借助的途径和手段。明代关中士人,诸如李梦阳和康海等人尽管以诗文见长,但都是在理学环境浸润下成长起来的士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和传统持有相同观点。清初关中士人基于家国情怀,具有强烈的遗民情结,他们出于对世道人心的焦虑,大都对文学中非理学的成分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

伦理学与文学研究

在“理论”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伦理学在众多主要理论家那里都饱受质疑和批评。以保罗·德曼通敌丑闻的曝光为契机，茌多种思想动因的合力下，伦理学重新回到了人文学术的议事日程之上。但是，当代伦理学本身的内在悖论和争议纷纭决定了这种回归绝不是简单地回到自由人文主义的道德批评传统。借助伦理学与文学的对话和互动，我们有望克服因相互隔绝而给两个学科带来的弊端。

《心理学与文学》和《白鲸》的互文性解读

荣格在《心理学与文学》一书中提到,麦尔维尔的《白鲸》是美国小说中最了不起的作品。通过对《心理学与文学》和《白鲸》进行互文性解读可以发现,荣格提出的许多理论都可以在《白鲸》中得到验证。麦尔维尔《白鲸》对人类精神危机的探讨是作品文学价值的集中体现。《白鲸》中隐晦的心理描写给读者留下了极大的阐释空间,符合荣格在艺术创作中所倡导的幻觉模式。《白鲸》处处弥漫着神秘主义色彩,人类自古对自然的向往以及强烈的征服欲等集体无意识在作品中得到了呈现。《白鲸》中的核心人物埃哈伯身上体现了荣格提出的人格面具、阴影、自性等原型模式。

“创伤—治疗”原型与新文学文本细读——评王文胜《新文学的创伤心理学研究》

王文胜《新文学的创伤心理学研究》(江苏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选取"创伤心理学"视角,对新文学作家、作品进行了研读,提出了诸多新见。文学与心理学之界限,殊难区分,弗洛伊德常把文学作品作为心理分析文本。荣格在《心理学与文学》中表述得更为明确:"就艺术作品而言,我们必须考察的是一种复杂的心理活动的产物--这种产物带有明显的意图和自觉的形式;而就艺术家来说,我们研究的则是心理结构本身"。①在荣格这里,心理学与文学研究对象几可互换。

南宋理学与文学之关系反思——评《南宋理学与文学:以理学派别为考察中心》

理学产生于两宋时期,是儒家思想宗教化与唯心化的产物。到了南宋时期,理学得到了统治阶级的充分认可,成为治人治世的思想主导。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学创作与文论思想必然会受到理学的影响。探讨南宋理学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是做出进一步反思的基础,而要获得良好探讨结果,相关人员可将《南宋理学与文学:以理学派别为考察中心》一书作为重要参考对象。

理学宗派的文学转向——南宋艾轩学派的地域诗学属性

宋代以降,江南各地文学经历凝定、转化、提升,其别具特点的地域色彩渐次形成。在特定历史时段中,理学宗派参与了地域文学的塑造,由林光朝开创的艾轩学派即是如此。从学术谱系上看,艾轩学派乃伊洛正统,却表现出独特的学术品格,"终宋之世别为源流",主要学术活动集中于莆田及周边地区。道艺双修为学派的重要特征,由此衍生艾轩诗学。从"学—诗"关系着眼,可将艾轩学派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为"诗因学成"的阶段,后期为"学因诗传"的阶段。艾轩学派成员之间联系十分紧密、持久,以莆中为中心交织起复杂的群体网络,使学派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这深刻影响了他们的诗歌写作,诗作呈现出明显的宗派性、亲族性和地域性,并促成艾轩学派与地方文化的深入交融及其与地方诗学的紧密联系。艾轩学派在莆中的生成、传衍,使莆中终宋之世保持着独特的理学环境和文学氛围;经过艾轩学派持续浸润,莆中儒学因此昌盛,"人号之为小邹鲁"。借重于艾轩学派树立为莆中儒学传统,作为宗派重要内容的艾轩诗学,地位也无形中被强化、提升,融入此方诗学传统,泽惠深远。

宋代理学诗学会通研究的基本层面

从20世纪80年代迄今40年来,宋代理学诗学的会通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相关论著大体可分为四类:宏观研究、个案研究、专题研究以及相关研究中的涉及性研究。这些成果,或探究理学与文学理论之关联,或寻绎文学作品中的理学因子,或关注理学家的文学活动,多有创获,学术价值毋庸赘言,但也暴露出一些缺陷与不足,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

宋代台州地域文学创作研究

台州籍文人左纬和陈克在宋徽宗朝享有全国性声誉,标志着台州地域文学的真正兴起。南宋初南渡士大夫和官僚们多寄居此地,带动了当地文学创作。台州文人的成长既得益于外来文人的带动,更受益于与周边地区(特别是温州)的文化交流。淳熙以后,台州本土成长起来的文人群体已经出现,并成永嘉文派后期的传承主体。台州地域文学处于理学与文学交融的最前端,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

在波德莱尔的咒语下

一荣格在一篇论心理学与文学的关系的文章里,有一段话也许会让诗人受宠若惊,或恍然大悟,或半信半疑,视乎每个诗人对诗歌的体认而定:“人类文化开创以来,智者、救星和救世主的原型意象就埋藏和蛰伏在人们的无意识中,一旦时代发生脱节,人类社会陷入严重的谬误,它就被重新唤醒。每当人们误人歧途……每当意识生活明显地具有片面性和某种虚伪倾向的时候,它们就被激活—甚至不妨说是‘本能地’被激活—并显现于人们的梦境和艺术家及先知们的幻象中,这样也就恢复了这一时代的心理平衡。诗人的作品以这种方式,迎合了他生活在其中的社会的精神需要。正因为如此,对他来说他的作品就比他个人的命运更意义重大,而不管他本人是否意识到这一点。”